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唐飞，只有常识

对于疫情的争论往往是在清零和唐飞两个极端，至少名义上是如此。而实际上我们的政策也同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由于现在的政策是放开，似乎是唐飞获得了优势。但同时政策放开却带来了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疫情飞速爆发，从而导致了（似乎）和放开之前清零同样严重的乱象。于是以前的唐飞就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但有意思的是，面对这样的乱象，没有人敢直接指责政府的政策不当，毕竟政府是收放自如，是完全正确的。

我想用简单的个人经历来说明，这其中看似的矛盾其实并不存在。彻底的清零和彻底的唐飞都不对，一个人如果拥有常识，那么就会在彻底的清零的政策面前主张开放，而在彻底的唐飞面前主张增加政府的服务职能，包括药品，医疗，经济补贴等。

疫情三年，我都在美国度过。美国一开始是有一些封控动作的。比如说取消来自中国的航班。结果美国还是没躲过，第一波病毒主要来自欧洲。比如说各个州之间相互的隔离，没有疫情的州不欢迎疫情严重的州的人员。比如各个州之间抢呼吸机。一开始人们对于疫情是完全未知的，所以人们会更谨慎一些，采取更多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封控没啥用。主要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封控无法彻底，没有办法限制所有人，也没有办法去管理所有人，所以那些封控政策就渐渐取消了。

这个时候，一个有常识的人应该怎么做？就是用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于是很多人就不出门了，然后买了很多口罩，消毒液。口罩必须是N95的。那个时候网上买菜也不好卖。我当时害怕断粮，找到一个网站是专门给饭店提供食材的，都是大批量的，我就在上面买了两大袋面粉（一袋不卖），一袋几十斤，买了可颂面包，结果一来好像有400个，把我吓了一跳。后来面粉没吃完扔了。

2020年平安度过，到了年底，疫苗就出来了。常识告诉我们，有疫苗就打疫苗。于是2021年，就开始打疫苗。一共打了三针。最后一针是2021年底。疫苗有一点点副作用，也还好。然后就到了2022年。这一年病毒减弱了，又打了疫苗了，觉得问题就没那么大了，但3月份国内封控反而严重了，就完全不赞同。到了2022年7月，有一次我坐火车口罩坏了，回来就阳了。当时我第三针疫苗打了过了半年了，大概效果也不行了，再加上火车上人多又没戴口罩，所以阳了也很合理。发烧了两天，挺难受。应该是BA.5毒株。第三天就基本好了，除了嗓子有一点点疼。其实和现在很多人的症状类似，现在流行的是BA.5.2。杨康了之后我就放飞自我了，于是到处去玩。去了四五个国家。当然玩的时候我也还是戴口罩的。那以后也没有再被感染。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担心，只是做好一般保护措施就行了。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情境。第一，一开始病毒比较厉害，没有疫苗，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来说传播力不是那么强，你只要戴好N95，尽量不出门，就基本上没事。我是美国最早戴N95的一批人。我在国内疫情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戴了，那个时候美国还没听说过这个病毒。第二，后来出现德尔塔，也挺厉害，而且传播力更强了，但那个时候出来疫苗了，那就赶快打疫苗。第三，当奥密克戎出来之后，病毒就不厉害了，但传播力变得太强了。这个时候也不是说就完全不防护了，但防护得太好成本收益就不划算了。防的住就防，防不住就自己扛过去了。当然这个时候还有一些药品比如paxilovid出来了。我当时阳了之后去急诊，想要这个药，结果医生说只有高危的情况才给，就没给我。

三个不同的情境，有三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却都是基于常识。当然我最后还是阳了。但我可以说，从疫情开始美国从无效封控到很快完全放开，我整整扛了两年半没有阳，后来阳了其实身体也有一些疫苗保护所以问题也不大。我的例子完全不是为了说美国怎么样，而只是表示，哪怕在外部条件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常识也能够给你很大的帮助。美国死了很多人，这里面有很多是因为缺乏常识，比如很多人不戴口罩。如果所有人都有常识，结果就会比现在好很多很多了。如今国内在放开不到一个月，可能有80%的人都阳了，这就完全违反常识了。连国内的专家也说，不能一窝蜂都阳了，要尽量拖到后面，这样医疗压力也小一些，并且病毒也可能更温和一些。

很多所谓的唐飞其实都是常识派，但因为政府严厉的封控政策出现了很多违背常识的行为，这些人质疑封控政策而被误称为唐飞。

不是说所有的封控都是错的。我们现在回看武汉时候的封控，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的病毒是比较厉害的，而且当时又没有疫苗，所以对它采取比较严格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但这里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李文亮等人早就说有病毒，结果反而受到制裁。政府是等到这个病毒瞒不住了才开始180度转弯。武汉的封控也有很多乱象，一些被写在《方方日记》里。后来方方被很多人辱骂。其实你要封控不是说完全不行，但很多人死在家里，各种惨剧，这是一个政府必须要去承担的，而不是像堵李文亮的嘴一样堵方方的嘴，堵很多其它人的嘴。所以，即使武汉封控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做法也是常识派所反对的。

到了今年上海的封控，它的合理性就很成问题了。因为病毒早已不是以前那个病毒了，它毒性减弱，传播力却猛增。当年武汉封控已经很多问题，现在面对难防得多得多的病毒，封控就就不能叫明智了。果然，后来出现了很大的怨言，出现了大家在网络上的集体发声。面对这种新的毒株，政府还在用老办法，而且是变本加厉，方舱修了一片又一片，还发行债券修方舱，这就完全违背常识了。上海封控，当时官方的数据仍有上百万人感染，到了后来，各个地方此起彼伏，那就确实已经防不住了。我们就算假设，病毒传播力不增强，以封控上海的力度也勉强能够封住，这个代价也是社会负担不了的。因为它不是说你封一次就结束了，它过两天还会来，你还得封。很多人说放开会导致很多死亡。是的。但是如果真的每过几个月又封一次，那么肯定很多人会因为经济原因或者封控看不了病的原因而死，这还不算，更悲惨的是所有的其他人都在封控中白白虚度生命，就是等死，就是这些本来应该有精彩内容的生命被剥夺了，这和被病毒剥夺生命并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现在，我们再从常识的角度来看，放开本身没有错，但突然的放开是违反常识的。首先药品就没有储备够。大量的资源去测核酸，去修方舱，结果一个小小的退烧药却根本没有，这是说不过去的。其次疫苗也没打够。很多人打了也是早就打了，即使有效现在也消退得差不多了。再次特效药现在外国有，中国也有自己研究的，但都买不到。其它方面的支持一概没有。政府从无处不在突然变得无处可寻。为什么？当年修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时候，全网直播，结果现在火葬场太挤了怎么不多修几个呢？基建狂魔干什么去了？当然是因为修火葬场太丢脸了。

我们总是要回归常识，或者主动，或者被动。浮夸风之后，现实并没有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被迫回到常识。文革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被迫回到常识。如果我们的常识多一点，我们走的路会直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