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温达：伯希和事略

兑温达 著

王立秋 译

译者按：本文译自兑温达(J.J.L. Duyvendak，又译戴闻达、戴文达)：《保罗·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1945年10月26日）》(“Paul Pelliot[May 28th 1878-October 26th 1945]”)，原载《通报》(T’oung Pao)1947年第三十八卷，第一册，第1-15页。正题译名从高山杉书评（《读伯希和论著编年目录》）译法作《伯希和事略》。兑温达之《伯希和事略》与塞诺之《伯希和杂忆》同为关于伯希和生平大概的重要文献。今塞诺的文章已有罗新译本（《怀念伯希和》，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而兑温达的文章尚无容易获取的译本。故翻译如下。

在战争导致的一连串残酷的损失后，伯希和的死，是远东学术可能遭遇的最大的灾难。他是绝无仅有的，在最广义的汉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与建树的大师。他记忆惊人、明察秋毫、敏于分析、不知疲倦并热爱研究，他极为精确又能够结合并利用最微小的事实，他逻辑严谨又格外地尊重真理，在每一次涉足汉学最多样的领域的时候，他都扎根于中文书本提供的稳固而牢靠的知识。他同样博览无论哪一门语言写的，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一切。在他的研究扩大并把整个中亚包含其中的同时，他的信息储备也变得深不见底。他看起来随时都可以获取一切信息，而他所获信息之广博，又使他能够对多种文献进行比较并取出最可取的材料。他不仅是汉学本身的所有分支——文献学、语言学、校勘学、历史研究、考古学、艺术史、宗教史等等——的一流学者，也是同样一流的蒙古学家和伊朗学家，他偏好于研究，但绝不限于研究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

伯希和是如何成为他这样的学者的？我将试着用这几页纸的篇幅，来追溯其学业的发展。伯希和生于1878年，在巴黎跟随像列维、沙畹和考狄那样的大师学习后，他于1900年初来到了河内，成为当时才刚刚创建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寄宿生”。在第一次赴安南[1]的顺化之行后，1990年2月15日 [2]，伯希和受印度支那总督（译注：即杜美）之命赴华，目的是——就像学院主任路易•菲诺解释的那样[3]——“在实践中完善他的汉语”。伯希和抵达北京的时候，使馆正被包围（译注：义和团），而此时他的汉语是如此熟练，以至于，在一次类似于停战的间隙，他冒险奔入了敌人的战线，甚至渗透到了荣禄的总部，并在那里画了一幅粉红色的围城状况图。[4]他收集了差不多整整一图书馆的关于印度支那、东印度群岛和与（越南北部）东京毗邻的中国省份的汉文书，不幸的是，6月13日夜里，在法国使馆的见习翻译员的房间起火时，这些资料也在大火中轶失了。[5] 在使馆交接后，伯希和搞到了不少画和珍本书，包括两卷《永乐大典》。[6]他因使馆被围期间的勇敢行为而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01年，伯希和回到河内，并于当年2月6日，被任命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7] 同年他又回了一次北京，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除1901年又去了一次顺化并回了一次法国外，他其余时间都是在中国与河内度过的，期间他在中国收了不少书。[8] 1902年12月3至8日，“第一届国际远东研究会议”举行，伯希和任会议秘书长。[9]

同时，他也开始发表作品。典型地，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书评，且这篇书评评的是一部中国书的书目，也即古朗为国家图书馆编的《汉文、朝鲜文和日文等语言之书目》(Catalogur des livres chinois, coreens, japonais etc.)，该编目的第一部分是1900年完成的。伯希和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表明了他对地理问题的兴趣：那是一篇关于克劳狄乌斯•马特罗列的《海南与附近的大陆沿海地带》(Hai-nan et la cote continentale voisine)。在这篇文章中，伯希和顺带也提到了马可•波罗——作为作者不必要的离题的一部分——他在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此类书籍应该“再严肃一点，再精确一点！” [10]在学报的第二卷中，这个贡献的涓流变成了溪流，在第三、四卷中，它们则像激流一般喷涌而出。伯希和欣赏黄伯禄的《清代世系》（“这才是好且有用的工作”） [11]；他批评施古德——在《学报》第一卷[12]中他还有所收敛——因为施古德的《地理考》[13]强调在试图辨识历史地名[14]时音韵要准确无误方可确定；伯希和也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原创作品，对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翻译。[15]

这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一部“杰作”；它具备在接下来四十年里，使他的作品脱颖而出的一切品质：同样的精确、同样严格的方法、同样惊人的博学、同样的批判精神、同样的清晰易读——而这一切，只可能出自一个完全把握事实且自信的，十足清晰且逻辑严谨的心智。而且，书中大量的注释，一如既往地，也和文章本身一样重要。也就是在《学报》的第二卷中，伯希和开始撰写（对汉学界来说）极其宝贵的《汉语文献笔录》(Notes de bibliographie chinoise)的第一篇 ，[16]并在其中对在日本刊行的《古逸丛书》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17]在间隔一卷后，《学报》第四卷又开始继续刊发伯希和的这些“笔录”：第二篇笔录是一篇与《中国法》（让•埃斯卡拉）[18]的出版有关的文章，第三篇笔录则比较长，分两部分，是对陆心源著作的分析。[19]

具体的问题，精确的解答，围绕特定问题进行的，对汉语书籍的广泛阅读。对一个年轻且饥渴的心智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经历更加影响深远了。伯希和厌恶模糊的推测。在评论内尔为《易经》的法译者霍道生写的传记的时候，他感叹说：“对我来说，我很难理解某些学者对那些不太容易理解的文本的偏好。”[20] 而一篇对考狄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史》的评论则引出了他对那本书里常犯的，损坏中文名之行径的强烈抗议。“我很重视这个形式的问题。损坏一个中文名，和损坏一个欧洲名字一样严重。”[21] 这篇评论同时也表明，这样的政治史应该把当时的大量中文出版物利用起来，对此，伯希和给出了一个很棒的书目。[22]该卷《学报》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其一是一篇关于药师佛或药师琉璃光如来的简短的研究 ，[23]也是他的第一篇关于纯粹佛教主题的文章（当然，他在B.E.F.E.O.II, 192对施古德的批评中的那些关于“盂兰”节的评论除外）。其二是一篇对高延为《柏林东方语言研讨班通讯》(Mitteil. D.Sem. f. Orient. Spr. Zu Berlin, V, 103-151)撰写的题为《中国有宗教自由吗？》的文章的评论。 [24]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25]则评论了高延的《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伯希和在文中给出了许多关于中国教派的新颖而有趣的信息。在一则对《摩尼教与化胡经》的笔录[26]中，伯希和阐明了更多关于“摩尼”这个宗教的事实，摩尼教这个主题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吸引着他，他还给出了《化胡经》（它把老子与佛陀之由来联系了起来）这个有趣的文本的历史。后来，在敦煌，他也发现了这个重要文本的两个章节。[27]

在最后提到的这些文章中，他第一次处理到中国宗教的历史。他对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工作的毕生的兴趣，最早可见于他对考狄的《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在中国的出版书目》的长篇评论。[28]然而，在这一时期，伯希和的兴趣，还是以中国南海岸的历史地理问题，以及中国早期与西方的海上关系为中心。在《学报》的第三卷中，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扶南的长文《扶南考》[29]，这篇文章确定了这个古国的位置就在历史上柬埔寨所在的地方，后来大约在公元六百年的时候，被原本是其附属国的真腊所取代。学报第四卷包含他著名的《交广印度两道考》，这是一部将近三百页长的作品，也是他写过的最长的连续的研究。其中，翻译只占了寥寥数页纸，但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30]翻译只是托辞，他的目的是借机对许多相关的问题进行考察——关于这些问题许多旧有的错误看起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合法(droit de cite)”了。他不仅成功地给他的前辈经常是以一种太过于萎靡的方式来处理的那组问题引入了方法和秩序，而且，他也得出了许多新的、巧妙的解答。那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当他人的作品或我自己的作品看起来与我当下的想法不相符合的时候，我会明明白白地说我错了。愿我不必频繁地收回自己的话！”四十多年过去了，这篇文章依然如它最初出现时那样重要。

同一卷《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31]也刊发了伯希和1903年顺化之行的成果，该文是伯希和与卡迪耶神父合著的，后者是安南传教士，合作这篇论文的计划也是他提出的。该文题为《关于安南历史的安南史料的初步研究》(Premiere etude sur les sources annamites de l’histoire d’Annam)。这篇文章主要是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它为安南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扶南，两道，安南，——看起来，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学者完全被与印-中相关的问题给迷住了。但在同一卷《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中还有一则预言性的笔录，表明了作者的真实抱负。在这则笔录中，他评论了玉儿-考狄版的《马可•波罗》[32]，并且，在大量的订正后，伯希和写道：“马可•波罗的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有人时不时地来负责收集一下他自己的研究和别人的研究的成果是件好事。”这里，用寥寥数笔，伯希和大致概括了他毕生的计划，而就在这些文字付梓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最终把他引上马可•波罗之轨道的准备：——在中亚。

1904年7月9日，他“受命”坐船回法国。[33]起初，泄露出来的信息是，他将代表学院参加1906年复活节期间在阿尔及尔举行了第十四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他对《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的贡献还在继续：在一篇对布什内尔的《中国艺术》的评论中，他第一次讨论了考古学问题；[34]他也第一次评论了一本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写的关于喇嘛教的俄语书。他还严厉批评了道格思爵士的《大英博物馆所藏汉籍目录》，[35]评论了一些关于长江行记的书，[36]并在一篇对瓦特斯的《西域记译本》的重要评论[37]中，把汉语的语音学规则系统地应用于对中亚名词的辨识。[38]

《学报》中的一则笔录[39]泄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伯希和曾在圣彼得堡待过一段时间，并在那里收到了科学院送给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大量赠书。直到学报第五卷的第478页，我们才被告知，伯希和已经受命前往中亚，出于这个目的，他的假期延长了两年。该卷学报同时刊发了色纳尔1905年10月5日对五个学院的公开致辞《一个新的考古探索领域：中国西域》(“Un nouveau champ d’exploration archeologique: le Turkestanchinois”) [40]，和伯希和自己在1905年12月1日举行的法国亚洲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俄国人、德国人、瑞士人和英国人已经探索了突厥斯坦的一些地区。源于这些探索的惊人的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大为轰动，一个为探索中亚而创建的国际协会也应运而生，其总部在圣彼得堡。迄今为止，法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但法国也成立了一个与这个国际协会相关的委员会，委员会主席，M.色纳尔也已经开始筹备赴中亚探险事宜。该机构、法国公共教育部、国家历史博物馆及相关的各个地理学会都参与了这一事业，而伯希和，则被委以此重任。[41]为学习自然史与地理学，委员会任命殖民军队一等军医(aide major)瓦扬(LouisVaillant)为伯希和的副手，并指派努瓦特(Charles Nouette)先生为随行的专业摄影师。[42]

此行于1906年6月15日始于巴黎，并于1908年10月止于北京。在这里，要追溯其行程并总结其成果是不可能的。人们应该读一读伯希和在1909年12月12日回到巴黎时，法兰西亚洲委员会和地理学会在索邦的阶梯式座位大厅为他举行的隆重欢迎会上，对超过四千名受邀嘉宾的致辞。[43]或他1910年2月25日在法兰西文学院（全称为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的讲话。[44]又或，读一读他在敦煌发现藏经窟时，在激动中给色纳尔写的那封信：《在甘肃发现一个中世纪图书馆》。[45] 在那三个星期里，伯希和蹲在灯光昏暗的洞窟里，在写本的包围中——“在各种语言的深坑中”，他曾这样形容[46]——以闪电的速度阅览那一万五千个写本中的每一卷，以决定带走什么和留下什么：这一定是他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而且，许多年后[47] ，我也听他带着合理的骄傲说，他后悔看漏的文本只有一个。我想他指的是后来罗振玉刊发的那个关于摩尼教的写本。[48]

“在将近两年里我再没有碰过书，我忘记了许多”，他在那封信的结尾写道。[49]没有人，在读到这个对其发现的记述的时候，会怀疑他记忆薄弱。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他在敦煌做的那个工作了。当然，他在图木舒克（在喀什和库车之间）以及库车西部区域，在都勒都尔•阿护尔的探索成果也同样引人注目，但是，作为一名汉学家，我自然要坚持敦煌更重要。在一篇对沙畹的研究《<魏略>所记西方国家》（"Lespays d’occident d’apres le Wei-lio”, T’oung Pao, VI）的重要评论中[50] ，他正确地抱怨道：“关于中国古代写本我们说的还不够”他还强调了比较文本材料和不同版本之必要。[51]在这里，通过他本人的发现和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发现，这一情况一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在我看来，这些写本将给汉学带来两大创新。首先，中国写本还是一个不为我们的图书馆所知的范畴。无疑，中国是有写本的，而且这些写本很重要；但中国本土的爱书人也在寻找它们，而我们自己呢，因为对刊本都太过于无知，以至于没法去寻找那些未刊的……但今天，我们意识到，写本或刊本的传统也不是无错的，中文或是外文，文本的校勘都是必要的。对此工作来说，千佛洞的写本，无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对我们来说都有大用。不仅这些写本包含的文本本身就是有用的，而且，通过向我们展示唐朝的正规书写与手写形式，这些写本也使我们能够给出那些看起来无法解释的非系统的变化的理由。此为创新之一。创新之二在于，随着这些写本的发现，第一次地，在汉学中，我们也可以进行文献工作了。我的意思是那门总是给我们带来结果的，真正的科学。过去我们总是可以通过拿一些书来反对另一些书来接受或拒绝那些结果，但我们用的，总是后来写的书；我们不曾拥有过原始的、独立的、不以公众为目的的文献。这一次，我们可以通过私人的笔记、通过法令、通过通信看到中国一个边缘省份里的真实的生活、宗教生活或公民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了，而迄今为止，我们都一直是通过普遍的特征、根据教条化的著作来认识它们的……”而且，写本里的绘画，更是翻开了艺术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篇章。[52]

随着这次探险的结束，伯希和的成长过程也算是完成了。在先前的资历上，他又给自己增加了这样一条：伟大的中亚专家。在塔什干等待行李的时候，[53]他就习得了关于西域的实用知识，而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的第六卷中，他就已经能够发表喀什的文本了。[54] 看起来，伯希和还迅速学会了他在数年前还坦承一无所知的蒙古语，[55]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越来越专注于蒙古研究，就像《通报》的读者都知道的那样。波斯语和维吾尔语、粟特语和吐火罗语、女真语或西夏语、藏语或梵语，只要他研究所及，他都能处理。他变成了精神上的马可•波罗，并具备着马可•波罗本人缺乏的关于语言、宗教和书本的全部知识。他投身于对被引入中国的外来宗教的研究：景教、摩尼教、祆教。对此，我只要提一提他与沙畹合作的重要著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56]就够了。他也深入地参与了关于佛教的研究。[57]在上文提到的，他对沙畹的《<魏略>所记西方国家》的评论中，他就已经有一些关于早期佛教[58]与道教之联系的，富有洞见的评论了，他后来也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其《围绕(道德经)译成梵语的问题》[59] 便是一例。他强调，必须在其历史发展中研究中国的宗教：“人们总是以抽象的方式来理解佛教、道教，以及——我还要加上——儒家，这就使它们离开了给这些体系以其偶然的价值及其意义的活生生的现实。这些哲学、宗教是在既定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诞生、演化与消失的。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条件，对这些条件包含的信息来说，一点确凿事实的价值，就比得上冗长的论证了。我们的业余玩票者太多了……”[60]

1911年，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中亚语言与历史教授。1921年，他当选该院院士。大量的荣誉扑面而来——外国学院院士身份、荣誉博士学位、各种学术团体的主席头衔。他到处旅行，参观了国外所有重要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同时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学术生产，继续在，首先，主要是在《亚细亚学报》[61]上，后来，从1920年开始，当他继沙畹之后担任《通报》的编辑时，则主要是在该报上发表论文。在1925年考狄去世后的十年里，伯希和更是以一己之力担起这份学报编辑工作。只是到了一战的时候，伯希和的学术工作才被迫停滞了几年。这段时间伯希和部分是以法国使馆武官的身份在北京度过的，他也参加了盟军的西伯利亚远征。他一定是一个好士兵，就像他是一个好学者那样。他有擅长军事的一面，能够轻易地在人民之间游走，他没有那些觉得在自己房间比在画室更自在的学者常有的羞涩，而且他会流利地说多种语言。

在四十多年里，伯希和对我们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不会再去试图列举他更多重要的文章。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值得反复阅读。他撰写的多得数不清的书评有时比书评中讨论的书还重要。“（这是）文雅的树敌艺术”，他曾经微笑着对我评论道。不时地，他也许也会批评过度，而他对最微小的细节之准确的坚持，也给了他固执己见这样一个不应得的名声。然而，他一直在教年青一代学者准确的作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本人也为那种科学的刚直、那种对事实的尊重、那种对所有可用数据的充满激情的探索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榜样，而这一切，就算在还没有死去的老式的业余玩票者那里，也是严重匮乏的。是对“或多或少(a peu pres)”的厌恶，使他不能尝试进行更大的综合吗？和许多中国学者一样，他也写随笔。总有那么多的深耕作业要做，那么多的事实要查，而他的兴趣领域又是如此地广泛——以至于，这个任务看起来是太过于艰巨无比的了。很可能，伯希和的心智与综合相比，更倾向于分析，与创新相比，更倾向于批判，而且他也绝不会以更加固定的方式来整理在任一既定主题上，他在任一时间内所能收集到的大量事实。就其所获信息的量，击败了信息的终极目标而言：伯希和所承载的知识的负担太过于沉重，以至于他无法允许自己的奇想在一部大作中自由地玩弄这些知识。

伯希和经历了德国对法国的入侵和占领，在“自由区”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了巴黎，并坚定地恢复了他的工作。本学报（指《通报》）的最近几期和一些增刊见证了他的部分活动。1945年春天，他以太平洋问题调查会(IPR)在西弗吉尼亚州热泉召开的会议的代表的身份来到美国。在回到法国数月后，他到医院做了一个手术，就像他在9月19日给我的一封口授信函中写道的那样：“不是器官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恶性的东西，但就是有某种顽固的东西抓住我不放。”事实证明，他患上了致命的疾病，十月二十六日，年仅六十七岁的他出人预料地与世长辞了。谨向他的遗孀，伯希和夫人表达我们最深刻的同情。

没有伯希和，汉学就像一个失怙的孤儿。他是汉学的警惕的守护者，他引导、催生、鼓励着汉学的研究者，并且永远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他的角色是独一无二且无可取代的。他的作品在他身后依然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研究。把他无数的文章收集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方便地阅读和使用他的整个“文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们也热诚地希望，他和A.C.慕阿德教授共同准备的那版伟大的马可•波罗中的《地志》尽快出版，并也希望他留下的那许许多多的未刊稿，能在不久之后与大家见面。

伯希和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沉重的负担落到了我们，他更加年轻的同时代人肩上。我们已经决定继续出版《通报》；保罗•戴密微教授，马伯乐（他悲剧性的死亡也使我们陷入了同样巨大的悲伤）在法兰西学院的继任者，已慷慨地同意参加《通报》的编辑工作。在这个战后的废墟世界中，我们的任务不会容易。但我们相信，如今，汉学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伯希和一直如此热心地倡导的，[62]中西之间的学术合作，现在已经幸运地成为了事实。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63]

J.J.L.兑温达

注释：

[1]B.E.F.E.O., II, 116。（即《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全文可见http://www.persee.fr/collection/befeo。——译注）

[2]B.E.F.E.O, I, 75。

[3]Ibid., 74。

[4] 关于“永远冲动的伯希和”的冒险故事的最好记述，见忒奥多尔•里特•冯•温特哈尔德(Theodor Ritter von Winterhalder)：《中国的战斗》(Kämpfein China), 1902, pp. 317-319。

[5] B.E.F.E.O.,II, 116。

[6] Ibid。

[7]B.E.F.E.O., II, 118。

[8] 在这些书包括“四川和云南的两个双语——汉藏、汉彝、汉傣——词汇丛书，……可追溯到十八世纪；……一系列十八世纪欧洲产的大型版画，画的是乾隆帝征服中亚的事迹”。B.E.F.E.O., III, 541。

[9] Ibid。

[10] B.E.F.E.O.,I, 147。

[11]B.E.F.E.O., II, 88。

[12]B.E.F.E.O., I, 277。

[13] 刊于《通报》，1901.（《通报》可由Jstor检索：http://www.jstor.org/journal/toungpao，文章目录之汉译可见http://yong321.freeshell.org/misc/ToungPaoArticleTitleInChinese.html，向网站建立者黄勇致敬。——译注）

[14]B.E.F.E.O., 94-96。

[15] Ibid.,123-177。

[16] Ibid.,315-340。

[17] 这些文本是杨守敬(1839-1915)收集的，八十年代早期，杨守敬在日本担任中国大使黎庶昌(1837-1897)的随员。杨守敬写的关于这些书的笔录于1901年刊行，题为《日本访书志》，凡十六卷。在黎庶昌的帮助下，杨守敬于1882年至1884年间以《古逸丛书》为题在日本刻印了他收集到的一部分文本。参见恒慕义(ArthurHummel)：《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pp. 483-484，该书也写到了伯希和提到的，黎庶昌的另一部作品，《黎星使丛稿》，其中包含一些日本刻印的古汉籍中省略的有用信息，见该书316页。

[18] B.E.F.E.O.,IX, 123-152,。

[19]Ibid., 211-249, 424-469。关于陆心源，见恒慕义前引书，pp.545-547。

[20]B.E.F.E.O., III, 472。

[21]Ibid., 685。

[22]Ibid., 683-689。

[23]Ibid., 33-37。

[24] Ibid.,102-108。

[25] Ibid.,304-317。

[26] Ibid.,318-327。

[27]B.E.F.E.O., VIII, 516。后刊于《敦煌石室遗书》(1909)和《石室秘宝》(1910)；参见J. A., 1913, pp. 116 fll. (J.A即《亚细亚学报》，可于http://gallica.bnf.fr/ark:/12148/cb34348774p/date查询篇目。——译注)

[28]B.E.F.E.O., III, 108-116。

[29] B.E.F.E.O.,III, 248-303。

[30] B.E.F.E.O.,IV, 363。

[31]Ibid., 617-671。

[32]B.E.F.E.O., IV, 768-772。

[33]Ibid., 490, 804。

[34]B.E.F.E.O., V, 211-217。

[35]Ibid., 219-224。

[36]Ibid., 224, 226-228。

[37]Ibid., 423-457。

[38] 作为其方法之细致严格的一个佳例，读者应该去读一读第424到430页关于玄奘这个名字的第二个字之罗马化的讨论。

[39] Ibid.,239-241。

[40] Ibid.,492-497。

[41]Ibid., 498-499。

[42]B.E.F.E.O.,VI, 482。

[43]B.E.F.E.O., X, 274-281。

[44]Ibid., 655-669。

[45]B.E.F.E.O., VIII, 501-525。

[46] 在1931年9月于莱顿举行的国际东方学大会晚宴后的讲话中。

[47] 在1930年海牙的一次演讲中。

[48] 载《国学丛刊》，11, cf. J. A., 1911, pp. 500 fll。

[49] B.E.F.E.O.,VIII, 528。

[50]B.E.F.E.O., VI, 366。

[51]Ibid., 361-367。

[52] 参阅《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系列。对截至1921年伯希和考察成果及文献信息的综述可参考保罗•戴密微(P. Demieville), B.E.F.E.O., XXI 1, pp. 366-374。

[53] B.E.F.E.O.,X, 275。

[54]B.E.F.E.O., VI, 255-260。

[55] B.E.F.E.O.,III, 651。

[56]Journal asiatique 1911, p. 499-617, 1913, 99-199, 261-394。

[57] 拉露女士(Mlle Marcelle Lalou)有一篇对伯希和截至1928年的佛教研究的精辟分析，见《佛教书目杂志》(Bibliographie Bouddhique), iv-v, pp. 1-22：《回顾保罗•伯希和教授的作品》(Retrispective, L’oeuvre du ProfesseurPaul Pelliot)。1928年至1933年的伯希和的佛学研究见当年的《佛教书目杂志》。

[58] 在这篇评论中他多次提到《牟子》，在390页的注释中他说他已经完成这部迄今为止一直没人注意到的重要作品的翻译。不过他还没有完成他给该文本做的注释。数年后，该译文才发表在《通报》上，见T’oung Pao, XIX, 255-433。

[59]T’oung Pao, XIII, 350-430。

[60] B.E.F.E.O.,VI, 400。

[61] 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是他发表在《关于远东的回忆》(Me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II, 123-177(1916)上的长文《〈书经与尚书释文〉的比较研究》(Le Chou King En Caracté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文中讨论了今文古文的问题。

[62]B.E.F.E.O., X, p.659。

[63] 就在本文即将付梓之际，在戴密微教授的慷慨帮助下，我拿到了一部伯希和纪念文集的校样稿，书中刊发了埃德蒙•法拉(Edmond Faral)、费辽扎(Jean Filliozat)、瓦扬(Louis Vaillant)、戴密微、德尼(J. Deny)、韩百诗(L. Hambis)等先生为伯希和写的讣告。我从中借用了一两个关于伯希和生平的事实性的细节。

首发于“保马”公众号，整理重发于https://site.douban.com/173214/widget/articles/10168063/article/42772569/，订正了几个错误。感谢落水同学的指正。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敬请标明译者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