对提线木偶的表演说“不”｜七日书之二

在意识形态教育中长大，年幼任人摆布时，会对“表演”有好奇心，若是老师家长再来几句夸赞，则更倾尽全力配合表演。很多同龄人回想起来，真的有相信“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成”的童年，这个谎言的破产过程应该也是个渐进过程，伴随着课本上董存瑞、邱少云、雷锋之类逐个反转，最初的那个谎言已经完全消散了。同代人的孩子长大也戴上之前的红领巾上学后，记得朋友对乱丢红领巾的儿子说：把这脏东西拿走！

但幼年那段时间确实被安排着做了很多无意识的“意识形态”表演。例如进学校鼓号队，为各种意识形态的仪式排练演出，一度作为全校不多选中的一员而自得。代表学校参加CCP历史知识竞赛，当然随着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会发现这些知识都只是给定的标准答案，符合历史真实的很少，大多类似于“红领巾”来源的谎言。

以上是发生在尚无力说“不”的年龄，这些甚至一度成为优秀的虚荣。写下来的此时却有了羞耻感。

很多年后，当我进入报社成为记者，在当时公认的铁肩担道义的媒体机构大院里工作，跑向全国各种新闻现场。

那是个转折之年，2008年，以初生牛犊之勇成为第一批跑到汶川的记者，越野徒步50公里，此后人生也没有单次如此之大的运动量，更不用说路况艰难，最后一段被其他人称为生死之路，摸黑走过那一段内心确实充满恐惧。诸多不易这里也无需赘述，只是对于前几年的新闻训练，加上对前路危险的未可预知，以及现场对身心的震撼，都会觉得一路不管多难，选择前行是作为人的本能，更是职业的本能。听闻后来进入现场的同行，医疗队等出发前都留下遗书之类，实在觉得有点耸人听闻了。

我的荒谬点在于采访结束后。先是被迫要求写汇报材料给省领导，那是和部门主管拉锯的一夜。刚从现场回来的我，尚未来得及细细梳理自己在现场经历的撼动，甚至当时抗拒梳理，在领导的催逼下，一整夜的时间，我说他写，成为报告。在第二日省领导小范围“接见”时我把报告读出来。当时确实忘了场合，伤心处不能自已，多有泪点，以至于该领导主动鼓掌以示鼓励。

此事一出，成为报社获得“隆恩”的一大亮点，报社开始自我宣传，并将我推到宣传部所谓的地震宣讲团，参加地震后的各种表彰和巡回宣讲。这件事来得比地震本身令我不知所措。身边另有同时出发去往地震现场的同事也对此颇有不服，我是极度抗拒参加，她则对她不能参加表示不平。

在报社领导的劝解下，我参加了一次宣传部对宣讲团的封闭培训，要统一写宣讲稿，做PPT，甚至稿件会备注，某个句子后加（“此处应有掌声），动情处（“此处应落泪”）。这一次我不仅不能入戏，甚至抽离出自己对眼前发生的荒诞事件有了黑色幽默的可笑。

也是在这时，一场及时的感冒发烧，让我拖着病躯站在宣传部某领导面前请假，尚不及开口，领导已经像容嬷嬷一样嫌弃起来：“啊，感冒啦？那不能去了，不能传染我们宣讲团的团员！”我那一刻是蹦蹦跳跳离开了会场，路上还哼起了小曲儿。

这些成了我直接向领导提交辞呈的直接因素。在部门领导向上提交我的升职材料同时，我向他提交了辞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