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 女性主義的緣起與發展｜胡因梦

野兽按：经胡因梦老师授权发布2013年3月9日她在深圳的演讲文稿。在微信公号弄了多遍，还是推送失败。还是发布在这里备份吧。

女性主義的緣起與發展

源起

在人類的歷史上，不分地區、種族與階級，女性都是處於一種附屬地位。從十五世紀開始，西方才出現專門討論婦女權利與價值的文章，但真正具有社會運動的雛形，卻延遲到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那時女性主義者古傑發表了：「婦女權利宣言」，於是婦女運動才有了明確的抗爭對象與目的。雖然婦運至今日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帶給世人的啟發與困惑，卻是最具有震撼性的。

女性意識的覺醒

在父權體制長期的宰制下，女性一向被視為男性的私有財產，一直不能展現其聰明才智。在中古世紀的歐洲，較為聰明的女性甚至被冠上女巫的標誌，而古代的中國也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更有所謂的三從四德之說。女性不被當成完整的個體，只是附著在男性身上的菟絲花，就連大文豪盧梭也如此認為(從今日火紅於兩岸三地的「甄嬛傳」以及它所牽動的集體意識，更能清楚地看見這一點)。

英國的18世紀作家及哲人瑪莉‧沃爾史東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792年發表了「女權的辯護」一文，對盧梭的見解提出了諸多批評，因為盧梭認為女人永遠不能自認為獨立，而且理當被恐懼、害怕、膽小所控制，表現出可愛乖巧的一面；每當男人想要放鬆休閒的時刻，她們就得做出風情萬種的姿態，成為富誘惑力的尤物，這樣才能成為男性的良伴。瑪莉認為這種說法實在荒謬至極，一個如此偉大的思想家竟然會在這個主題上，展現如此大男子主義式的肉慾想法，簡直不可理喻。

瑪莉認為女人也應該被視為具有理性能力的生命體，而非依賴他人的附屬品。女性也有權力發展心智上的涵養、接受崇高的教育訓練，藉由自覺意識來拓展價值和尊嚴，並學習勇敢地接受生命的挑戰，而非一味地滿足生存本能的需求。

1861年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及經濟學家約翰‧史都特‧密爾（John S. Mill），與哲學家妻子哈利亞特‧泰勒（Harriet Taylor），共同完成了「論婦女的附屬地位」一文，文中提到婚姻制度使得女人變成了合法的奴隸；而維琴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也在「莎士比亞的妹妹」一文中，虛構了莎士比亞的妹妹茱蒂絲這個人物。茱蒂絲和莎士比亞一樣，為了逃婚而移居到倫敦，但是她的遭遇和莎士比亞有著天壤之別，雖然同樣富有才華，卻因為無人賞識而自行了斷生命。此文可以說是吳爾芙為女性主義做出的抗議。

女性主義的定義

根據柯德教授的研究，在1880年代創立第一個婦女參政權會社的法國女子奧克雷，率先提出了「女性主義」這個詞彙。當時的法國婦女團體或刊物雖然經常引用它，但溫和派的婦女平權倡導者卻一直和它保持距離。直到二十世紀初，這個詞彙才被法國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者所接受。

《第二性》的作者西蒙·波娃則認為「女性主義」指的是獨立於階級鬥爭之外，專門為女性問題奮鬥，力求改變婦女處境的主義。美國婦女參政權倡導者卡莉‧凱特（Carrie C. Catt）則對女性主義下了這樣的定義：反對人們利用法律或習俗來強行阻擾婦女享有自由的權利。她認為女性主義是一種演化的進程，其中沒有領袖，也沒有組織，而且因地區的差異性往往會產生不同的意涵。

女性主義的十大流派

各派女性主義的目的都是在批判和改造父權文化，所以在差異之外也多半有神似之處，主要可以分為九大派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當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女同志運動、後殖民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以及後現代女性主義。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從自由主義思潮發展出來的女性主義，由於它批判的主要是法律及形式上的不平等，所以力道相當有限，改革訴求也顯得過於溫和膽怯，但仍然是所有女性思潮的基礎。自由主義興起於十九世紀的西歐，以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層面上，自由主義挑戰的是當時君權神授的理念和君主專制政體，它指出政府的統治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在經濟層面上，它則主張以自由之名來爭取更多的經貿機會，讓個人能夠累積私有財產。十七、十八世紀的女性主義者將這種理念擴張到婦女身上，主張既然政治領域的君權神授是不可忍受的，那麼家庭裡為何還保留男性家長的絕對權威呢？

自由主義對女性主義的影響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沿襲自由主義的理念，強烈主張理性乃婦女和所有人類的共通本質，而婦女的性別和生殖能力反倒是次要的本質。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女人生存的目的應該以自我實現和潛能的發揮為優先，並不是充當妻子與母親就夠了，如同男人的存在目的不是為了當父親與丈夫一樣。換言之，就是先要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才能談如何做女人。

雖然這種主義強調的是個人和自我，在經驗上卻又肯定家庭對女人的重要性，這顯現出一種務實的特質以及理念本身的內在侷限。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如下：

代表人物

一、瑪麗·沃爾史東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

沃爾史東考夫特誕生於倫敦，年輕時曾做過教師，與當時一批受洛克影響的政治異議份子交往密切。她極力反對封建貴族的特權，當法國大革命和美國大革命爆發時，她都發表了政治言論駁斥那時的保守勢力。她不但關切女性權益，也對民主政治的發展極為關注。她認為女人和男人一樣具有理性，而且女人不但要進一步發展理性，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同時也應該擁有財產權。但是她並不特別支持女性參與公共領域的活動，她認為只有少數特別優秀的女性才應該從政，大多數的女性仍然應該在家庭領域裡追求理性的發展與獨立。不過女人要達成理性與獨立的目標，首先得有一技之長和取得經濟獨立的權力；此外，法律必須承認男女平等，而非女人附屬於丈夫。

二、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810-1850）

芙樂誕生於美國新英格蘭州，活躍於波斯頓的靈性超驗學派圈子，她主張女性在法律上和世俗生活裡也應該擁有權利，並且強調女性更應該擁有追求內在自由的權利。所謂的內在自由，包括了心靈的充實、智識的發展、理性與創造力的激發，以及最終的宇宙合一性的體悟。

芙樂認為母職是女性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女性必須超越家庭去追求自我成長。她指出女性成長的目的並不是要成為稱職的妻子與母親，而是為了自身的豐富與充實。她明白地指出女人太過於為別人而活，所以特別強調女性的自我實現和潛能的發展。她一方面力爭女性的平等權，一方面思想裡也帶有濃厚的宗教和存在主義色彩。

三、約翰·史都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米爾是英國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健將。他指出法律的不平等使得婚姻制度中的男女關係，猶如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米爾將政治哲學的公共領域契約概念，擴充到婚姻關係上面，認為婚姻關係必須經由當事人同意，在平等條約下訂定共同的生活方式。契約的精神就是自主與決定權，契約婚姻使得女性不會在違反自由意志的情況下結婚。米爾主張女性也應該有一技之長與經濟獨立能力，這樣才不會為了擁有長期飯票而無奈地走進婚姻裡。

此外，社會應該解除就業市場對女性的各種限制，改由能力來決定就業機會，讓社會運作變得更有效率。米爾與沃爾史東考夫特及芙樂一樣，都認為一般女性婚後還是應該以家庭為主，不需要外出工作，但是那些格外優秀的特殊女性，卻不該在發揮長才上面受任何阻礙，甚至應該和男性一較長短。

米爾主張女性受良好教育才能成為丈夫精神和智識上的伴侶。為了吸引男人更加投入家庭，女人必須充實自己，免得成了面目可憎的黃臉婆，但女人是否會因為成長之後，反過來覺得男人趕不上自己的腳步，卻是米爾之類的自由主義者未曾想到的問題。

四、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1921-2006）

美國的女權領袖傅瑞丹繼承了十八世紀以來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強調女性應該參與公共領域，而且在《女性迷思》這本書中，對女性的家庭角色展開了敏銳的解析與評論。

傅瑞丹指出父權社會的文化機制，竭盡所能地塑造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使得女性自幼就嚮往這個形象，而把自己的一生寄託於家庭與婚姻關係，但這個理想的形象只是個迷思罷了。傅瑞丹鼓勵女性放棄以家庭主婦的形象作為認同的目標，不過她並未提倡女性放棄家庭生活，而是要在家庭與事業間取得平衡。傅瑞丹認為女性可以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但是以事業為主。她設立了全美婦女組織NOW，極力鼓吹托兒所的設置。

政治主張與改革方案

美國女性到了1920年才得到投票權，英國女性則是到了1928年才取得投票權。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婦運，主要就是在爭取投票權。二十世紀後半葉以降的婦運，則進一步透過法律矯正了歧視女性的現象，概括來說可以分為下列四種成果：一、廢除歧視性別的法律，例如廢除已婚女性沒有財產權，以及廢除已婚女性向銀行貸款須經丈夫同意的法律；二、推動中性法律，主張法律的實施不能有性別之分，男女一律適用；三、制定反歧視法，明文規定不得有性別歧視；四、以法律加速性別平等的推行，譬如招募員工時如果應徵者條件相似，應該先雇用女性或少數民族，而這是美國目前已經在實施的矯正歧視措施。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歷史貢獻，就在於當傳統父權制仍然用非常粗暴的手段壓迫女性時，它起而要求將男人享有的權利擴及到女人身上，但缺點卻是其平等觀仍舊以男性為中心，要女性適應男性的標準，所以被批評為缺乏性別概念，未能明確地指出男女的差異乃是社會結構的產物。

另外在色情媒介上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與其他的女性主義陣營，在觀點上也有重大分歧。它的幾位重要學者都指出，就算色情的確有害處，人們仍然擁有觀賞色情的權利。基進派女性主義者則認為色情是男性對女性的宰制，即使人人都有言論的自由，色情氾濫仍然會把女人物化和性化，況且色情業者的言論自由等於剝奪了女性的言論自由。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固然為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做出了貢獻，但是理念過於簡單，無法有效地為婦女獨特的處境提出針貶。它缺乏性與性別的概念，未能建構出系統性的理論，來解釋女性為何受歧視，但其他流派的女性主義卻都指出了男女的差異是社會建制的產物，其目的是用來合理化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不但不將這份差異重新定義，反而強調女性與男性的相同之處，長期下來忽略了女性的身體與性才是最根本的受壓迫因素。事實上，自由主義強調男女本質上都是理性的，等於忽視了女性的身體以及性被剝削的普遍現象，也貶抑了女性真正擅長的感知方式，例如情感、直覺、同理心、人際協調能力等等。換言之，自由主義的理性觀未能顯著地提高女性的地位，反倒把女性受壓迫的真正原因排除了。

誠如蓋登斯(M.Gatens)所指出的，男性並非沒有情感或是不感性，其實是父權社會的分工制，使得男性變成了情感的消費者與享用者，而女性則成了男性的情感服務員及情感勞動者。此外，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主義，也忽略了社會制約和社會情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自由主義主張獨立自主，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但女人到底應該在工作上爭取高薪，還是應該在婚姻市場上爭取有高薪的男人，或是選一個條件平庸容易受控制的丈夫？這些問題都得藉由審視個人與社會互動的關係，才能更清楚地明白女性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麼。

讓我們進一步思索自由主義的自由與平等主張：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看法是個人導向的，它忽略了社會結構及社會條件的影響，只強調人與人的關係或人與政府的關係。其實民主與自由的敵人不見得是威權政府，反倒是利益掛帥的資本主義企業，其中包括大眾傳媒在內。舉個例子，Ａ片是透過市場機制在流通著，其中充斥著男主動女被動，男施虐女受虐的行為模式，如果反過來看，女性想拍女尊男卑的Ａ片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女性與男性的言論自由權是極為不平等的，也稱不上是真正的自由。

以台灣的情況來看，90年代以後歧視女性的法律規定已經完全廢除，在這方面作出貢獻的是婦女基金會與晚晴協會。

性騷擾經常是女性面臨的問題之一，表面上看來這是個人的行為失衡，但女性會因此而充滿著敵意和壓力，甚至遭到降級或革職，導致了女性的工作權被剝奪。台灣的現代婦女基金會為此提出了性騷擾防治法草案，倡導設立申訴管道，舉辦防治課程，而有了具體的行動成果。

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

烏托邦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興起的社會脈絡

這股企圖打破資本主義經濟、尋求社會新秩序的思潮，誕生於十九世紀的前葉。當時歐洲正從農業轉型到工業資本社會，政治制度處於極度騷亂的狀態，思想上則受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影響，導致社會瀰漫著相信理性、重視實驗、強調人性是由社會環境所決定的樂觀主張。社會主義抱持的就是這種概念，它深信人類的理智可以設計出理想的社會組織，而且能立即付諸實踐。

促成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歷史事件，就是1765年瓦特發明蒸汽機而引發了工業革命，使得人類邁向了機器操作的時代；令社會主義思想萌發的第二個歷史事件，則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它讓歐洲從此脫離了封建舊時代。

 法國大革命之後，原始社會主義者巴博（G. Babeuf）於1796年提出了廢除私有財產，方能建立政治與經濟平等性的主張。十九世紀前半葉主要的社會主義者，在英國有歐文，在法國有聖西門及傅立葉。歐文認為競爭是罪惡之源，因此主張消除階級、重組工業社會，建立財產共享合作自治的公社。傅立葉則倡導土地與財產共有制，並興建以農業為主的小型結社。聖西門也規畫了一個由菁英治理的工業社會，其中沒有私有財產或階級之分，社會地位也不依照財富來決定，人人都有機會受教育成為管理階層的菁英。

社會主義思想從1830到1848年逐漸從空談轉變為政治運動。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共同發表共產黨宣言，譴責資產階級以自由主義哲學為藉口，漠視了勞工階級的慘況，合理化了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道德性，製造出一個平等的假象。他們稱其立論為「烏托邦社會主義」。

此主義堅持男女兩性都必須在智識、權利與財富上達成平等，然後社會主義追求的全面性改造才能實現。基本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忽略了性別壓制，只強調社會的不平等是源自於階級剝削。

烏托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思潮（1820s-1840s）

十九世紀曇花一現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並不是一個整合的運動，因此這方面的論述各派不盡相同，也稱不上嚴謹，但基本上有幾個共同的訴求：廢除私有財產制、提倡自由戀愛、革除婚姻家庭制度、組織公社以及打破男女分工制。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歐文主義。英國的社會改革者羅勃‧歐文(Robert Owen)認為婦女受壓迫是起因於扭曲人性的三種制度：宗教、婚姻家庭制以及私有財產制。他認為宗教宣傳人性的不完美，製造了無知和迷信，鼓吹了派別之分；家庭則是男性權力的根源，它助長了自私的個人主義，而且教導人們只愛家人；婚姻制度則使女人成為男人的財產，阻止了人們追求真愛。私有財產制令財富成為權力的基礎，導致人們爭權奪利，再加上資本主義推波助瀾，便更深化了人們競爭的習性。威廉‧湯姆森(William Thompson)認為男性自私好主宰的性格對應於女性的屈從，造成了家庭與婚姻的互動模式，而男性又將這種模式帶入資本主義社會中，因此婦解的關鍵不在於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權利，而是整個社會制度都需要改變，人類的情感、性格及慾望也都需要重新修正。他認為資本主義講究競爭，與兩性的平等境界是不相融的，女性即使獲得法律與選舉權，在追求財富上仍然無法與習慣競爭的男性並駕齊驅，只有廢除私有財產制、強調互助的共產社會，才能提供兩性平權及平等的基礎。

此外，烏托邦主義者最引起大眾興趣的主張，就是倡導離婚自由、情慾自由及廢除婚姻制，不過這種言論激起了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彈，而且經常被炒作成鼓吹男性雜交與拋家棄子，女性社會主義者則被貼上娼妓的標籤。到了1840年，社會主義和情慾主義已經成了同義詞。

1820至40之間，英美法出現了六十多個傅立葉和歐文信徒的公社，一共持續了六年之久，但絕大部份都在短時間內解散，主要原因是公社窮於應付生存，社員之間發生尖銳衝突，大家缺乏精力做真正的社會福利實驗，而且集體化的家庭勞役製造了大量的苦差事，比起處理小家庭的家務事還要來得辛苦。況且，領導幹部幾乎全是男性，女性仍然得負責家務，工時比男性長，工資卻只有男性的一半，於是偉大的實驗公社在1840年紛紛解散。後來馬克思思想開始主導社會主義，於是烏托邦社會主義中的鮮明社會主義本質，就這麼被整整遺忘了近百年，直到西方世界第二波婦運興起才再度獲得青睞。雖然如此，對現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最有貢獻的，仍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

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對女性主義最大的貢獻，就在於歷史唯物論帶來的啟示，意即家庭與兩性關係和其它社會制度一樣，都只是歷史上不同時期的產物罷了。也有的學者認為異化概念才是馬克思主義中唯一具有現代意義的思想。密契兒．貝雷（Michele Barrett）就指出女性主義者可以汲取馬克思對自由主義一針見血的批判，覺悟到婦運奮鬥的目標應該放在追求婦女及全人類的解放，而非政治上的零星改革。

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女性主義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女性主義的影響有兩大部分：一是歷史唯物論和一些相關的概念，例如人性、意識型態、階級意識以及假意識等；二是對現代資本論的分析，其中以異化、實踐及價值決定論對女性主義最具影響力。

歷史唯物論和人性的探討

自古西方一直存在著唯心與唯物的辯證。唯心論把人類的理念或意識看成是唯一的驅動力，但馬克思卻受到十八世紀唯物論者赫爾巴哈（HolBach）及十九世紀唯物論者費爾巴哈（FeuerBach）的影響，認為人類主要是受環境模塑的，因而否認了理念或意識的優勢地位。

歷史唯物論主張每個歷史時期的誕生方式，決定了經濟上的結構，制約了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精神生活以及意識型態的形成。歷史唯物論否認了普世性的存在意義，主張人類的需要、興趣及能力乃是歷史與社會的產物，完全受制於那個時代的生產方式，而男女不平等的關鍵點，就在於資本家對婦女具體而為的經濟剝削。現代女性主義則猛烈攻擊這個主張，認為這是一個粗糙的經濟決定論，完全忽略了父權體制帶來的影響。女性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失之偏頗，過度重視由男性掌控的生產活動，忽略了兩性關係和生殖再造的活動(如家務、育幼、性及情感支持等等)。事實上，婦女受壓迫的原因不在於階級，反而在於兩性分工制。

階級、階級意識及假意識

雖然女性主義駁斥馬克思理論，但仍然大量地引用了馬克思的階級概念，並且從「性別階級」來分析兩性之間的支配和剝削關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把婦女比擬為無產階級，呼籲女性要發展出受壓迫的清醒意識，擺脫掉自己「沒有遭到剝削」的假意識，並且要建立正確的階級觀念，不再認同有利於男性的父權意識型態。

異化

在馬克思早期的作品中，很清楚地闡明了異化的觀念。異化的簡單定義，就是對本該密切連結的自我、他人、大自然、事物、工作、生命活動都感到疏離，而退回到毫無意義的禽獸般狀態。他認為資本主義下的勞工階級有四種異化的情況：工人與生產活動異化；工人與自己製造的產品異化；工人與一起從事生產的同事異化；工人與自己的生命潛能異化。分工制度以及使用機械工具的結果，使得一個富有創造力的自由主體，被化約成缺乏生命的客體，一切都只是讓資本家獲利的的材料罷了。工人無法從參與設計中獲得滿足感，而且毫無權力可言，便自然對工作失去了興趣和動力。工作本該是發展潛能的根源，結果卻讓勞工的智識受阻，而資本家則變得貪婪、虛偽、麻木不仁。此外，資本主義就像是一個極端拜物的新宗教，讓全人類都沉溺於物化的活動中，若想改變這種異化的困境，馬克思主張必須摧毀資本主義。這一切都可以從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清楚地看到整個縮影。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則認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感受到異化和疏離，因為女人是被編派去從事家務勞動以滿足家人需求的。這種沒有選擇權的工作就是一種異化的活動。但也有人持相反論調，宣稱資本主義社會和公領域才是異化的世界，家庭反而是沒有被污染的淨土，因此主動地回歸家庭，才能與自己、自己的身體以及男性再度連結。

勞動價值論

馬克斯認為在原始的社會裡，物品的製造只是讓自己和周圍的人直接使用，所以只具有使用價值而沒有商品的交換價值。使用價值重視的是質，交換價值重視的是量；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是在非異化的狀態下製造的，而工廠的商品則是在異化的勞力下生產的。針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女性主義者曾經在1970年代爭辯過婦女的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家庭主婦的階級定位以及婦女的生殖再造活動，除了具有使用價值之外，是否也有盈餘價值？

實踐

當代女性主義深受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所影響，「實踐」指的就是人必須有意識地從事特定的活動和改變世界。這種理論能否成為真理，也只有透過實踐才能得知，因此從1960年代以降，美國的婦運也採取自覺的喚醒方式，紛紛組成小團體、彼此交心，同時也致力於發展女性文化、建立防治強暴中心、自創公司、改變個人的兩性關係，以和平的改革手段來達成婦解目的。許多婦運學者呼籲，社會學的研究應該大量發掘女性的生命經驗，看重女性的生殖再造活動，以突破馬克思所勾畫的奠基於男性勞工經驗的共產社會架構。她們主張只有從具有實用價值的家務勞動和哺育小孩的母親工作中，去體驗身心的結合以及和大自然永續相處的經驗，才能孕育出尊重生命的意識。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1884）

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及經濟理論，搜集了大量人類學的資料寫出了這本書。他發現原始共產社會的兩性與階級平等，是奠基於氏族財產共有制，人們的生活領域並不在家庭，而是在整個族群裡。當時的社會組織以母親為中心，男主外女主內，兩性分工共享平權。後來私有財產制改變了兩性社會、經濟、政治、婚姻、家庭和性關係，而生產資源的開發也使得人類躍進了紡織、農耕、畜牧等技術。逐漸地人類的生產力超出生存所需、出現了剩餘價值，私有財產制度於焉誕生，於是女性提供家人所需物品這件事，便開始被商品交換取代，男性在家中的地位因而凌駕女性，家庭制度也開始由母系轉變成父系。

女性喪失母權之後，婚姻制度便從群婚、對偶婚姻，發展成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原本屬於公共事務的家務管理，也淪為替丈夫服務。一夫一妻制本是要確保父系子嗣血統的純正，而女性的身體被賦予交換價值，為的也只是滿足男人的性慾和生育小孩。恩格斯指出，19世紀的婦女在法律上並沒有繼承權，經濟上也無法獨立，擇偶的動機主要是以經濟利益作為考量，與愛不愛毫無關係，因此妻子與妓女本質上並無兩樣，差別只在於對象的數目罷了。馬克思也在「共產黨宣言」中形容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猶如娼妓，恩格斯更把家暴的問題歸咎於一夫一妻制，而且不認為勞工階級有性別壓迫的問題。後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學者弗蘿拉‧崔斯坦(Flora Tristan)駁斥了他的說法，認為「即使是被壓迫得最慘的男性，也仍然能壓迫另一個人類──他的妻子」

恩格斯認為一夫一妻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男性擁有私人財產，女性被驅除於經濟制度之外，所以婦女解放不是要廢除一夫一妻家庭制度，而是要摧毀兩性分工及私有財產制。

現代女性主義者對恩格斯和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兩方面的批判：一、馬克思與恩格斯認定男性的生產活動為唯一的人類生產活動，顯然是對女性的生殖再造的勞動深具偏見，而且未曾提到男性也應該負擔生殖再造工作；二、把婦女受壓迫簡化為經濟的剝削，等於否認了純粹的性別壓迫，也忽略了父權結構對心理機制的影響。人類學的資料顯示出，在農業社會裡男女是並肩耕作的，所以體力與生育力並不是決定兩性分工的原因，當時的男女都必須各自負責公私領域的勞動。美國婦女地位哲學會主席愛利生‧潔格(Alisan Jaggar)也指出，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眼裡，生殖再造的活動是由生物性決定的，不會因社會形式的變遷而有所改變，所以不值得做政治上的分析，於是婦女就這樣被排除於歷史唯物論的辯證之外，不再被視為具有完整人性的人。換言之，他們的理論是以成年男性為中心，因此無法提出一套解放婦女的願景及策略。此外，恩格斯也否認婦女受到純性別的壓迫，例如婚姻暴力、性騷擾、性暴力等等。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世界裡，凡是在階級和種族之外的性別壓迫都被淡化或忽略了。恩格斯甚至暗示婚姻暴力及娼妓問題，都會隨著婦女的經濟自主而消失，但百年之後婦女在經濟上大多已獨立自主，卻仍然遭到男性伴侶和其他男性的侵害。

近來媒體披露的印度女學生遭到輪暴致死的事件，便證實了男性的性暴力傾向仍然猖獗。從2011年起，印度的婦女遭到強姦、綁架和劫持的案件上升了19.4%，遭到私刑的案件上升了5.4%，性騷擾的案件上升了5.8%，走私及販賣婦女案件則上升了122%。根據經濟學家安德生和迪布拉吉的研究，印度每年有超過兩百萬婦女失蹤，這些研究證實了印度人普遍重男輕女，習慣用人工流產打掉女嬰(大陸也有同樣的情況)。只有透過深層的心態上的改變，印度婦女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安全保障。印度政黨在過去的五年中所推出的候選人當中，有27人受到強姦罪起訴，這些人如何能保護印度的婦女呢？而中國的貪腐男性官員，也有不少被媒體披露私生活淫亂和物化女性，由此可知純性別壓迫是絕對持續存在的。

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獲得政權之後，曾經採用恩格斯處理婦女的藍圖，譬如把生產工具國有化，讓婦女進入生產工業，由國家提供育幼措施，結果顯示階級解放並不等於婦女解放，父權意識型態仍然牢牢地網住了共產黨員和社會大眾。中國女性主義學者李小江認為，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女性，雖然擁有形式上的法律平等，經濟上也可以獨立自主了，但並沒有受到自發式女權運動的洗禮，因而無法產生理性的自省意識，故難以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主體。美國的人類學者吳爾夫(Magery Wolf)則言明，當初的共產革命如果是由男女共同主導的，可能就不會出現國家任意操縱女性的現象了。共產黨領袖由於被不自覺的男性沙文主義所主導，而一再暫緩了此主義所倡導的婦女解放的革命理想。

存在主義女性主義

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以西蒙．波娃的《第二性》為代表作，此書於1949年在法國出版，全面探討了女人在男性掌控的世界裡淪為第二性的處境。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所謂固定不變的女性氣質和女人的宿命是不存在的，儘管女人發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為男人所壓迫，不得不採取「他者」的身分，但是透過存在主義所強調的誠實面對自我和現實處境，勇敢地做出抉擇，致力於改變不平等的待遇，女人仍然可以重新定義自己的存在，全面地參與和塑造過去一直由男人建構的世界。

在極度缺乏性別研究基礎的情況下，她對女性進行了跨領域的探索，從生理、心理、經濟、歷史各方面，來分析女人在男性世界中所經歷的現實，並深入地質疑文學、宗教、政治、工作、母職、性等眾多領域中的女性處境，其論述的深度與廣度都是劃時代的。透過這本書，許多女性主義者才充分了解女人一直被男人貶為異類，也就是所謂的「他者」。如今存在主義的信徒為數已經不多，但《第二性》仍然是女性主義中不可或缺的經典，其思想啟發了60年代以降的婦運，成為女性思潮的根源和共識。《第二性》書寫的時代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和結束後，當時的女人在戰爭期間擔負起男人的工作，因而獲得了許多經驗和自信，但是戰爭一結束，她們就被趕回家裡，再度屈服於「女人的本份」。

波娃認為工業革命以來，女性出外就業乃是婦解的有力契機，但女人同時還得調和她的生育角色和勞動生產的角色。波娃自己早在二十一歲時，就和交往不久但默契良好的伴侶沙特相約拒絕結婚生兒育女。當時的法國仍然禁止避孕器的銷售和生產，女人也沒有墮胎的權力，雖然如此，法國當時非法墮胎與嬰兒誕生的數目幾乎相同。波娃認為隨著婦產科學及醫學的進步，女人終將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她主張女性必須朝兩個方向努力才能改善處境，一是擺脫生殖上被奴役的情況，將生育權操之在我，二是參與生產勞動，不被家庭禁錮。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女人開始真的融入一直由男人打造的社會，但古老的傳統仍然頑強地支配著她實際的處境。主流意識型態仍宣傳著千萬年以來的神話──女性的天職、女人的本份、獨特的女性特質、女性生理決定論等等，使得女人在做決定時陷於矛盾。誠如學者史瓦茲所言：「波娃的一生及其作品都成了一種象徵；她象徵著即使是女人，也可能突破所有的阻礙、習俗和偏見，按照自己的意願度過一生。」

 波娃與沙特共同打造的存在主義哲學，與黑格爾、胡塞爾及海德格頗有淵源，他們都是在談「自我異化」這個主題，亦即心靈永遠企圖超越被定型和物化的身體，但是又需要身體這個客體來對比心靈的存在，類似的辯證關係也出現自我和他人之間。心靈需要把身體看成是他者和異類，自我也需要把他人看成是他者和異類，來證實自己的存在、確立自我的自主性，因此人與人的關係永遠不可能平等，只會是一種主從的關係。波娃後來就延伸了這個觀念，闡明男人需要視女人為他者，來鞏固自己的存在。「壞信念」也是存在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一個關鍵詞，其意涵類似自欺或錯覺，而最典型的自欺就是「我別無選擇」；壞信念則是產生於面對自由之後的未知情況時，甘願放棄選擇權。因此逃避可怕的自由，也就是逃避創造力，遁入物化的芸芸眾生角色裡。

存在主義的「他者」觀念與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最有關聯，在《第二性》中波娃闡明了這一點：從一開始男人就把自己正名為「己」，女人為「他」。男人若是渴望保持自由，必須使女人曲居次要地位，因此女人一直受制於男人，從無例外。不幸的是，女人又把男人異化女人的觀點內化，認同了男尊女卑。波娃後來在心理學上面繼續尋求答案，她認為佛洛伊德用「陽具羨慕」來解釋女人註定曲居劣勢，乃是太簡化的說法，因為女人羨慕的並不是那話兒，而是社會賦予有陽具者的物質特權及心理特權。

此外，波娃與沙特的存在主義也不認同佛洛伊德的「無意識」之說，認為聲稱人有無意識的行為，無異於允許人逃避責任；人不但在做決定和行動上是有意識的，連情感的產生也是有意識的，只是自己不承認罷了。波娃認為精神分析學派採用情結、傾向等稱抽象詞彙，等於是把無意識內化了，好像一切都是在內心進行著。她認為人的任何行動都涉及到環境和人的主體性，所以要談論女人如何被她的意識所定義，就必須看她所處的社會如何塑造了她的意識。

從波娃的存在主義角度來看，女人之所以成為他者的原因，就在於男人把自己視為主體與自由人，以及男人的身體不像女人那樣會受到懷孕、生產或月經的阻礙，在性行為上面也有較多的自由，讓他們可以冒險、發明和創造，這麼一來孕育生命的女人就被貶入他者的領域，男性也因此而征服了大自然和女性。在波娃看來，被丟進重復刻板的家務工作裡，是不可能發展出創造力的。她察覺人類有放棄自由變為物體的渴望，而女人的自欺傾向經常表現在逃避自由上面，不過對女人來說，這往往是阻力最小最好走的一條路。女人本來是個主體，卻接受了「他者」的角色，結果是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精神上的沮喪與分裂，等同於陷入了男人的共犯結構。她同時也指出，真正的理由是女性從未集體地認同自己的族群，而且早已接受了被保護的角色所能獲得的好處，不過波娃堅信女人仍然可以做出道德上的選擇，甚至可以選擇不婚不孕。(對比內地目前盛行的「剩女」觀念，誕生於105年前的波娃當時的思想真是太顛覆傳統了。)

波娃同時指出，由於男性慣於掌控，女性習於被動，因此「床」便成了男人的展技場，女人則在床第之間成為被物化的一方。這種情況造成的沮喪感，絕非做愛技術改善就能修復的。若想建立真正深刻的互動關係，男人必須放棄他的特權地位，女人則要克服自己的被動性，雙方在施與受上面都要達成平衡才行。

波娃認為母職比妻職更妨礙女人的發展，她反對瀰漫著整個社會的兩種錯誤成見：一是女人的榮耀源自於養兒育女，二是孩子在母親的懷裡一定是幸福的(從各種心理分析我們會發現，大部份的人成年後的心理及精神問題，多半出自與母親的關係不良)。波娃不客氣地指出，懷孕不算是一種行動，只能說是自然的功能罷了。女人除非真的對養育工作有興趣，否則不該被動地選擇生孩子；母親如果把自己寄託在孩子的未來上面，仍舊是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依賴者。新女性要像男人一樣積極地參與社會，找尋生命的意義，而且除非她已經發現了生命的意義，否則根本不該將新生命帶到世界上。女人因為被世界拒絕了，所以只能以孩子做為成就的替代品，因而造成了親子關係的扭曲。母親一開始從孩子身上找到了價值，但是當孩子長大成為自覺的主體時，往往會把母親看成一個煮飯、洗衣、照料、付出和犧牲奉獻的客體。母親被化約為物化的客體之後，出自於深切的挫折感，不免會想要操縱孩子。依照波娃的觀察，許多的母子或母女關係都是帶有傷害性的，但是社會並沒有正視「壞母親」的處境有多麼辛苦。波娃認為只有踏實地工作才能保障自由，女人一旦停止做男人的寄生蟲，那些因為女人的依賴性而產生的制度自然會瓦解。

波娃同時指出，種種條件使得女人傾向於自戀，主因是社會使得女人不能從事自我實現的活動，只能轉向對外貌、身材及服飾的追求，而且是靠著外界的肯定來得到滿足，但制定這些標準的通常是男人。

從妻子、母親到自戀者，這些角色的悲劇性就在於它們都不是女性創造出來的，所幸阻止女人自我創造的主流社會結構已經鬆動，女人也已經明白無須再維持被男人塑造成的模樣；她也可以成為一個主體，積極地參與社會，重新定義或廢除過去的角色。在波娃的心目中，男女平等的世界本是俄國革命所允諾的：女人和男人應該以同樣的方式被教養和訓練，而且就業條件和工資也應該相同。波娃更堅持性行為不能再被視為獲得報償的服務，女人必須用其他的方式賺錢養活自己；婚姻則應該是建立在自由的約定上面，而且可以依照雙方的意願解除；母職應該是自願的，節育措施必須合法化，婚內或婚外的母親和孩子都享有相同的權利，產假期間由國家支薪，並且由國家負責照顧。

在《第二性》出版後的六十多年裡，已經有更多的資料幫助我們認識波娃的見解有哪些必須斟酌的地方。大部分的批評家認為波娃所探討的女性經驗，太過於以她自己的法國白人資產階級為中心，而且她的存在主義也使她把身體看成是無法擺脫的頑強客體；身體一旦死亡，主體意識的自由意志也宣告結束。波娃後來在回憶錄中寫到，她為了壓抑性衝動甚至企圖整夜不眠，逼近老年時更經常感到恐慌。政治哲學家珍‧艾許坦(Jean Bethke Alshtain)認為波娃厭惡女性的身體，導致她不遺於力地攻擊婚姻和母職，使得許多對身體持不同態度的女性望而卻步。波娃對女性身體和性格的抱怨，也可以解讀成對男性身體及性格的肯定。這種二分法之中帶有高低層級的價值觀，換言之，她只要求女性發展出男性的價值，卻未要求男性接受女性的價值。

波娃到了晚年開始修正自已的許多觀點，承認早年太過於內化男性價值，而進一步肯定了女性的身體是值得驕傲的，孕婦不該成為被取笑的對象，更強調女性集體行動的力量，甚至主張以基進的行動改造社會。

《第二性》的台灣中譯本是在1972年出版的，是當時唯一全面探討女性處境的鉅作，現在的婦運工作者都深受啟蒙，大大影響了台灣婦運的發展。

基進女性主義

基進女性主義認為女人所受到的壓迫，乃是最古老、最深層的剝削形式，而且是一切壓迫的基礎，故而試圖發現婦女擺脫壓迫的途徑有哪些。它探討了性別角色、愛情、婚姻、家庭、生育、母親角色、色情、強暴，女人的身體和心理狀態等等。

這個主義誕生於19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主要的發源地是紐約及波士頓，而且是從男性的新左派陣營中發展出來的。當時的一些投身民權運動的進步婦女，在運動裡遭到了次等待遇，被男同志視為低下者、服侍者及性對象，完全爭取不到發言權，在幻滅憤怒之餘只好棄絕新左派，獨立了出來。還有一些女性原來活躍於NOW這個婦女組織，但因為無法苟同其保守作風而與之分道揚鑣。

這群婦女聚合在一起，樹立起了基進女性主義的旗幟。「基進」一詞帶有「根」的意涵，也就是婦女受壓迫乃是種族的、經濟的、政治的壓迫根源，所以必須加以改革，甚至創造出一種根本性的革命；這種革命應該比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更進步更深入。

我們大致可以從父權制度、性別角色、生育角色、性以及對它的批判等，來進一步認識基進女性主義。

父權制度：壓迫的根源

基進女性主義者發現父權制度和男性的掌控權，才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因此問題並不是出在資本主義。舉個例子，澳洲的左派女性主義學者葛瑞爾(Germaine Greer)在《女太監》一書中強調女人在性上面大多處於被動狀態，等同於被男人閹割了，但沒有被閹割的女人應該是什麼樣子呢？葛瑞爾認為女人真正的性本質應該和男人一樣主動勇敢，但因為受制於社會理念，所以無法呈現出來。可愛、被動、洋娃娃般的理想女人形象(從日本女性身上最容易看出這一點)，嚴重地壓抑了女人的性能量，並且影響了其他的生活層面。

葛瑞爾的《女太監》一書於1970年出版，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她認為女性是在青春期變成女太監的，這時她開始學會放棄自主權、尋求別人的指引、採取被動的生命態度。葛瑞爾主張現代父權式家庭制度必須廢除，因為它是建立在由男人的合法子嗣繼承財產的制度上面；隨著父權家庭制的廢除，一夫一妻制最後很可能會在人類的社會裡消失。她主張婦女應該發展她們的性潛能，將其表現在整個人格上面，而且是以追求自發的快樂為原則，因為自發性意謂著拒絕被規範，懂得自我管理。她主張女人不能等待革命，必須起而反之，才能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可惜的是她的論述並不完整，因為沒有論及男人成為統制階級的來龍去脈。這一部分凱蒂‧米列(Kate Millett)後來在其經典著作《性政治》中做出了闡釋。

米列在這本書裡大聲地說出「性即是政治」的主張，以影射世界上許多地方控制女人的事實；它後來成了女性主義的代表詞彙之一。米列所說的「性政治」是一套由男人支配女人的權力制度，男女關係就像政治裡的男性關係一樣，是一種支配與附屬的互動模式。米烈認為在一個婦女已經享有受教育權、經濟權、民權與政治權的社會裡，父權制度之所以仍然存在，主要是因為社會藉由性別角色的刻板化，使得婦女接受了自己的次等地位。婦女從幼年起就被訓練要接受男女有別的概念，並且接受了將公共權分派給男性的社會制度，這多半是藉由學校、教會和家庭來達成的。這套意識型態十分強而有力，倘若女性不服從這套制度，男性就會用強烈的方式迫使女性就範。洞悉世態的女性十分了解，若想在父權社會裡生存，最好表現出女性化的舉止，否則很可能遭到野蠻的對待。

 此外，瑪莉‧戴立(Mary Daly)更在「基進」一詞上面賦於了形上意義，她說：「父權制度本身就是盛行於地球上的宗教，從佛教、印度教、回教、猶太教到基督教，從世俗的封建制度、榮格學說、馬克思主義到毛澤東思想，都是父權制度這棟大廈的下層結構。此外，男性對婦女精力的需求本是一種戀屍癖，而基督教的主要信息根本是施虐與受虐狂。從印度的婦女自焚殉夫、中國婦女的纏足、非洲婦女的陰蒂切除術與陰道口縫合術、歐洲過去的焚燒女巫，乃至今日的避孕藥等等，都是所謂的虐待儀式。這些儀式全都被男性學者以概念式的著述正當化，而未能揭露背後的殘酷本質，因此父權制度的學術正是這種虐待儀式的延伸。戴立建議婦女退出一切父權制度的宰制，進行一場驅魔儀式來創造出認同女性的新環境。

赫絲特‧艾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是紐約Queens College著名的社會學者、歷史學者和女性主義者，她指出戴立的著作呈現出許多問題，第一、戴立認定女人是善良的，男人則完全是邪惡的，女人全都是被男人利用的無辜受害者；第二、戴立只強調精神上的改變，忽視了婦運所遭受的政治阻礙；第三、戴立不承認婦運的多項成就，輕視進入體制中的成功婦女。她一面呼籲更基進的女性主義形式，自己卻傾向於內省，而非更根本地進行社會改造；她過度擁抱女性特質的觀點，隱含了從政治鬥爭中退出、往自給自足的方向發展，這樣的做法是背離女性主義傳統的。

早期的基進女性主義者為了解除性別制度的束縛，主張去除性別差異、不與男性發生關係，以及拒絕或改變異性戀制度。70年代的一些女性主義者則建議重新擁抱古代的陰陽同體觀，心理學家珊卓‧班姆(Sandre Bem)在陰陽同體這個議題的社會調查中發現，最聰慧最有成就的人大多是陰陽同體性格者。班姆主張所有的男女在心理上如果都成為陰陽同體人，生小孩與否便完全是婦女的個人選擇了，而育嬰問題也會因男人新發展出來的哺育本能，找到徹底的解決辦法。此外，美國舉足輕重的人類學者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著作，更揭露了地球其他社會對男女的認定和期待有很大的不同，譬如有些社會期望男人愛好和平女人善戰，亦即社會的性別意識本是社會化的產物，是藉由心理學所謂的「制約」形成的。米德的研究大量被女性主義者採用，以說明性別意識是後天養成的。

在主張陰陽同體上較為激進的兩位代表人物，一是法國基進女性主義者薇蒂格(Monique Wittig)以及美國基進女性主義者朵金(Andrea Dworkin)。朵金認為生小孩是一種被迫的行為，並不是自然的作用力，現代有許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即是一例。朵金和薇蒂格都認為將人化約成男人與女人，其實是扭曲了人類本有的跨性特質，朵金說：「我們顯然是有多重性別的物種，我們的性取向是依循一個廣大的不固定連續統在伸展著，因此我們所謂的男性與女性元素並非徑渭分明。」

但陰陽同體的取向一直不受歡迎，原因之一是它仍然遷就於「女人味」或「男子氣概」之類的觀念，未能完全跳出窠臼以新的方式思考這個世界，反倒使兩性刻版觀念更加堅固不朽。某些基進女性主義者甚至認為，男女不可能和諧地一起往雙性的目標努力，因此女性主義者應該對抗男性，而不是和男性並肩合作。近代的基進女性主義者甚至主張男人是危險的，女人應該形成自己的社會，將男人排除於外；她們普遍地頌揚女人的成就、文化、精神以及同性戀固有的創造力。

此外，強暴與色情也是基進女性主義者著力較多的部分，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違反我們的意願》一書中指明強暴乃是父權制度的秘方。她廣泛地搜集了有關強暴的法律及道德方面的資料，來建構出一個強暴史。她說從歷史來看，強暴與「女人是財產」這個觀念本是連結在一起的，因為這方面的法律制裁最後的判定，往往是一個男人賠償另一個男人的財產損失。而強暴也是戰爭的正常成份，參與戰爭的男人把強暴看成是征服之後的必然行為，南京大屠殺日軍強暴中國婦女，緬甸軍政府用強暴婦女和屠殺的方式試圖滅絕羅興亞族，都是被媒體揭露的明證。女性主義學者葛里芬(Susan Griffin)也認為強暴是社會控制女人的重要力量，許多男人都在利用女人對強暴的恐懼。布朗米勒的生物唯物論則主張強暴是男人對女人的全球戰爭，凸顯出男人對女人的內在敵意，而這敵意是有生理根據的。她認為強暴不是一種異常行為，反而是正常甚至典型的行為，她的說法似乎在暗示婦女因遭遇強暴的威脅而繼續處於附屬地位。艾森斯坦也指出唯一能使強暴絕跡的方式，就是加強婦女的權益，使其與男性權力相抗衡，同時還要打破女性是受害者的迷思。但珍‧艾許坦對這樣的本質論並不贊同，她認為一種分析如果不能提供改善的可能性，根本是毫無意義的。

此外，朵金與麥金能(Catharine Mackinnon)則成功地使反色情法在明尼蘇達州與印地安那州通過，但這些法律最後卻被最高法院判定不符合憲法，失敗的原因得歸咎於一個婦女團體的反對，這個團體裡的成員大多數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她們認為反色情運動封死了有關婦女性感受的討論。雖然如此，麥金能對色情的界定幾乎已達到面面俱及的程度：

透過圖片或文字鮮活地描繪出婦女在性上面的附屬情況，包括婦女被當成東西、商品或非人的性對象；呈現婦女在性上受苦的情況；被羞辱或是被強暴；將婦女綑綁起來、切割、傷害、造成瘀傷或導致肉體疼痛；讓婦女展現被奴役或屈服的性姿態；將畫面聚焦於身體的局部；呈現陰道被物器或動物插入的情況，或是以貶抑、受傷、受折磨的情節呈現；被描繪為骯髒或低等；導致婦女流血、瘀傷或疼痛的性畫面。

艾森斯坦對整個基進女性主義者的批評是：這個運動必須真正進入男性界定的世界裡，然後依照女性本位的價值來改變它，才能脫離原先的僵局往前邁進。

精神分析女性主義

佛洛伊德：建構性與性別特質的精神分析

佛洛伊德主張，小男孩在很小的時候就把情感投注到母親身上，而逐漸發展出對母親的性投射以及對父親的敵意(所謂的戀母弒父情結)。小男孩也會因為看到異性的性器官而產生被閹割的焦慮。上述的這一切導致小男孩長大後對親密關係懷著恐懼，或是抱持著勝利者的鄙視心態來看待女人。

依照佛洛伊德的觀察，小女孩愛戀的第一個人也是女人(母親)，她發現異性的性器官比自己的性器官大多了，於是落入了「陽具羡慕」，認定自己和別的女人都比男人低一等。小男孩的優勢傷害了小女孩的自重能力，導致小女孩放棄了主動性。小男孩因為害怕失去陽具(被閹割的焦慮)，而學會控制本能衝動，形成堅強的超我意識(內化的自我監督力量)；小女孩則認為閹割早已發生，所以只能形成微弱的超我。如此一來，男性變得陽剛而主動，有著比較強的超我和自我，擅長在現實中主動出擊，也比較能獲得感官上的享樂和願望的滿足。陰柔被動的女性則受到較多的壓抑，超我和自我也比較微弱，欠缺對現實的掌握能力，心靈能量無法積極地向外釋放，反而會往內壓抑，導致身心靈各個層面都形成一種自虐癖好(在療癒工作坊中，老師們普遍發現女性有自毀和自殺傾向，無法主動實現自我，有強烈的依賴性和受害意識。)

當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其它流派的關係

當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以下稱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是晚近的政治傾向，理論或應用都仍在發展中。它和基進女性主義一樣，認為古老的政治理論如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都無法充分解釋婦女受壓迫的原因。它在發展新的政治經濟理論時，除了納入馬克思主義、基進女性主義及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的論點之外，同時也對這些想法有所批判。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要求的平等、平權（職業婦女要求的同工同酬、產假、托兒等），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運作，因為這違反了資本家的利益，同時它也忽略了性別角色分工造成的問題，以及婦女在私領域中的日常勞務和生殖再造的價值，因此主張要革命性地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體系。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生產活動」上有不同的定義。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的「生產」，乃是滿足物質需求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的生產方式，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認為婦女在家庭所從事的生殖再造活動，如性、孕育與養育等等，也是一種「生產」方式，絕非傳統馬克思主義認定的只具有使用價值（use value），不具備交換價值。　　

此外，馬克思主義認為只要讓婦女就業便可以解決婦女問題，但家務工作並未社會化，意即婦女得承受就業與家務的雙重勞動負擔，而且婦女除了在家庭裡從屬於男性之外，在工作職場中也處於從屬地位，在這一點上面，馬克思主義者也無法闡明原因。所以，現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馬克思的男性世界觀，根本無視於父權制度對婦女的壓迫，可以說是一種「性別盲目」。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基進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同意基進女性主義的「父權社會」理念，認為在父權社會中條條權力大道都通向男人，女人只能待在家中或從事低薪、較無聲望的工作，而且父權社會是一套男人相互依賴和團結的社會關係，但這種階級性的社會關係是可以改變的。基進女性主義者則認為女性應該自成一個階級，強調女人的共通性，藉由生育、養育和性來建立自己的社會基礎。在這一點上面，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卻主張，個人的生活經驗不只是由性或性別模塑的，同時也是由階級、種族、國家等塑造的，因此必須解釋和解除所有會帶來壓迫的關係。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女性主義

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發現兩性的性別認同和行為模式（男性被置於公領域，女性被置於家庭私領域）根植於潛意識，不受經濟、政治變革、時間或區域的影響，是一種普世性的現象，因此不論是反資本主義或反性別壓迫，都無法個別達成經濟上的正義與兩性平等；這兩者必須齊頭並進才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由此發展出了兩種思想取向──雙系統理論與統合系統理論。

雙系統理論

茱莉葉·米契爾(Juliet Mitchell)是英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先鋒，她試圖從精神分析和意識型態的角度去解釋家庭的結構。她認為除非在內心深處改變意識形態，否則追求再多的平等，也無法改變婦女的處境。理由是男女在潛意識裡都受陽具象徵的宰制，而且社會已經形成對女人的基本態度，要改變並沒有那麼快，甚至可以說是史上最漫長的革命歷程，而且是在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都停止之後，仍然在進行的革命。米契爾認為父權社會的意識型態模式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應該分別以馬克思主義顛覆資本主義，以精神分析策略顛覆父權社會。

美國女性主義經濟學者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的雙系統理論，則是在分析物化的資本主義和物化的父權社會。她對父權社會物質層面的分析，根植於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不滿，因為傳統馬克思主義是從婦女和生產的關係，來解釋女人為何遭到壓迫。這代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是專注於勞工婦女的研究，但哈特曼指出並不是所有的女人(例如家庭主婦、退休婦女、非就業婦女、就學婦女等）都是勞工。雖然家庭主婦為資本家提供了偉大的生殖勞力，但這只是把男女關係包含在勞資關係裡，導致資本家從婦女參與勞動市場中得利，男性也在家中得到了服務。

哈特曼不贊同米契爾以男女受意識型態控制，來分析父權社會的運作，她認為男性是以限制女性擁有重要經濟資源、控制女性的性(特別是生殖力)來掌控女性的，而掌控的具體表現是：一夫一妻異性戀、女性負責生養等家務工作、女性在經濟上依賴男性、女人討好男人以免被拋棄或解僱等，因此父權社會主要是在物質領域運作的。

父權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兩個體系交互運行時，也會出現利益上的衝突，因為資本家需要女工、童工，一般男性則希望把自己的妻小留在家中。解決這份衝突的妥協方式，就是由資本家提供男性勞工「家庭薪資」（family wage）。「家庭薪資」能夠使婦女和小孩留在家中，讓婦女得到較好的照顧，讓小孩受教育以便成為更好的工人，這樣的方式對資本家或男性勞工都稱得上一舉兩得。今日的婦女為了維持充裕的生活，必須負起上班工作與做家務的雙重負擔，但卻只能擁有從屬地位。所以哈特曼說，男性控制女人的欲望和資本家控制勞工的欲望一樣強烈。

統合系統理論

艾若斯·楊與性別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美國的政治學教授艾若斯‧楊(Iris Young)強調統合理論要從女性主義的性別分工來分析，以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她認為資本主義是有性別偏見的，它是一種父權社會的產物，其中的男性提供主要的勞動力，女性則提供次要的勞動力。以性別分工的角度來分析，我們會發現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婦女的地位相對地降低了：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婚姻是「經濟夥伴」關係，妻子有自己的財產，可以和丈夫共同經營生意，所以並不期望依賴丈夫，但是當資本主義來臨時，社會開始把工作和家庭領域區隔開來，以男性所在的工作場合做為首要勞動力的領域，婦女所在的家庭則是次要及後備勞動力進行的場所，故而降低了婦女的地位。

艾莉森·傑格的異化（Alienation）和生殖理論　　

美國的哲學及婦女研究教授艾麗森‧傑格(Alison Jaggar)以異化或疏離概念取代了階級概念。她發現婦女從事性或生殖等服務是為了滿足男人，而非出自於婦女本身的需求。異化作用使得男人在工作中退化成勞務工具，女人則在家中成為讓男人歡愉的工具。　　

傑格根據異化觀念分析女性在尚未成為完整的人的發展階段裡，往往會以一種性別區分的異化方式與相關的人疏離，例如女人聲稱瘦身是為自己，其實是為了男人，於是身體逐漸成為「東西」或物件。傑格相信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婦女之所以受壓迫，主要是源自於她和各種人事物特別是她自己的異化，而這也是婦女在經濟上依賴男性以及人際關係貧乏的後果。

女同志運動　　

女同志運動與男同志運動及婦解運動相關。70年代的女同志運動，主要是以「女同志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為主，一般被視為基進女性主義的主力，強調的是男女分離的發展路線。

80年代的女同志運動則是為了反駁70年代「去除性慾的」女同志身分而提出的，也是性自由女性主義者對部分基進女性主義者反色情路線的批判。　　

90年代的女同志運動顯得更加多元和開放，甚至發明了酷兒這個詞彙(queer)，同時也引發了對這個象徵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戀者的詞彙的後續爭論。此運動一方面企圖打破「女」同志與「男」同志所象徵的性別二元對立，另一方面也質疑女同志與男同志所建構的「異性戀vs.同性戀」的二元對立，而讓更多有志一同的同志們能夠集和在一起。由於中國目前尚未形成一個公開化的多元社會型態，所以同志運動只是一種地下化的潛在運動。(若有時間可以指出K.D.Lang的例子)

後殖民女性主義

一九九五年世界婦女大會召開期間，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婦運者之間出現了很大的歧見。與會的第一世界女權運動者側重的是性與性別分析，第三世界的女性則側重在安全飲用水和保健的議題，這凸顯了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與西方女性主義觀點的嚴重不同。　　

後殖民女性主義是在1980年代才蔚為風潮的，但這並不表示以往無此類的論述，只是在白人主導的權力結構中居弱勢地位罷了。事實上，後殖民女性主義並不同意採用「女性主義」一詞，因為這個詞彙是出自於白人婦解運動的偏狹觀點，它不但造成了男人與女人的戰爭，也忽略了複雜的經濟剝削問題。對這些非白人女性而言，性壓迫的問題不是出自男性對女性的剝削，殖民壓迫才是問題的癥結點，而且和女性族群在全球經濟、政治及殖民結構中的地位密切相關。　　

後殖民女性主義拒絕把女性受到壓迫單純地視為父權壓迫。她們認為西方媒體的強勢推波助瀾，造成了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義者武斷地決定了女性主義抗爭的重點，並且忽略了其他種族及階級的女性的不同需求。印度的後殖民女性主義學者默汗娣（C. T. Mohanty）則認為，在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想架構中，第三世界的女性等同於保守、傳統及無知，暗示著西方世界等同於前進、文明和理智。她質疑常見的女性主義訴求「女人愛女人」、「女人支持女人」，果然是真相嗎？

這個類型的女性主義重視的是種族歧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並強調女人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必須擔負生育和文化傳承的工作，以「捍衛婦孺」作為說服男人保家衛國、參與殖民戰爭的理由。當國家在抵抗殖民侵略時，它鼓勵婦女走出傳統的私領域去對抗殖民戰爭，等戰爭結束後，婦女仍然得回到傳統父權體制裡。因此，男性不必然是女性的敵人，反而是可以攜手合作的同志。此外，第一世界也經常把第三世界的婦女當成藥物實驗的白老鼠，而美國南北戰爭前對女黑奴的性剝削，也顯示出壓迫的根源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此外，有許多原住民部落目前仍然是母系社會，其中的婦女根本無法理解女性主義的意義，與西方主導的女性主義大異其趣。

生態女性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在基本上與深層生態學有許多共通點，它們都批判西方在過去的兩百年內，受到資本主義、科技進步、工業發展等概念的引導下，所形成的競爭、侵略、宰制等社會價值。它們也都關注當今世界因人口爆炸、貧富懸殊、資源枯竭、環境汙染和武力競爭所面臨的危機，並試圖修復自然界的失衡和創傷，主張在自然循環的法則內求生存，反對剝削和線型思考，並且要深入了解進步所付出的代價、成長的限度和資源保存的迫切性。   

從婦運發展史來看，二十世紀的70年代末期以降，生態女性主義開始蔚為一股社會運動的力量。這個名詞的出現是在1972年，因為從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地球發生了一些大規模的環境生態災難，例如1976年米蘭北方賽維索鎮發生了化學中毒事件，1979年美國的三浬島核能外洩，1984年印度的博帕爾發生嚴重的毒氣外洩事件，1986年蘇聯發生車諾比核能外洩事件，而引發了許多婦女及婦運團體的抗議，於是「生態女性主義」一詞開始被廣泛地使用。1980年的三月，生態女性主義會議在美國麻省舉行，主辦人尤尼斯崔‧金(Unestra King)指出生態女性主義是一個認同女人的運動，尤其關心「商團戰士對地球和物種的殘害，以及軍方戰士帶來的核武威脅。」生態女性主義不僅關心公害防治和生態保育，更探討了女性和被宰制的大自然之間的關聯，致力於解除所有的宰制關係，追求人和大自然的永續共存。

生態女性主義者不特別從本質的觀點強調男女的差異或女性特質，而把女人和大地以及大自然相提並論（宇宙本是一個母型，它不但孕育了萬物，也是萬物最終回歸的地方。），這份認同使得女性發展出了同理萬物的能力。生態女性主義者從事生態保育工作，不只是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也不只是為了「使地球成為一個安全的、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她們更強調以推己及人之心來尊重萬物和保護大自然，避免她遭受人類的慾望和暴力的摧毀。   

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人類不該把大自然視為一種對立的存在，令其淪為環保英雄投射浪漫之愛和企圖拯救的對象。它主張人與自然乃至於一切生命形式，都是息息相關難以分割的，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不容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反對西方哲學的二分法模式，而且追溯了二分法的三個源頭：一是西方的古典哲學思考模式，以及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傳統理念；二是現代歐洲的科學機械論與啟蒙思想所強調的自主性及客觀知識；三是啟蒙運動所造成的貶抑大地的神聖性，使得西方人從敬拜大地轉為崇拜父神。

二分法的認知架構不僅造成了男女的主從關係，也合理化了人類宰制非人的行為，有鑒於此，生態女性主義者無法苟同以科技征服自然，或是以駕馭自然來換取人的解放。德國的生態女性主義學者瑪莉亞‧米斯(Maria Mies)指出，無論是西方的父權主義社會，或是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以生產的剩餘價值和經濟的無限成長做為目標。在生產商品的邏輯之下，人被區分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並且製造了兩者之間的矛盾。由於生產者的目的只是為了拓展市場和獲利，所以才會製造有毒的物品、核能、武器和越來越多的汽車，但消費者真正需要的是乾淨的空氣、沒有汙染的食物，以及遠離有毒廢棄物的安全保障。

這種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帶來摧毀大自然的結果，為了因應環保的訴求，市場又開始大量出現環保產品，但目的也只是想變換商品的形象、拓展新市場，根本沒有改變生產的邏輯；破壞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而工業化的程度已經讓地球不堪負荷。事實上，工業發展和生態破壞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遭到工業污染的相對落後地區(加工及代工國家)，因此非州的生態女性主義者才會提出去工業化的主張，以具體行動批判資本主義導向的發展策略。  

生態女性主義者除了批判父權資本體系，更強調身體力行和社區改造的重要性，她們相信手段就是目的；如果只側重權利的重新分配，是不足以改造社會的。追求男女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無異於參與了男權世界對大自然和他者的剝削， 因此必須超越個人及政治層面的權力結構，建立相互尊重的關係，否則改革只可能是權力轉移罷了。　　

當前的世界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改造，而新的世界範型應該是互助、關愛、非暴力、多元文化、普世性的參與、無爭、組織無階級性、往整體方向思考，以及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    

台灣唯一以生態女性主義為主的環保團體，就是在1986年底成立的主婦聯盟，它致力於公害防治、生態維護和環保教育，實際的活動則包括垃圾分類、反核、反對興建高爾夫球場、維護自然步道、積極參與家長會、發展社區合作社及共同購買制。主婦聯盟並不強調女性主義，也未曾積極地批判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但是在行動和態度上卻頗能實踐生態女性主義哲學，落實生活環保。

後現代女性主義

後現代女性主義是就前兩種女性主義的理論加以探討而延伸的，稍嫌重複和過度分析，因此在這回演講中將其略過，若有興趣可以自行閱讀。

結語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整個世界完全被兩股力量牽引著：世界目前當道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義」，一些新興國家如中國、俄國、印度、巴西等，都紛紛向市場經濟靠攏，形成了所謂的全球市場和全球化現象，傳統的國家政策，例如賦稅、社會福利、行政調控等等，都在資本的壓力下逐漸棄守。讓全球富人減稅儼然已成為全球政策的共識，甚至成為美國總統競選時的主要政見之一，那些不認同此項政策的國家，其富人逃稅、避稅或是將財富轉移到境外的租稅天堂，變成了經常在發生的現象。一些傳統的福利國也難以再維持公共福利、醫療健保甚至教育福利等政策，被迫朝著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方向移動。換言之，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像全球市場這樣的巨大宰制力量。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只消強調競爭力的概念，便可以輕鬆地把失業問題、貧富不均的責任，歸咎於個人缺乏競爭力，而誇張的奢侈行為，也可以藉著展現消費力來解除道德上的不安。   

歷史上從未出現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像今日的美國這樣成為唯一的超級強國。它透過傳播力壟斷了世界的價值發言權，它將「國際干涉主義」放寬到由它片面決定的程度，顯然已成為塵世裡的君主國家。

面對這兩大趨勢的壟斷，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面，人類到底該往何處發展，已經成為全球重要智庫反觀的課題。舉例而言，英國最年輕的智庫馬克‧李奧納(Mark Leonard)便倡導歐洲應該在價值願景上團結起來，和美國做出區隔，運用榜樣和理性來說服，而不是用精良的武器重建世界秩序。當代法國首席思想家托多洛夫則主張歐洲要發揮寧靜的力量；近代歐洲最主要的思想家哈伯瑪斯更以康德的「世界大同主義」為主軸，倡導「世界憲政主義」。歐洲藉著團結、犧牲和說服，透過聯合國、歐盟、G8工業國高峰會議和北約等，在國際政治秩序和生態環境等方面創造出新的模式，但是在國際經濟及社會問題上，就不免顯得悲觀了。  

由於當今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在1980年代的美國形成的，它藉著美國的強大國力，將企業與利潤、個人與消費的重要性及價值(佛洛伊德的姪子是商品心理價值的催生者)推到了最高點，加上資金流動日益便利，各種的境外金融通路都可當做資金運籌、套利或避稅的天堂，而資金流動所造成的股市及房市的繁榮，也都使得富者愈富；生產模式的改變所造成的低薪化，以及社會福利的瓦解，則使得貧者愈貧。這種兩極化的社會發展，已經成了全球化的不歸路。美國的新經濟學教父賴斯特‧梭羅就指出過：拒絕全球化市場就等於貧窮。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榮景中的貧窮、自然資源的掠奪和破壞，以及主流社會的價值普遍傾向於金錢和消費，這時人類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若想重提國家社會主義或福利型社會主義來解決貧富不均問題，似乎顯得有點過時也得不到什麼支持了。舉個例子，歐洲的左翼政黨，譬如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及德國社民黨都早已向右轉，而且陸續放棄了傳統的福利國家觀念，剩下來的似乎只有兩種選擇了，一是在「全球化治理」上面著力，進行體制內的改革，二是強調群眾的爆發力和動能，由這種新的運動模式探索出新的方向，譬如佔領華爾街等等的反經濟泡沫化的相關運動。日本的左翼思想家柄谷行人則試圖從康德的「世界大同主義」和普魯東的「合作型社會主義」之中，尋找新的發展方向。他主張仍然要根據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來批判當代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異化現象。他從康德哲學「把人視為目的而非工具」的主張裡，重新找到了人類存在的意義，在這一點上面，他和近代西方所謂的社區主義的思想路數相同；當人類有了生命共同體的社區觀念時，互助合作才有可能自動出現。而生態女性主義的社區合作行動，顯然做出了實際的示範，此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著名作家愛莉斯‧渥克(Alice Walker)所提出的「女人主義」(Womanism)，也能幫助人類把關懷擴大到整個地球。

大陸內地女性主義發展的情況，不容易在台灣找到相關資料，因此希望藉由這一回的演講，激發更多人對這方面的關注和探討，以協助更多的女性走出觀念和行動的桎梏，發揮內在的創造力，找到核心價值，以達成男女兩性真正的平權和平等，實現中國固有的陰陽平衡理想，完成精神提昇目標，以及身心靈的整合與徹底療癒。

這回演講的參考資料，主要取自於台灣出版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網上面搜尋到的女性主義的資訊和相關新聞，以及柄谷行人的《邁向世界共和國》》一書中南方朔先生的精彩序文。在此向那些為世界大同理想付出努力的人致上最高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