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是怎样重写自己的？评《克拉拉与太阳》

本文译自Leo Robson, “How Ishiguro rewrote himself”,NewStatesman,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2021/02/how-ishiguro-rewrote-himself。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石黑一雄是怎样重写自己的？

利奥·罗布森/文

王立秋/译

这位诺奖得主的隐晦的新小说是他数十年来对“形式良好的”虚构作品的拒斥的结果。

2017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做的诺奖演说结尾，石黑一雄建议，我们应该放松我们对“好文学”的定义。只有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才可能容易、甚至可能与他最新的书产生交流。一眼看上去，《克拉拉与太阳》属于“不好”的范围。它冰冷而抽象，是用重复的寻常散文写的，和这位独白单调的专家之前向读者呈现的风格都不一样。读者很难把握书的重点和虚构世界的基本轮廓。但石黑一雄是一位非凡的作家，他当然赢得了我们的信任，也许在这里，说我们的信仰会更加准确。

小说的背景是不远的未来的美国，书名中的角色，是单亲母亲克里西买的，用来陪伴她生病的女儿乔西的人工智能朋友，她一头短发，看起来有点像法国人。我们得知，乔西“上去”了，她注定会接受大学教育，而她的邻居和灵魂伴侣瑞克，则属于“没上去的人”，并因此而没有前景。我们的叙事者——向导克拉拉并没有以手把手的方式提供多少帮助。她是不在乎“上去”是什么意思吗，还是说，她已经知道并认为那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虽然她靠太阳能运作，并崇拜对她来说慈爱而友善的太阳，但她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如今她所处的人类共同体是否也分享这一迷信。

在小说的大部分内容中，石黑一雄细节移液管（他会从现实中吸取微小的细节，然后再把它移入小说，读过《长日将尽》[1989]和《莫失莫忘》[2005]的人会熟悉这点）看起来要么堵住了，要么什么东西也没有吸到。而读者自然而然的反应，不是预想的激动，甚至不是好奇，而是一种等待。然后，在某个相当靠后的地方，事情变得更加清楚，甚至可以说更可把握了。主题材料的缺失变成了充溢。职业的羡慕、性的渴望、技术进步造成的不平等、人之为人的根本以及最重要的，“希望”的力量。这个在小说前半部分几乎没有被强调过的名词突然变成了那个，用乔西缺席的父亲的话来说，“永远不会把你独自留下”的东西。但看似满足于某种粗糙的连贯的石黑一雄，又写出了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就算说不上是机械降神（尽管从字面上来看这么说也不错），也算得上是不合逻辑的推论的结局。

三十多年来，石黑一雄一直在朝这个悬崖的边缘靠近。1989年，他就说过，“我有时会想，书应该这么整齐有序、形式良好吗？说书的各个部分不成一体是一种批评吗？”他解释说，在写完三本小说——这三本小说中最近的一本是《长日将尽》，这本书在当时拿了布克奖——后，是时候试着“杂一点”，“乱一点”，“散漫一点”甚至“不成体统一点”了。尝试的结果是《无可慰藉》(1995)。它语无伦次地描述了一位钢琴家，他来到一个无名的欧洲，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方位。这部小说显然是非理性文学的一个例子，而自那时起，石黑一雄的作品不管多么地怪诞，都欢迎诠释。

《我辈孤雏》(2000)的读者可能得在确定克利斯托夫·班克斯（这位侦探相信，自己终将查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失踪的父母的下落）的叙事哪些部分是真的、哪些部分是妄想或一厢情愿上下一番功夫。但要识别小说试图说什么，并不困难。它要说的无非是，全能的幻想，可能是我们在认识到自己的徒劳的情况下最好的（哪怕不是最健康的）自保方式。而石黑一雄最近的小说《被埋葬的巨人》(2015)则使用了亚瑟王的神话这样一种不太可能的形式，和始终如一的焦点以及不断堆积的明确性来呈现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心理上，大脑一片空白的失忆状态，可能比每天都要面对一个不可忍受的事实更有吸引力。

通常，小说家在想要不守规矩的时候援引的文学先例要么是在规矩还没有形成之前的某个遥远的时代，要么是某个现代主义反叛的时刻。石黑一雄在十九世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但也在夏洛特·勃朗特那里，找到了令人吃惊的，破坏规则的许可。勃朗特在维多利亚时代使用的女性独白，也是《克拉拉与太阳》（虽然这部小说的叙事者不是人类）和之前的《远山淡影》(1982)和《莫失莫忘》使用的形式。《克拉拉和太阳》试图锻旧为新，在书中，石黑一雄展示出他自己的弗兰肯斯坦式的，试图让勃朗特的《维叶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杂交的冲动。或者，也许，他想写一本向《白痴》（令人眩晕的、狂乱的）变形的《维叶特》（平凡的、日记体的），讲一个起初详细讲述像厨房地理那样的事情（“一旦确定了岛的重要性，事情就变简单的多了”）然后大谈傲慢、不义和奇迹的故事。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石黑一雄用克拉拉的异类视角来看的，不是某个说法语的小城市，也不是俄国的上流社会，而是未来某个未指定的时刻，在那个时刻，世人的习俗和我们的截然不同。这使《克拉拉与太阳》变得更加复杂。当克拉拉说隔壁的排屋被涂上了“略微不同的颜色”以防止住户“误入邻居的家”的时候，我们不能确定，这个看似奇怪的预设是不是真的错了。书中的对话也经常没有重点。乔西说，一些人认为她父亲是“呆瓜”可实际上他“超级聪明”（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看到，二者之间并不冲突）。在另一个场景中，克拉拉宣布得知乔西的姐姐死了，她很“伤心”，克里西回答说，“伤心说的很好”。迟来的，关于克拉拉的记忆有缺陷的暗示，未能解释大量的，一页页积累起来的不确定。

《莫失莫忘》使用了相同的策略，让一个克隆人在变异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叙事，但在那里，规则是一致且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可识别的。在这里，与《克拉拉与太阳》的双重偏离行为更相似的一个例子，是J.M.库切的近作。库切也是除石黑一雄外唯一一位在世的，得过诺奖的英语小说家。在库切的耶稣三部曲中，西蒙和大卫（大卫是个将成为先知的男孩）来到诺维拉，努力以一种不总是符合读者自身反应，让人无法做出同步反应的方式，来了解当地的习俗。在《克拉拉与太阳》和库切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才出版了一年多的《耶稣之死》中，贝克特式的喋喋不休和伪-柏拉图式的从困惑出发的对话和行为交替出现，而一个关于童年疾病的故事，却超越可能，以一个宏大的（如果它的确是真实的）救赎之举告终。

阅读这些小说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去寻找它们给自己评注的证据。就像《克拉拉与太阳》中一位艺术家角色说的那样，“我们做的一切工作都会给我们贴标签……有时还会不公正地给我们贴标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小说试图把事情说清楚，试图一劳永逸地说明石黑一雄想当哪种作家。库切的苦恼则是他在职业中期写的常规名作，《耻》。在这里，石黑一雄试图结束一场持续了四十年之久的讨论：四十年来，他一直要求读者从所谓的“更加隐喻的层面”来阅读他，而不要把他当作一个写英国或日本、过去或未来的作家，或一个写“安静的”虚构作品的作者（虽然那个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出现了五十多次）。

时不时地，石黑一雄可能给人这样的感觉，他在勾引读者，或至少是在勾引那些坚持传统标准的批评家。乔西和邻家男孩瑞克策划了一个秘密“计划”，她们经常通过漫画交流，瑞克的一个对话框是这样说的：“聪明的孩子认为我没有形状。但我有。我只不过把它藏起来了而已。因为谁想给他们看呢？”

其他能够说明石黑一雄意图的线索分布于书中各处。乔西的父亲，一名被机器工人“取代”的工程师发明了一面化妆镜，这面镜子能正确地反映她的脸。乔西告诉父亲，“哇，这真是一个杰作”。高风险，高回报：如果你只肯下“低注”，乔西的妈妈告诉瑞克，那么你赢得的东西就“少得可怜”。在一个地方，克拉拉的视像（她的视力一直不是最好的）开始碎裂，于是她猜测，她看到的东西不真是“三维的，而是用巧妙的，给人圆满和深刻错觉的光影技术投在平面上的”。想到到E.M.福斯特著名的三维角色与二维角色（圆或平面）之分（石黑一雄在诺奖演说中讨论到了这个区分），这是一个圈内人的笑话。

从这个类比来看，克拉拉是一名小说读者，而《克拉拉与太阳》，无论它在做还是没有在做别的什么，都在应对某个诠释的挑战：“我不太理解这个。”“瞧，我一点儿也不理解这个。”“我不确定我理解了。”“我不能确定。”“我不能肯定。”“那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对我的误解。”这样的“困惑的”或者说可能是困惑的眼神、表达和脸色，至少出现了十次。在这个为难与发愁表情随处可见的世界中，人工智能朋友被认为是“教育和启蒙的重要来源”。但克拉拉实际上给人类角色，或者说给我们带来的，又是什么新闻呢？

考虑到石黑一雄的履历，《克拉拉与太阳》可能得到的总的评价将是，这部小说是一部常规的成功之作——它感人肺腑、充满力量等等。这样的颂词看起来是古怪的，不过，说这部小说是一场灾难，也同样没有抓住重点。在批评家詹姆斯·伍德说，《无可慰藉》发明了“‘坏’得自成一派”的时候，我不由得想知道，他怎么知道它坏。我也不相信，安妮塔·布鲁克纳比伍德更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她先是严厉批评那部小说，然后又改变了心意，歌颂它的完美。我本人在读过两次之后（这两次阅读的阅读体验差不多是一样的）对《克拉拉与太阳》的回应，起初和石黑一雄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分结尾的笔记相像：“它给人的邋遢和未经编辑的感觉让我失望”。到结尾的时候，在读完《审判》后，我更理解他的反思了：“思考……诠释可能让人疯狂”。

当石黑一雄在1989年提出那些关于条理和结构的反问的时候，访谈他的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回答说，“我认为问题在于读者接不接受”。《克拉拉与太阳》肯定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它像是某种音诗，和石黑一雄的大多数虚构作品一样，这首诗乐也让人想起他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剧本的题目：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如果说，我不能确定他在追求什么的话，那么，我也无意责备他。人们很少用含糊其词来回应拒绝现存形式的艺术作品，但在《克拉拉与太阳》这里，看起来，含糊其辞，是协调我的无聊和恼火与这位天才应该在读者那里得到的耐心和谦卑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