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5 反抗父权和厌女文化：诺奖作家韩江与“韩女文学”

野兽按：在韩江获奖之前，没读过她的作品。最近才购读了她的《不做告别》和《素食者》。也读了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

今天在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海外文摘”栏目看到一篇综述：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韩江若是中国人，就是韩奸、卖国贼、反动文人了》，作者何与怀指出，在自由的环境中，韩国的知识分子，韩国的作家艺术家，充分发挥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为沉重的历史痛彻心扉。他们为逝去的故人、受伤的同胞、多灾多难的民族呐喊。他们直面历史创伤。韩国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避讳历史上的敏感事件，还会大书特书。关于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的作品，除韩江的小说《少年来了》外，电影电视剧等其他作品据统计就有上百部。

这种"敢言"，正是韩国文化事业繁荣昌盛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敢言"，又得到全社会的认同。10月10日韩江荣获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韩国民众纷纷表达了兴奋之情和致敬之意，没有人用"只有出卖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来把韩江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没有人给她扣上"韩奸"、"卖国贼"、"反动文人"的帽子。

文章说，中国"六四"是一个悲壮的历史篇章，跟韩国光州事件相比，它的规模更大，它的悲情更为壮烈。但是，如果说光州事件的血没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韩国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议会制度；非常不幸，中共当局走的显然是另外一条路子。所有有关"文革""六四""反右"……这些涉及中共历史错误的重大事件，不能研究，不能描写，甚至不能提及。今天中国，在思想和表达都被压抑的环境中，人文凋敝，难有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诞生。如果哪个作家今天还企图在作品中"直面历史创伤"，下场将不堪设想。 

政治创伤：东亚诸国的命运交织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诺奖作家韩江：肉体即政治所在，"记住这一切"之艰难》，作者朱宥勋认为，韩江的小说主要环绕着韩国的政治创伤与女性处境两个主题展开，光看关键词并不新奇，但她却能在大题目里精耕细作，让读者体验到深邃，而不是标签与教条。韩江的《少年来了》描写"光州事件"、《永不告别》描写"济州四·三事件"，正是回应自身与亲族的生命伤痕。

文章指出，韩江时常将韩国本身的政治创伤，放置在东亚的脉络来处理。《永不告别》更是并置了济州岛、台湾和冲绳，小说中谈论济州岛因镇压而死的三万人时说到："台湾也有三万人被杀害，冲绳是十二万人。"这些并置段落篇幅不长，但精巧展示了东亚诸国的命运交织，使这些作品既属于韩国、也不只是韩国。

女性写作：对于父权文化的反抗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反抗父权和厌女文化：诺奖作家韩江与"韩女文学"》，记者Motoko Rich指出，尽管韩江的获奖被广泛誉为韩国文化的最高成就，韩江和这些女作家所代表的却是对韩国文化的一种反抗，这种文化仍然深深根植于父权、时有厌女表现的观念。对她和其他韩国女作家来说，写作"是一种异见和反抗的形式"。

文章指出，韩江的写作灵感来自韩国历史上"人类暴力"引发的问题。她说，她说，《素食者》的一个重要元素--她对肉类消费的"负罪感"与她的家乡光州发生的大屠杀有关。在谈到《少年来了》的写作过程时，她说："我在写这本书时最常感受到的是痛苦，一种势不可挡的痛苦。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哭。"上周五，韩江的小说家父亲、84岁的韩升源告诉韩国记者，因为（乌克兰和中东）更大范围的暴力，他的女儿决定不召开新闻发布会谈论诺贝尔奖。

一

韓江若是中國人　就是韓奸、賣國賊、反動文人了

何與懷 2024年10月19日 07:00:00

2024年10月10日，瑞典學院將202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五十三歲韓國女作家韓江（한강，Han Kang），授獎理由是「她的散文充滿詩意，直面歷史創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

2007年，韓江出版長篇小說《素食者》。這部被評論家稱之為「超現實主義顛覆性小說」，書寫的是受難的女性。女主人公英惠在一場噩夢之後，決意拒絕肉食，甚至把自己當成一株植物。書中描寫她面臨家庭和社會四面八方的各種暴力，融匯了關於暴力、美、欲望、罪和救贖的種種疑問。讀者感覺，全篇行文如詩，捕捉瞬間掠過的情感，勾勒出這位女性無奈又痛苦的命運，有如一則黑暗預言。這是她第一部翻譯成英文的作品（書名The Vegetarian），讓韓江獲得國際知名度，並於2016年榮獲重要的曼布克國際文學獎，成為首位獲得此獎的亞洲作家。顯然，《素食者》是韓江非常重要的作品。 

不過，諾貝爾文學委員會成員也是瑞典著名作家帕姆（Anna-Karin Palm）女士建議，初識韓江的讀者可以先看韓江所寫的《少年來了》。她評析，這部長篇小說展現「生者與亡者總是彼此交纏，歷史創傷如何世代承襲」。韓江「強烈、抒情」的文筆撫慰了歷史暴力，「書寫非常溫柔但精准，對於喧囂的威權暴力帶來反作用力」。

我非常認同她的建議和評析。作為一個華人，我看了《少年來了》後的確感觸很深。有人認為，這部作品對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具有重大影響。這說明評委會始終堅守自己的基本準則，雖然讓很多人大感意外。

韓江這部代表作於2014年問世，2016年英文版出版，書名為「Human Acts」。該作中心人物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東浩，以他的死亡貫穿全篇，帶著讀者回到了1980年韓國光州民主運動現場。當年5月18日那一天，獨裁政府發動了大屠殺，東浩在守護市政廳的最後時刻被戒嚴部隊擊斃。全書分為六章和一個尾聲，每一章以不同人物觀點、以不同人稱視角講述故事，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少年東浩、東浩的好友正戴，以及和東浩萍水相逢的那些人，在事件當時和之後內心的所思所想。韓江也以這種獨特的敘述方式揭示了這個「光州事件」對倖存者後續的影響。她如實寫出了社會的苦痛，追求民主自由要經歷的苦痛。這是一部既悲痛又恐怖的長篇小說，散發悲傷心碎和悔恨之情——直面歷史創傷！

書中這樣描寫死亡：

我們的軀體以十字形層層交疊。有個大叔的軀體垂直疊在我的肚子上，大叔的肚子上又疊著一名陌生大哥的軀體。那個大哥的頭發落在我的臉上，他的膝蓋後方又剛好壓在我沒穿鞋的腳上。我之所以能夠看見這一切，是因為我和我的軀體緊緊黏在一起不停飄蕩的緣故。他們快步走了過來，身穿迷彩軍衣，頭戴鋼盔，手臂上別著紅十字臂章。他們以兩人為一組，開始將我們的軀體往軍用卡車丟，像是在搬運穀物袋一樣，機械性地拋擲。我為了不要和軀體失散，死命黏著我的臉頰、後腦杓，搭上了軍用卡車。詭異的是，這世界裡只有我一人，看不見其他靈魂。儘管有好多靈魂就近在咫尺，我們也無法看見、感受到彼此。可見黃泉再見這句話根本不成立。第一座堆成人塔的那些軀體最先開始腐爛，上頭爬滿了白色幼蛆。我默默看著我的臉一塊一塊腐蝕，五官已經變得模糊不清，輪廓也不再清晰可見，任何人再也辨別不出那個人是我......

書中發出這樣痛苦的拷問：

有些記憶是時間治癒不了的傷痛，不會因事隔多年而變得模糊或者遺忘，吊詭的是，時間越久反而只會剩下那些痛苦記憶，對其他回憶則逐漸麻木。世界變得越來越黑暗，就像電燈泡一顆一顆壞掉一樣。包括我自己也可能自殺，我心知肚明。現在換我想要問先生您一個問題。所以說，人類的本質其實是殘忍的，是嗎？我們的經歷並不稀奇，是嗎？我們只是活在有尊嚴的錯覺裡，隨時都有可能變成一文不值的東西，變成蟲子、野獸、膿瘡、屍水、肉塊，是嗎？羞辱、迫害、謀殺，那些都是歷史早已證明的人類本質，是嗎？ 

書中這些淋漓盡致的描寫和拷問，讓人不寒而慄，並感受到得來不易的生的自由的珍貴。

韓江之所以深入探討暴力的可怕，生命的脆弱，起因就是這個「5.18慘案」。她於1970年在光州出生，十三歲時看到父親給她的一本相冊，目睹了那場慘劇。她後來在採訪中回憶說，那本相冊成為她「對人類進行根本性質疑的秘密的契機」。寫作《少年來了》時，她在心理上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寫作過程中幾乎每天都在哭，有時寫三行文字就要哭一個小時」。她坦承，作為光州人，在光州慘案前幾個月離開光州，從此一家人都被「倖存者內疚」折磨著。韓江的文學生涯就像是在贖罪。她在義大利「馬拉帕蒂文學獎」得獎感言中說：

「這本書不是為我個人而寫，我想將這本書獻給我的感覺、存在，以及在光州民眾抗爭中不幸身亡者、倖存者，還有罹難者家屬。……最終，不是我幫了他們，而是他們幫了我。我什麼事也沒做，只是寫了一本書而已。」

當然，單單「贖罪」不會成就她。她在贖罪中昇華了。而且，她是幸運的，假如沒有那場歷史慘劇之後出現的社會巨變，她「只是寫了一本書而已」很可能都沒有可能。

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者據研究估計有600至2300名，真是相當慘烈。但是，以此為契機，民心大變了。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韓國逐步民主化。1997年，5月18日被確定為光州事件的全國紀念日，並建立了一個國家受害者公墓。調查證實了軍隊犯下各種暴行。2011年，光州起義的檔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每年5月18日這一天，韓國總統都要來光州發表講演，緬懷長眠此地的烈士們對韓國政治民主化的貢獻。

正是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下，韓國經濟蓬勃發展，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們有了思想、言論、創作自由，各種討論禁區消失，文學藝術開始井噴，文化成就輝煌。

在自由的環境中，韓國的知識份子，韓國的作家藝術家，充分發揮對社會的責任感。他們為沉重的歷史痛徹心扉。他們為逝去的故人、受傷的同胞、多災多難的民族呐喊。他們直面歷史創傷。韓國文學藝術作品，不僅不避諱歷史上的敏感事件，還會大書特書。關於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的作品，除韓江的小說《少年來了》外，電影電視劇等其他作品據統計就有上百部。 

這種「敢言」，正是韓國文化事業繁榮昌盛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而這種「敢言」，又得到全社會的認同。10月10日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韓國民眾紛紛表達了興奮之情和致敬之意，沒有人用「只有出賣祖國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句話來把韓江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沒有人給她扣上「韓奸」、「賣國賊」、「反動文人」的帽子。韓國總統尹錫悅更在第一時間便發表聲明說「這是韓國文學的偉大成就，也是舉國歡慶的時刻」。他在聲明中特別讚揚韓江女士有能力捕捉韓國近代史上的痛苦片段。

前文說了，作為一個華人，我看了《少年來了》後無限感慨。我自然想到中國的「六四」事件。

「六四」是一個悲壯的歷史篇章，跟韓國光州事件相比，它的規模更大，它的悲情更為壯烈。但是，如果說光州事件的血沒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韓國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議會制度；非常不幸，中共當局走的顯然是另外一條路子。「六四」之後經過二十多年的政治演變，竟然在中國出現了習近平這樣一個倒行逆施的獨裁專制政權。他上臺才幾個月，便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在2013年4月發出內部檔《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中辦發〔2013〕9號，簡稱9號檔），列出所謂當前中國「七條錯誤思潮和主張及活動」，要求堅決禁止。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七不講」，即：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這十幾年來，習記政權對中國民眾包括中共黨員的起碼的思想言論自由封殺越來越嚴，甚至達到非常荒唐的程度。所謂「敏感詞」層出不窮，數不勝數，中國人已經落到不能正常使用自己祖先創造的方塊字。所有有關「文革」「六四」「反右」……這些涉及中共歷史錯誤的重大事件，不能研究，不能描寫，甚至不能提及。今天中國，在思想和表達都被壓抑的環境中，人文凋敝，難有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誕生。如果哪個作家今天還企圖在作品中「直面歷史創傷」，下場將不堪設想。 

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之際，我自然也想到中國的莫言。莫言的文學風格和韓江非常不同，但在暴露黑暗上，在給人的沉重感、傷痛感方面，有些類似。莫言就說了：「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莫言以他眾多的優秀作品踐行他的宣言。

莫言也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但那是十二年前。他開始成名，更是在中共執政比較寬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而今天，他敢寫出《生死疲勞》《紅高粱》《酒國》《豐乳肥臀》《蛙》這些曾經讓他獲獎無數的作品嗎？他能嗎？即使寫出了，哪間刊物媒體膽敢發表？！哪間出版社膽敢出版？！

莫言現在是真莫言了。有人更點出：莫言之後無莫言。的確，如果文學藝術不能直面歷史創傷，不能暴露黑暗，不能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不能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那是非常蒼白的，也是非常可悲的。「一個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讓我們呼喊。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二

评论｜诺奖作家韩江：肉体即政治所在，“记住这一切”之艰难

韩江时常将韩国本身的政治创伤，放置在东亚的脉络来处理，这些作品既属于韩国、也不只是韩国。

特约撰稿人 朱宥勋 发自台北

台湾作家。有小说、散文等著作多种，最新出版有文集《他们互相伤害的时候：台湾文学百年论战》。

刊登于2024-10-14

霎时间，我明白了。我明白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不惜饿死我们、严刑拷打逼供，原来他们想要说的是：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当初在那里挥舞着国旗、齐唱着国歌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让我们来帮你们证明，现在这肮脏发臭、伤口溃烂、像野兽一样饥肠辘辘的身体，才是你们。

——韩江《少年来了》

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韩国作家韩江拿下。她不仅是韩国第一位获奖的作家，也是亚洲第一位获奖的女作家，在政治、族群与性别上都饶富意义。韩江获奖之后，她的作品在韩国书市立刻销出十多万本。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江作为获奖的女性作家，确实鼓舞了长期受到压抑的女性读者。诺奖加身之后巨大的象征资本，摇撼保守、父权的韩国社会，如此效应，几乎已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大多数时候都无力改变社会，但至少在得奖的这一天，社会能够稍微有点松动的契机。

对台湾读者而言，瑞典学院颁奖给韩江，倒是一个颇为亲切的选择。由于台湾翻译视野相对局限，每年诺奖都往往成为《补课》之机，让出版界有信心引介陌生的外国作家。不过，在韩江得奖之前，台湾已翻译有《素食者》、《少年来了》、《白》与《永不告别》四部小说，已累积了可观的读者群。今年五月，《联合文学》也恰巧策划了韩国文学爱好者的记忆法专题，其中也着力介绍韩江。可以说，这是除了2013年获奖的艾莉丝·孟若（Alice Ann Munro）之外，近年台湾读者最熟悉的新科得主了。

韩江是能调和在地与普世、议题性与人性深度的高手，能在大题目里精耕细作，让读者体验到深邃，而不是标签与教条。

诗意与东亚脉络

从风格论，韩江最鲜明的文学特征，确实是诺奖委员会指出的《诗意的笔触》[1]。抒情性强烈的《永不告别》、环绕核心意象拼贴的《白》、《素食者》里“倒立成树”的女子、《少年来了》的“寺院”诗段与末尾的“有阳光的地方”，都让我们感受到韩江作品强烈的诗质。当然，透过译本阅读的我们（这点诺奖的评审也是一样的），自然不可能百分之百与原文同步。但反过来说，这或也能证明韩江的铸词选句经得起翻译的磨损与添加，而能横跨多种语言中仍保有诗意。

而从主题论，韩江更是能调和在地与普世、议题性与人性深度的高手。她的小说主要环绕着韩国的政治创伤与女性处境两个主题展开，光看关键词并不新奇，但她却能在大题目里精耕细作，让读者体验到深邃，而不是标签与教条。韩江出身于韩国南部的全罗南道，过去百年来是韩国抗争能量最强烈的区域之一。从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历经1929年“光州学生独立运动”、1948年“济州四·三事件”与“丽水-顺天事件”，一直到1980年“光州事件”，此地群众反抗旧贵族、日本殖民与威权政府，可说是无役不与。韩江的《少年来了》描写“光州事件”、《永不告别》描写“济州四·三事件”，正是回应自身与亲族的生命伤痕。

这些并置段落篇幅不长，但精巧展示了东亚诸国的命运交织，使这些作品既属于韩国、也不只是韩国。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会看见许多共同的线索，能作为理解韩江的钥匙。比如说，韩江时常将韩国本身的政治创伤，放置在东亚的脉络来处理。在《少年来了》中，镇压最凶狠的军人，是打过越战、自我夸耀“杀过共产党”的老兵，因而对光州事件中的“小共产党”毫无怜恴之心；而《永不告别》里的纪录片导演、也是济州岛人仁善，在拍摄自己的创伤经验之前，先去拍摄了越战幸存者的影片。甚至不直接涉及政治主题的《素食者》里，对女主角英惠动粗的父亲，也是越战老兵。

《永不告别》更是并置了济州岛、台湾和冲绳，当仁善对叙事者诉说济州岛因镇压而死的三万人时，说到：“台湾也有三万人被杀害，冲绳是十二万人。”冲绳指的应是死于美军登陆战的人数，台湾则应是指“二二八事件”——济州岛屠杀起因的“三一节开火事件”，正是“二二八事件”私烟查缉的后两日，时间与性质极为类似，确实可以一比。 这些并置段落篇幅不长，但精巧展示了东亚诸国的命运交织，使这些作品既属于韩国、也不只是韩国。

肉体即政治：一切屠杀与救赎的舞台

另一贯穿韩江作品的核心，便是对肉体的处理。对韩江而言，肉体即是政治之所在，一切屠杀与救赎的舞台。这同样说来不新奇，但是韩江就是能以情节和意象，磨锐读者的敏感度。在《永不告别》里，仁善的断指与庆荷在风雪里前行，都是强烈的政治隐喻，指涉了“记住这一切”的艰难。

无论是“要医治断指，就须让缝合部位不能结痂，要继续出血”，还是“我又想起仁善的母亲在学校操场上看过的尸体，我放松了抱着膝盖的手臂，擦拭鼻梁和眼皮上的积雪。他们脸上的积雪，和现在沾在我手上的雪是一样的”之构思，都是怎么翻译也磨灭不了的意象。

而在设思更加精致的《少年来了》，更是以肉体为主轴，贯穿全书主要章节。首两章的少年东浩与恩载，从看守受害者尸体到成为尸体，韩江给了读者无可回避的特写镜头，让我们看见暴力的“物理性”及其精神后果。东浩注视一具具尸体腐烂，好奇“灵魂在哪里”；恩载随即以尸体的视角指出：“尽管有好多灵魂就近在咫尺，我们也无法看见、感受到彼此。可见'我们黄泉再见'这句话根本不成立。”

然而，在生死之线泯灭之前——也就是屠杀再次发生之前——,这对好友是无法彼此对话的，内容残酷而形式忧伤。第三章同样看守过尸体的幸存者恩淑，则再也无法吃肉，成为了这本书里的“素食者”，与《素食者》里的英惠共享着根源不全相同、性质却有所呼应的崩坏。

前三章处理“尸体”，第四、第五章则处理另一面向的政治暴力：虐待。这两章出现的三名角色，恰巧是男性、阴柔的男性、女性三种典型，他们也因而面对了相应的虐待。男性面对的是“Monami 黑色圆珠笔，他们将它交错穿插在我的手指之间”，并且在伤口见骨之后，刻意于伤处施虐。 阴柔的男性振秀则被加码了性虐待：传闻他们曾要他把性器官摊放在桌上，威胁说要用树枝鞭打。他们也曾将他裤子脱光、双手绑在身后，拖到禁闭室前的草地，让他趴在地上。在那三小时里，黑蚁爬满了他的身体，咬他的胯下。”至于女性善珠遭遇的虐待，则纯粹集中于性：“有人拿一把三十公分的木尺不停往你的子宫里来回钻数十次，说得出口吗？有人用步枪的枪托肆意妄为地撑开你的子宫入口，说得出口吗？”

一方面显示政治暴力的“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以肉体为镇压精神的入口；另一方面，也形成一道光谱，展示了政治暴力的性别配置。

三人各自的陈述，一方面显示政治暴力的“一视同仁”，如本文最前面引述的段落那样，毫无差别地以肉体为镇压精神的入口；另一方面，也形成一道光谱，展示了政治暴力的性别配置。由此，我们也能看到韩江布局之精密。 正如我们稍后会提到的，她不但在全书结构排兵布阵，在各个区块内部亦有所设计，就如同“尸体”与“刑求”这两个主题的处理一样。

到了第六章，肉体的主轴不变，却一转而有了疗愈的调性。这一章的叙事者是东浩的母亲，他的形象呼应了现实中的母亲们。他们为了死于镇压的孩子坚韧抗争，年复一年而不退却。但在抗争的间隙，母亲时时忆起的却是这样的体感：

总之呢，我是在三十岁那年生下你的。我天生左边的形状就不太光滑，所以你两个哥哥都只吸我右边比较容易出奶的，我左边的就算肿胀他们也都不吸，最后变得和右边的完全相反，又丑又硬。我就那样带着两颗不对称的生活了好几年。但是你和哥哥不一样，给你左边的你就吸左边，就算长得奇形怪状你也还是温柔地吸吮着，所以最后我的两边都被吸得凸起而光滑。

韩国作家韩江的书籍《少年来了》。 图：网上图片

我们也能看到韩江布局之精密，她不但在全书结构排兵布阵，在各个区块内部亦有所设计，就如同“尸体”与“刑求”这两个主题的处理一样。

此一细节，展现了韩江绝佳的平衡感。作家不希望最终存留读者记忆里的，都是残破的尸体和被捕受虐的肉体。因此，韩江安排给读者的最后印象，是母子之间最亲密、最温柔的身体接触。那是灾难发生之前，还不认识人间的理想与残酷的纯粹肉身，也是能修补成人之歪斜（“不对称的”）的希望。想要在惨酷的政治小说末尾提供救赎、提供温柔，并且以新生儿为“希望”的象征，这是人之常情——对小说家来说，“人之常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距离陈腔滥调只差一步了。

但之所以没有堕入陈腐之境，关键还是在韩江细致深刻的表现力，与结构安排上的参差对照——首三章与尸体有关、次二章是刑求残伤的幸存者、最后回到无瑕的新生儿，这是与现实悲剧逆反的结构，是《少年来了》的肉体三幕剧。现实是政治残虐，生命无可挽回；但肉体意象却溯流而上，回到最初最干净的地方。即便是“常情”，这也是精细到罕有人能及、不平凡的“常情”了。

女性困境：作为起点，而非目标

韩江对肉体的关注，当然也不止于政治创伤，更以之处理韩国女性的磨难。事实上，《永不告别》两名主角都是女性，《少年来了》充满了女性、少年与阴柔的男性，都已有别于过往阳刚的政治叙事——不管是施暴者还是反抗者，政治场域往往是金铁交鸣的阳刚对决，而韩江的发声位置与切入角度十分突出。

而更鮮明的女性主題，當然不能略過享譽國際的《素食者》。這部小說從「一個女人突然不吃肉了」這樣的高概念出發，演繹出韓國的家庭氛圍、職場壓力，一個簡單的決定卻能導致生活的崩壞，在在令人想起馬奎斯的〈我只是來借個電話〉。同樣描寫一個人被「正常」的社會拋入精神病院，韓江卻沒有停留在體制的狹窄，反倒以此為基礎，往下探索「肉體」這一主題的極限：人能不能拋棄自己的「動物性」？在隱喻的層次上，這也幾乎就是在問：女人能不能拋棄自己的「____性」，不管那是什麼？

这些传统的、“不够前卫”的技艺，可能正是翻译了也不会失落的东西。

如同《少年来了》，《素食者》也同样是以多重视角推进的小说。随着故事进行，英惠不只不吃肉，甚至渐渐不吃东西，并且一步步放弃“生而为人”的一切条件。她的愿望并不只是“吃素”，甚而是“变成素”，去动物化而植物化。在这样的轴线下，韩江先写出了戏剧张力十足的第一章，但真正惊人之处在第二章与第三章。在这里，她“诗意的笔触”跃然而出，塑造了惊人奇诡的两个意象：一是〈胎记〉里，“两株植物”的性爱；二是《树火》里，英惠倒立而成为树的形象：

“你知道我是怎麽知道的吗？是梦，我在梦里倒立⋯⋯身上长出了树叶，手掌生出了树根⋯⋯一直钻进地里，不停地，无止境地⋯⋯我的胯下仿佛要开花了，于是我劈开双腿，大大的劈开⋯⋯”

2024年10月11日，韩国首尔，市民在一家书店排队购买韩国作家韩江的书籍。 摄：Chris Jung/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被颠倒摇撼的，不只是英惠枯瘦的肉身，也是每一名生而为人的读者的世界观。这是韩江匠心独运之处。若将女性困境做为写作的目标，我们也许会得到另一本深富批判性、技艺更精良的女性文学作品。然而，若将女性困境作为起点，去探问“人可以 / 不可以是什么”，甚至跳脱现实中难以摆脱的动物性预设，便能将视野拉离“人本位”。在“后人类”、“多物种民族志”等“跳脱人类中心”的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当代，《素食者》从看似传统（并且符合白人对亚洲之刻板印象）的女性主题出发，竟能勾连到最前沿的文学主题，身手不可谓之不矫健。

当然，作家并不是为了符应理论而写；但如同前文所言，文学奖本身是交错复杂的体制，作品的代表性与理论潜力，势必也会纳入考量。近年在许多艺术领域里，人们会争论“创作是否应该顾及政治正确”，韩江的作品恰好是极佳的答案：不去回应重要的议题，文学作品就将失去现实的根系；但文学作品若要枝叶繁茂，也不能一直留在地面，而要尽力延伸至天空深处。

近年争论“创作是否应该顾及政治正确”，韩江的作品恰好是极佳答案：不去回应重要议题，文学作品将失去现实的根系; 但文学若要枝叶繁茂，也不能一直留在地面，而要尽力延伸至天空深处。

另一方面，韩江或许也可以带给台湾创作者一点启示：传统的戏剧性、抒情笔调，与文学的深度未必是对立的——特别是在有意挑战国际文坛的前提下，这些传统的、“不够前卫”的技艺，可能正是翻译了也不会失落的东西。严肃的文学作家避免媚俗，这是合理的自律，然而也要慎防这种理念成为教条。《素食者》并没有在经营意象的同时，放弃汤汤水水的家庭戏码；《少年来了》有深刻的伦理反省，但也保留了“因为我们要他们投降，他们才那样被枪杀”的冲击性场景。并且，《少年来了》也有这样文字非常明晰直白，但意象非常诗意的抒情段落：

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导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场葬礼。

就在你被防水布包裹、被垃圾车载走以后，

在无法原谅的水柱从喷水池里跃然而出之后，

到处都亮起了寺院灯火。

在春天盛开的花朵里; 在雪花里; 在日复一日的黑夜里; 在那些你用饮料空瓶插着蜡烛的火苗里。

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必是文学的标准答案。但是，它至少可以是一种“满重要的读者意见”。这种意见，曲曲折折地透过新科得奖作品表达出来了。那就读吧。 难得我们已有这么多的译本，可以无需等待，就能立即去理解——理解它的视角与偏见，理解它所指出的那种秀异，究竟具体是什么形状。

[1] 原文为“poetic prose”，台湾媒体第一时间翻成“诗性的散文”，但韩江的作品显然不属于华文世界认知的“散文”。 作家王盛弘在脸书发起了讨论，认为应翻为《诗意的笔触》较佳。 讨论可见： www.facebook.com/pho... 。

三

反抗父权和厌女文化：诺奖作家韩江与“韩女文学”

MOTOKO RICH, CHOE SANG-HUN

2024年10月16日

上周四，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再次证明无比强大的韩国文化软实力。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在其123年的历史上，韩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韩国女性，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女性。在她取得这一成就之前，奉俊昊在2020年凭借《寄生虫》(Parasite)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Netflix的《鱿鱼游戏》(Squid Game)等电视剧，以及“防弹少年团”(BTS)和“Blackpink”等韩国流行组合也获得了广泛的成功。

韩江在国外最知名的作品是《素食者》(The Vegetarian)。如今，韩国女性小说家和诗人正处于全盛时期，向国际读者呈现了大量作品——尤其是通过翻译版，韩江的获奖可谓恰逢其时。

然而，尽管她的胜利被广泛誉为韩国文化的最高成就，韩江和这些女作家所代表的却是对韩国文化的一种反抗，这种文化仍然深深根植于父权、时有厌女表现的观念。

自2008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更名以来，该部的10位部长中只有一位是女性。在韩江获奖之前，以男性为主的韩国文学评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推崇诗人高银，认为他是该国最有可能、也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在针对他的性虐待指控浮出水面之前，每逢诺贝尔奖宣布前夕，当地记者都会聚集在他家门前。韩江从来没有吸引过这么多的人。

对她和其他韩国女作家来说，写作“是一种异见和反抗的形式”，作家郑宝拉（音）说，她的短篇小说集《被诅咒的兔子》于2022年出版了英文版。去年，韩江本人在《纽约时报》上推荐了几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韩国痴迷于奥运会金牌和诺贝尔奖等奖项所带来的国际认可。在周四之前，韩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只有一位：前总统金大中。2000年，他因在军事统治下争取民主，以及努力同朝鲜达成和解与和平而获得和平奖。

当时与现在的诺贝尔奖都与韩国动荡不安的现代史密切相关，朝鲜半岛的分裂、战争、军事独裁以及为争取民主和劳工权利而进行的长期且经常伴随流血的斗争，都是这段历史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