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戴岑豪斯：民主或末日

民主或末日

大卫·戴岑豪斯/文

王立秋/译

David Dyzenhaus, “Democracy or apocalypse”, Aeon, 20 September 2022, https://aeon.co/essays/eric-voegelin-hans-kelsen-and-the-debate-over-nazism。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大卫·戴岑豪斯，多伦多大学法律与哲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院和英国国家学术院成员。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20世纪30年代，许多欧洲学者到美国寻求庇护，以逃避故国迅速恶化的政治局势。在德国，随着1933年《恢复公职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的发布，犹太学者被“清出”了学院，他们也因此而感觉，要是留下来的话，他们失去的就可能不只是工作了。在德国或纳粹占领下的奥地利，自由主义或左翼非犹太人学者看不到未来，也不乏理由担心自己会遭遇落到欧洲犹太人头上的命运。

在这些弱势群体中，哲学家颇为显眼，而在他们之中，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又尤其显眼。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向美国的移民，改变了那个国家的哲学，在使英文成为国际哲学研究的主流语言的同时，也让德国和奥地利失去了他们最好的哲学人才，对接下来的几十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既有理由赞美欧洲对美国学术文化的贡献，也同样有理由哀叹欧洲的损失。

不过，这点也不容忽视：在这波移民中，也有一小部分学者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他们对哲学这门学科几乎没什么影响，但他们的门人却遍及政治学系和包括哈佛与牛津在内的一些最著名的法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影响超出了学界，并且在英国退欧、“使美国再次伟大”、维克托·奥尔班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时代，他们的影响与日俱增。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85)就是这个群体最有影响力的成员，这个群体和以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及其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圈子走得很近，并为那锅混合了好战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有毒而复杂的大杂烩奠定了基础。在唐纳德·川普的时代，驱动共和党的，正是这锅意识形态的大杂烩。沃格林是德国人，在维也纳大学上的学，并于1929年成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教授。1938年，他逃到瑞士，后又投向美国。他先后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埃里克·沃格林中心网站称他是“我们时代最具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沃格林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社会主义者。思想史家马克·里拉称，沃格林不得不逃离奥地利，因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两本书中攻击了“支撑纳粹生物种族主义的伪科学作品”。他因此而“可能被奥地利的纳粹针对，后者也在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Anschluss)后立刻下令逮捕他。”

马克·里拉的说法有误导性。在1973年的自传中，沃格林本人并没有说他怕被逮捕，他只是在被学院开除后，害怕护照被没收，不方便移民而已。更重要的是，马克·里拉没有把他的主张放到沃格林写作那些作品的语境中去考虑，并且没有提及沃格林本人在当时的立场，从而维护了沃格林本人精心培植的、其众多仰慕者信奉的那套说辞。

在自传中，沃格林写道，他对种族主义依赖的生物学理论的批判是，这些理论“与民族社会主义不太兼容”，他最早关于这个主题的几本书中的一本“卖出去的被出版商撤回，剩下的库存也被销毁”。不过，沃格林充满热情地拥护其他具有同等效率的种族主义理论，他还试图从形而上学和精神的角度为这些理论证明。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书，《种族观念的历史》(The History of Race Idea, 1933)的末尾赞美了种族，说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却是一个用来诠释个人生命和更广泛的共同体生命之意义的工具”。他继续写道：

它不只是为被动地“理解”而创造出来的，更起到了在未来塑造共同体的作用；种族就是作为身体语境的共同体，它就是共同体成员向未来投射的那个语境。

沃格林和纳粹的区别只在于，就像奥雷尔·科尔奈(Aurel Kolnai)在第一部关于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研究《对西方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1938)中说的那样，他“永远和党派学术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科尔奈指出的那样，

如果这让沃格林成为希特勒的眼中钉，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就没问题了……他和纳粹官方关系不好，仅仅是因为他过于聪明地把纳粹的世界观给说了出来从而招致了这样的不幸。这样的人也不只他一个。

此外，里拉也忽视了这个事实，即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沃格林是“黑色维也纳(Black Vienna)”的重要成员。这帮知识分子反对自由主义的、倾向左翼的维也纳学派而接受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反科学的世界观。在写完两本赞美种族观念是政治的关键的书之后，沃格林又写了《威权主义国家：论奥地利国家的问题》(The Authoritarian State: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the Austrian State, 1936)。他在书中提出的主张是，奥地利国家的问题不在于威权主义；相反，威权主义是解决奥地利多元国家秩序带来的政治问题的良策，这一良策始于1934年的政治危机，期间，法西斯主义政客和联邦总理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解散议会并揽过独裁大权。那本书的要点是，怎样把奥地利国家变成一个尽可能有效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工具。

沃格林比他的弟子们更乐于开口承认他想干什么。在自传中，他轻蔑地评论说

奥地利为避免希特勒的大恶而转向墨索里尼，这件事情显然是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大声嚷嚷“法西斯主义”。

他继续说道，这本书是他“第一次为……理解这点而做出的重大努力，即保卫民主的可能的最佳方式，是建立一个能够遏制激进意识形态的威权主义国家。”

沃格林可不只是说说而已。他是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区社区学院一个秘密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建议并实施了对其员工的“政治清洗”，也就是说，开除了那些反对新政权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德国，沃格林的那种在学术上更加精致的种族主义不乏支持。于是，在希特勒掌权后，沃格林试图通过向在德国机构任教的纳粹学者呈递自己关于种族的书和恳求信，为自己谋求一个职位。在第一次这么干的时候，他遭到了拒绝，原因是他和法哲学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有联系。凯尔森在20世纪20年代指导了沃格林的博士论文，并且，凯尔森祖上是犹太人。这促使沃格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证明自己是纯种“雅利安人”并且和凯尔森在学术和其他方面都相去甚远。他再次遭到了拒绝。但这不是他最后一次和凯尔森扯上关系。

凯尔森是他自己的时代——也许，也是所有时代——一等一的法哲学家。但对一个想加入纳粹学术圈的人来说，和他扯上关系就是职业自杀。凯尔森写过几本为自由民主及司法审查在确保这样的民主制度坚持法律主治上所起作用辩护的重要著作。在设计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宪法法院的过程中，他撰写了1920年的奥地利宪法，他还以法官的身份，坐在这个法院的第一个法官席上。

1930年，因在法院的身份受右翼攻击，凯尔森离开维也纳赴科隆担任学术职务。在科隆，凯尔森在魏玛晚期与其反动的同事卡尔·施米特就应该把谁看作“宪法的守护者”展开的极为重要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沃格林的《奥地利国家》主要参考的一本书中，施米特认为，魏玛宪法要求必须由共和国总统而非任何法院来决定宪政的高级事务。凯尔森的回应是，施密特的论证与法律无关。它说到底是这样一种主张，即只有行政首脑能够确保人民的大一统，法律权力必须定于一尊：我们必须抛弃议会民主和社会多元主义，把所有的法律权力都交给这个首脑。

因为凯尔森祖上是犹太人，所以他1933年就被开除了（事后他的同事联名发布了一封抗议信，施密特是唯一一个拒绝在信上署名的人）。凯尔森经日内瓦和布拉格抵达美国，最终在伯克利政治学系默默无闻地、孤独地度过了余生——这与沃格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凯尔森是沃格林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书中攻击的主要目标。在《种族与国家》(Race and State, 1933)，沃格林把凯尔森的法律理论识别为德国国家学(Staatslehre)传统的主要问题的一个典例，该传统认为政治与法律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现代国家的性质进行抽象的解释。凯尔森认为，这个任务涉及对价值中立的国家（就像它在任何社会或政治语境中表现出来的那样）的理解。在尝试建构一种对作为规范系统的法律秩序的科学叙述，一种关于现代法律国家的权威的理论的时候，凯尔森有意排除了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考量。对沃格林来说，这个尝试必定失败，因为它在研究中“清除”了对“人和共同体”的作用的考虑。沃格林认为，自己在书中列出的种族理论，至少就其试图扎根于社会和人类学的现实而言，方向是对的。这里所说的“人类学”不是对实际的人群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哲学理论。于是，他在《威权主义国家》中用了整整五十页的篇幅，来阐述对凯尔森的这一批判。

不过，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两个人才又产生了联系。因为得知凯尔森正在参与评论他的《新政治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1952)，沃格林给他写了一封信。在后续的不那么愉快的通信中，沃格林试图向凯尔森（那本书并没有提到凯尔森）保证，其批判并非针对他之前的导师。凯尔森不太相信沃格林的说辞，并为他所看到的沃格林著作的政治含义而深深地感到不安。但凯尔森最初的回应和后来一个更长的版本，是在他身后才发表的，因为他两次在不同的刊物接受了自己的投稿后又撤稿。（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在校对阶段撤稿并因此而不得不赔了期刊一大笔钱。）为什么凯尔森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评论呢？

主持发表凯尔森更长版本回应的维也纳汉斯·凯尔森研究中心指出，答案可能在于这个事实，即凯尔森反驳沃格林的指控（沃格林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俗的宗教），为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辩护，而在麦卡锡时代，发表这样的辩护是有政治风险的。在详细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比约恩·托马森(Bjørn Thomassen)反驳了这个假设。他诊断说，凯尔森想打压沃格林，是因为这位Doktorvater（德语中对导师的称呼）因以前的学生的反叛而受到冒犯。托马森还认为，凯尔森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评论证明了他无力对抗沃格林对“灵知主义”的批判。虽然沃格林在此观念上一贯模糊，但他看起来认为灵知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上帝从世界消失之后，被选中的少数可以看到超越的神圣者的愿景，而他们也可以通过某种末日灾变在尘世实现那个愿景。沃格林杂乱地给一切致力于实践其理想社会愿景的政治意识形态贴上了“灵知主义”的标签。按这种看法，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和自由主义同属灵知主义，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世俗的宗教。

托马森说的第一点肯定不对，因为凯尔森已经无视沃格林好多年了。但他说的第二点，又引出了一个谜题，在这点上，里拉说得很好。里拉说，沃格林是一个涉猎广泛的“业余历史学家”，他涉猎的范围之广，以至于里拉说，他看起来有点像乔治·艾略特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1-72)中的那个“偏执于博学”的马苏朋先生，后者执着地“寻找‘所有神话的关键’以至于只能写出一大堆未完成的残缺作品”。里拉发现，沃格林通过在西方思想史里拖网的确找到了某种关键：“指导沃格林所有著作的，是一种基本的直觉，那就是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很重要，通过那个关系的变化可以解释现代历史的灾变”。事实证明，那个直觉，就是他在《新政治科学》中提出的关于“末世的内在化(immanentizing the eschaton)”的主张：根据沃格林，我们应该把西方思想史解读为形形色色的“灵知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20世纪50年代的争论表明，沃格林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那些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著作并不是什么年轻时的鲁莽之作。沃格林本人也认为，它们为自己战后的作品打下了基础，并且它们也把他战后的作品中隐含的东西给说明白了。凯尔森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事实上，他在顶级哲学期刊《伦理学》(Ethics)用整整一期的篇幅来发表的那篇长达101页的《民主的基础》(“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1955)中就论证过这点。很可能，也正是这篇文章使凯尔森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发表他对《新政治科学》的评论了——他的分析是如此地强有力，以至于除此之外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

也许是因为沃格林的名字只在脚注中出现，许多评论者都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事实上，这篇文章的头几页就是在批判“新政治科学”。凯尔森首先识别了战后主要的政治问题，那就是苏共的威胁，因为后者“打着民主的旗号反民主”，把党的独裁说成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不过，稍后，他又转而分析了一种“极为相似的思想模式”，并把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当作例子来使用。他指出，《新政治科学》包含“初级的”代议和“存在意义上的”代议之分。他进而说明了这一区分的要点。初级的代议也即代议制民主制度只是形式上的，缺乏“实质”。实质只能由存在意义上的代议来提供。根据凯尔森对沃格林混乱表述的挖掘，存在意义上的代议，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党制国家，其中，领袖就代表“作为整体的社会”，由于沃格林并没有提到“国家”这个概念，故而，领袖也就等同于国家。

沃格林所说的存在意义上的代议，指的就是这个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个联系如果以代议制民主制度为中介，就会腐化。凯尔森认为，这个联系从性质上说就是“法西斯的”，虽然他也承认，沃格林没有直说，而只是这么暗示。他还在脚注中明确了这点，即在他看来，施米特在魏玛晚期提出的法西斯主义民主理论和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相去不远。这样的理论坚持只有不受制度约束的强大领袖——独裁者——才能实实在在地代表真正算作“人民”的那个群体。

不过，凯尔森长达一本书的回应的确也增加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在《新政治科学》中，沃格林在结尾分析了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他说，霍布斯看到了在公民信仰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需要，但他是通过“抛出人类学和救世学(soteriological)的真理”——分别指对社会的个体的正确哲学构想的真理，和宗教救赎教义提供的真理——做到这点的。沃格林声称，如此，“领会的真理也就被破坏了”，而“基督教的末世也就被错误地内在化了”。

正如凯尔森指出的那样，这种对霍布斯的诠释极为片面，甚至可以说不老实。霍布斯明确拒绝人类会有一个最终阶段的想法。相反，他希望设计一个现代的法律国家，其中，哪怕对“好”的构想截然不同，人们也能和平地共同生活，统治者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他们能够强迫人民相信某种关于灵魂或救赎的观念。霍布斯意识到，这样的法律国家是脆弱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而对它的设计也必须考虑并始终对人的经验开放，仅以为既定政治共同体建立一个稳定、体面的社会为目标，不谋求更多。

因此，霍布斯无意创造一个没有宗教的世界，也无意在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只要密切关注人制造制度来解决怎样和平共处的问题的能力就够了，这样的关注自然会结出果实，只要我们对我们身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集体经验保持开放——之外，再去创造一种公民信仰。在涉及我们的共同生活的时候，所有超越人的经验的东西实际上也只是人的经验而已，而不像某些梦想“绝对者”的人声称的那样，是从“启示”得来的。凯尔森因此表明沃格林的知识是多么地浅薄——无论人们怎样吹嘘他的“博学”。

在对沃格林的回应的第一稿的结论部分，凯尔森指出一个明显的反讽之处。在《新政治科学》的结尾，沃格林评论说，就“英美的民主——就其制度而言，它们最为坚实地代表了灵魂的真理——同时也是在存在意义上最强大的力量”而言，“还有一丝希望”。凯尔森没有引用接下来的那句话：“但我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通过克制灵知主义的腐败、恢复文明的力量，把这星火点燃”。不过，凯尔森的确评论了这句话隐含的意思，他说，“相当矛盾的是，这是灵知主义关于现代性的真理。它最终也变成了沃格林的灵知之梦。”

那么，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是于1951年为沃尔格林系列讲座而写的，后于1952年修订出版。也就是说，他在《新政治科学》中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提出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英美的民主不但战胜了纳粹，也强于共产主义阵营。在结论之前乍看与书的主体内容不符的几页论述中，沃格林指出，民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保留了贵族议会的制度文化和基督教公国的风俗，如今，这两样东西都被认可为国家制度”。类似地，尽管美洲革命“深受启蒙心理学的影响”，但它却“幸运地在旧制度的制度和基督教气候内结束”。和法国、德国的革命不一样，英美民主并没有引发“不受约束的现代性”，意即野蛮生长的自由主义。

这几页论述实际上并不像它一眼看上去的那样古怪。就像凯尔森觉察到的那样，沃格林的灵知之梦的内容就是，想要鱼与熊掌兼得。以信仰基督教的白人为主的政治共同体的实质上的大一统有了，统治这个共同体的是贵族精英，他们之所以在位，是因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人们信赖的制度安排。然后，这几页论述又对知情人士挤眉弄眼。多数人认为他们拥有的是稳定的民主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我们，人民”的身体政治）的统治，他们也信任这个统治。但实际上，他们生活在“旧制度的基督教气候”之中。

不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气候已经变了。对沃格林的弟子来说，在美国，在民权运动、沃伦法院、女性主义、黑人当选总统、米兔运动、废警运动和跨性别人士权利开创的时代，这个气候变成了“不受约束的现代性”。和沃格林一样，他的弟子也认为，自由主义甚至比不加掩饰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还要有害。自由主义不但声称自己是世俗的，还声称自己是中立的——就它唯一提倡的“好”是一个稳定政治秩序的“好”而言，在这个秩序中，个体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贯彻自己对“好”的构想。和沃格林一样，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把对“好”的追求贬低到个体生活的私域，如此，它也就严重腐蚀了许多对“好”的构想，尤其是那些真正宗教的构想；并且，通过这样的腐蚀，自由主义其实也以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千年至福为代价，提出了自己版本的千年至福。

和沃格林不一样，他们没看到“投向墨索里尼”的需要，因为关于民主，他们学到了沃格林和施米特之流在20世纪30年代没法学到的一课。他们主要的老师是匈牙利的奥尔班，他教给他们的一课是，政治空间不需要排斥民主，只要在政治空间中运行的版本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就够了。不自由的民主是这样一种民主，它的制度的掏空或者说被俘虏了，如此，首先，统治者在周期性选举中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其次，像议会和司法部门这样的制度也失去了节制统治者宣布共同的“好”的能力。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搞法西斯主义了，因为对美国参议员约什·霍利在一篇受沃格林启发的论文中所说的“基督教的王国政治愿景”来说，不自由的民主就已经足够了。

正因为凯尔森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梦的内容（就像他在《伦理学》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说的那样），他才不得不试图揭穿沃格林的计划。而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悲剧性地说明，他太有先见之明了。民主的敌人不只是俄罗斯的普京和各种乖僻的极端主义群体。民主的敌人已经在我们的大门内，在我们的学院门内存在一段时间了。他们是真正的灵知主义者。他们足够现实地知道，他们规定的那种神权统治（他们规定的是一种好战版本的基督教）的回归，在实践中并非不可实现。于是，他们与任何和他们共享足以形成共识的意识形态信条的反自由主义势力达成协议；他们以“把我们从普世主义的、无根的精英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套修辞在过去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为借口，来掩饰自己对自由民主的成就的仇恨。

凯尔森犯的唯一错误是认为，他的法律主治国家理论是价值中立的。正如泽连斯基正在教导我们的那样，坚持法律主治的民主国家需要坚持一些重要的价值，这些价值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乌克兰人民不惜用生命来维护。

译文首发于“海螺社区”（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EyNDQ4OQ==&mid=2657467418&idx=1&sn=0d67a0577db42a79c9edc81b1aa449f2&chksm=bd1d9bbc8a6a12aad31a2ab86b6187237a4e6233982c782c1a0ded8a6ab3cd1f207ff108c608&scene=126&sessionid=1667444318&key=17bfcf98c5489f8ea7a0df7446e4a00bf1dcceb8f6f5299f21afbdab71d75d5c32b4062d8965371bb042692874f1de7ae2bee6941653c95cc67bf6e3c96752cee6e782ab628b560f8bbe8e494bb2ac5b0997a4473f2357e5e015f8f878a824e7ec757d381414f778d0f912a1b9b14da8127fbb25a7c7c791544711c0bec5fce0&ascene=1&uin=MTMzMDAxNTAwMA%3D%3D&devicetype=Windows+11+x64&version=63080014&lang=zh_CN&exportkey=n_ChQIAhIQgUJ%2F7GBA9XIOhMIYEUFvgxLyAQIE97dBBAEAAAAAABmSNQ7wXRY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n6QUeZ6g8DuNsDTwjOeFCo5fuL2qoSeeMuyq5rmBcUyFkWlMifdWPJ%2FPNPMXAUnZPqfcGVhq6WM2jTfyMg4f7gRc2oXt0R%2FzH2evPkZplv9ThsNp%2F7d02XChoWh8dPiOi20GMQE7JmFG88GSQC5GPRYq8uAOedgItfG%2B%2FcEtDbvfvaMXHkZJCvhO30EtoMJq%2FZNJF%2Bt6WE%2FzQ1v6RK6JzYB4NYvIxSQsAWdJzBDDeS9fFbHdkNR3BmJtoCSmZts%2BI%2FTTHi%2BUrdoli0y6&acctmode=0&pass_ticket=AwNbRdgaR5xJsTOcCzHDNqXcVvN5%2BJwcGQqEcyadn05eP%2FXzy8Jb1Zm3Fkm5fPxJ&wx_header=0&fontgea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