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台灣最早的推理小說:令人百感交集的《艋舺謀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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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謀殺事件》是1898年發表於《臺灣新報》上的作品,目前為止,這是研究者找到在臺灣發表的最早一篇推理小說。它的存在,無疑揭示了臺灣推理小說史並非如80、90年代所以為的「台灣推理乃戰後才誕生」,而是早在戰前便已擁有相當寬廣且複雜的面貌。

撰文|路那(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副主任)

➤擁有寬廣面向的臺灣推理小說史

3月初接到既晴的聯繫,得知他已完成三本(さんぽん)《艋舺謀殺事件》一文的翻譯,興奮之餘,也覺得有點超現實——多年以來的期待,竟然就這樣成真了?!

為什麼如此興奮,又有著這樣的感慨呢?因為2006年我進入臺大臺文所就讀碩士班,在黃美娥老師的課程中,驚訝地發現原來臺灣戰前就有著豐富且鮮明的通俗小說傳統。這個傳統既有臺灣人在中國文化影響下固有的書寫形式,也有受西方思潮與日本殖民者夾帶而來的新舊傳統之創新,每每令人感到驚喜萬分。伴隨著對戰前臺灣文學的了解加深,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不只漢文,戰前的臺灣日文小說同樣是精彩絕倫的故事寶庫。

三本的《艋舺謀殺事件》是1898年發表於《臺灣新報》上的作品,共計連載54回,目前僅存53回。《臺灣新報》創立於1896年的臺北,是日本領台初期即創設的新式報刊。截至目前為止,這是研究者找到在臺灣發表的最早一篇推理小說——儘管當時大多數的臺灣人仍不懂日文。《艋舺謀殺事件》的預設讀者,是來到臺灣的日籍殖民者們。但它的存在,無疑揭示了臺灣推理小說史並非如80、90年代所以為的「台灣推理乃戰後才誕生」,而是早在戰前便已擁有相當寬廣且複雜的面貌。

《艋舺謀殺事件》於《臺灣新報》連載(圖源:臺灣新報)

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只有我知道呢?!此後,我便透過演講邀約,致力於臺灣戰前推理小說史的推廣。2020年《CCC創作集》的專欄邀約,與2021年臺灣文學基地的「抵達另一個謎:臺灣推理一二三」特展策劃,是較能系統性地介紹此一領域的機會。這次既晴的策劃出版,則讓我驚喜的知道,這些工作原來都沒有白費——既晴說,他是因為我的介紹認識了這些作品,才有了後續的連鎖效應。望著架上的《別進地下道》,這樣的因緣際會,實在是當年興奮讀小說的我始料未及的。

➤黎明期的作品,已出乎意料的成熟?!

《艋舺謀殺事件》的故事,講述記者花野艷雄與巡查池中光,誤打誤撞地發現龍山寺池中漂浮著的屍體,進而展開一系列偵查,最終破案的故事。由今日的眼光來看,本作令人驚豔之處或許不在推理情節的設計,而在於對當時台北城的描繪。儘管詭計相對樸實,巧合之處不少,然而其形態之成熟,確實已然令人感到訝異。究其因,則須回到臺灣受日本殖民的大歷史背景。

回顧現代推理小說的型態,實奠基於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於1841年發表的〈莫爾格街凶殺案〉。這篇小說於1886年由饗庭篁村翻譯成日文,在《讀賣新聞》上連載。1889年,黑岩淚香翻譯並改寫英國作家修・康威(Hugh Conway)的作品《黑暗時日》(Dark Days,暫譯)為小說〈悽慘〉。

饗庭篁村(左)翻譯愛倫坡〈莫爾格街凶殺案〉;黑岩淚香改編修・康威《黑暗時日》(圖源:wikipedia)

這篇小說被視為「日本偵探小說之嚆矢」,由此以降,許多作家開始投入翻譯與寫作,逐步拓展了日本偵探小說之領域。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在臺灣推理小說史的初期,便已有如本篇般相當成熟的作品,因為那並不是由臺灣本地生長出來的,而是由日本直接移植過來的。是以,若想瞭解早期臺灣「本產」的推理小說,或許仍由漢文脈絡入手為佳。說起來,這樣的發展,也是臺灣戰前推理小說史相當有意思的部分呢!

儘管《艋舺謀殺事件》的類型溯源可回推至日本推理小說史的脈絡,但並不代表它就不能被視為臺灣推理小說史的重要一環。正如同日本推理小說的嚆矢是黑岩淚香譯寫的英國小說一般,臺灣推理小說的先聲是三本撰述的《艋舺謀殺事件》,也非奇特之事。推理小說,乃至於「小說」此一形式,本就是西方自工業革命以降發展出來的新型敘事型態,是以受到海外影響與傳播,亦屬尋常。

➤殖民者視角下的台灣

如前所述,今日回頭看《艋舺謀殺事件》,其引人之處或許更在於對當時台北城的書寫。小說中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到,殖民者的視角是如何觀看臺灣這塊土地與住居其上的漢人——既覺得「土人」需教化,又總是擔憂著「他們」的桀驁不馴。由於台灣人、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外觀差異不大,因此「身分之謎」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本作的核心。死者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是台灣人?身分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偵查者的判斷?小說瀰漫著此般微妙的氛圍。

「科學精神」理應與「身分」毫無關聯,於是小說最後安排「土匪頭之子」協助偵查的橋段,實則展露了殖民政府自詡與舊的清國政府之差異。然而清國果然如小說所言的不堪嗎?卻也未必。清律有傳自明律的「威逼人致死」一條,指的是「逞威以致人自殺」,譯成今日的白話文,則近乎「權勢殺人」。易言之,連人自殺的理由是什麼,清國政府也是要知道得一清二楚,若是「權勢殺人」,責任人也須服刑。那麼有人死了,會不想查個水落石出嗎?不太可能吧。

自然,查到什麼程度算水落石出,有什麼樣的偵查工具可運用,乃至於對兇手的認定等,因時代與風俗民情與今日或有相當的差異,但仍可見清國政府並非小說描述的對謀殺無動於衷。再者,殖民政府真如其所標榜的勿枉勿縱嗎?即便是親政府的《臺灣日日新報》上,亦可見到記者因政府吃案而發出的不平之鳴,顯見讀《艋舺謀殺事件》一書時,作者本身內建的政治/殖民立場,仍是讀者需審慎以待的一環。

小說中最顯著的詮釋差異,或許便在於「土匪」陳秋菊了。陳秋菊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生於1855年,卒於1922年,是今日新北市深坑(舊名文山堡烏月莊)人。清代時,他是林朝棟底下的將領。1883年的中法戰役中,他於基隆一役有功,獲四品武官,頂戴雙花藍翎,加賜都司。並曾任深坑一地的總理。

「白馬將軍」陳秋菊(圖源:wikipedia)

1894年,時逢割讓,陳秋菊奉巡撫唐景崧之令,率義勇以備邊警。乙未戰爭時,他以武力力抗日本軍。其後曾聯合其他義軍首領包圍台北城,亦曾進攻大稻埕。當時的陳秋菊騎著一匹白馬,此形象深入人心,自此以後被稱為「白馬將軍」。

這樣的形象,是不是與我們心目中的「土匪」相去甚遠呢?與其說陳秋菊是土匪,倒不如說他是不服割讓且握有軍事勢力的地方頭人。無法剿滅陳秋菊的日本政府,在兒玉源太郎上台後,改採懷柔政策。雙拳難敵四手的陳秋菊,最終在樟腦開採與製作權的優渥條件下率眾歸順,時為1897年。

由其逝世新聞中可以得知,陳秋菊在斷髮令後仍「垂辮自若,以至考終」。其至死仍留辮髮的行為,被當時的漢文部記者讚為「可以知其志之有在矣」。民族氣節之外,陳秋菊竟能違抗總督府官令——鹿港文人洪棄生為保留辮髮拒不上街,但卻遭日本官憲闖入家中強制剪去——亦可見其人的影響力。

即便兒玉源太郎成功地化干戈為玉帛,但三本顯然認為長年反抗日軍,且在臺北盆地邊緣擁有豪宅的陳秋菊,是非常適合的反派形象。這其間是否存有因陳秋菊抗日而來的舊怨,抑或單純是以殖民之眼所挑選出來的劇情需要(畢竟陳秋菊長年占據刊頭,是日人相當熟悉的台人領袖),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釐清。至於秋菊之子秋鴻,則純屬杜撰。首先,由父子名均有「秋」字來看,此一命名方式即屬日式風格。中式命名有所謂「避諱」一說,卑親屬使用尊親屬名諱自稱乃大忌,「秋鴻」這個人物,顯然不可能為真。

➤是小說,不是史料

閱讀一本書,總是不只一種方式。有類型小說式的閱讀、歷史式的閱讀、後殖民式的閱讀……觀點的發展、觀點間的相異與相斥,正是我們如何可以更深入理解文本的關鍵之鑰。然而在此也必須指出,由於《艋舺謀殺事件》係報刊連載之作,版面並非全數保留,而是有所闕漏,若以學術角度觀之,在出版時理應盡量保持原作樣貌,以確保最大程度的正確性。然而,既晴並非學術界人士,其翻譯與出版的初心,亦在於小說的故事性令人驚豔。

為了維持故事性的完整,以使極少接觸此類作品的一般讀者能有良好的閱讀體驗,既晴耗費了相當的心力修整原文章節,乃至以本身小說家的功力,為其闕漏之處補全,將小說做了相當程度的修整,以盡量靠近現代讀者的閱讀經驗。這樣的調整,其初衷是在文獻與商業性之間求取平衡,因此小說最末也附上修改細目以供參考。

儘管下了這些工夫,本書或仍不宜以純然的翻譯或嚴謹的史料考證評判,而更應以「翻譯改寫」的譯寫角度切入。無論如何,《艋舺謀殺事件》這本小說在今日終能以中文面市,仍令人相當感動——其他「不能只有我看到!」的日治時期臺灣推理故事其實還不少,期盼更多的故事如《艋舺謀殺事件》般,有再度為臺灣讀者認識的機會。●(原文於2023-07-17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艋舺謀殺事件
作者:さんぽん(三本)
譯者:既晴
出版:前衛出版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さんぽん(三本)
生平不詳,尚有刑案實錄《苗栗工友命案》(苗栗の小使殺し)連載著作。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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