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罔顾事实的政治面前，查核事实有什么用？

原发布于 人不是什么 2022-12-18 13:20 发表于香港

埃丁·海达尔帕西奇/文

王立秋/译

11月初，波黑高级代表克里斯蒂安·施密特给联合国写的一份报告被泄露给了媒体。在报告中，施密特警告说，波黑面临分裂的危险，塞族武装分裂分子发动新一场内战的前景“非常真实”。在之后的几天里，随着相关新闻——波斯尼亚即将爆发战争——的传播，一些媒体来问我，身为研究巴尔干地区的历史学家，能不能写一篇短文，解释一下当前危机的根源。

我当然可以写一篇这样的东西——但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被叫来扮演的角色总让我感到不安。

这种在某个长期被忽视的地方——无论是波斯尼亚、苏丹还是纳卡——突然上了新闻之后被找来“解释”历史的人，既要负责提供关于那个地方的基本信息，又得破除与之相关的神话。

但我越是思考战后的波斯尼亚，就越对这样的短文的局限性感兴趣。

试图为那些肤浅的冲突——它们仅仅根源于政治——提供“深度的”历史解释能有多大作用？虽然历史学家擅长于查核事实，但在国家支持的，以蓄意的谎言为基础的叙事面前，查核事实真是最好的、或唯一的应对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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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处在当前波斯尼亚危机核心的波斯尼亚自治体塞族共和国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塞族共和国当期的领导人米洛拉德·多迪克升级了威胁：他要建立一支新军队，脱离波斯尼亚，并因此而使前南斯拉夫地区重新陷入武装冲突。

塞族共和国本身是一个新近的政治创造。它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时候，当时强硬的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者在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拉特科·穆拉迪奇的领导下，抓住南斯拉夫解体的机会，建立了一个纯粹的单族群民族国家。在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国民军残余势力的支持下，塞族共和国的国父们无所顾忌地追求他们激进的目标，力图消灭他们在建国后的三年即1992年到1995年夺取的领土上的非塞族人（主要是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卡拉季奇和穆拉迪奇失败了，后来塞族共和国的国父们也在海牙国际法庭上被控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并被定罪。

但根据1995年的《代顿和平协定》，塞族共和国还是幸存了下来，并被赋予波黑独立国家内部自治体的地位（波黑的另一个政治实体是由各联邦州组成的国家）。

今天，在当年的战争爆发二十多年后，塞族共和国落入了把自己描绘为战时遗产捍卫者的多迪克手中。虽然一开始以卡拉季奇的替代选项的形象示人，但如今，多迪克坚定地否认塞族共和国的国父们犯有种族灭绝罪，他宣称，不久之后，塞族共和国就会有自己的军队、财政和其他机构。俄罗斯的普大帝和塞尔维亚的武契奇都把多迪克当作自己的地区盟友，纵容他的分裂威胁。

多迪克的民族主义计划也使他致力于改写和“深化”塞族共和国的历史。在查阅政府花大钱砸出来的《塞族共和国百科全书》——这套书号称有十多卷，但迄今为止只出了三卷——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歪曲的说法，比如说，塞族共和国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的过去，早在中世纪和古代晚期的时候它就存在了。

要求历史学家深入挖掘（如塞族共和国）这样（短暂）的历史，感觉就像是向浴缸派遣潜水队——但政客们就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动员历史学家提供他们需要的叙事，一些学者也接受了这个任务，要么迫于压力，要么自己真信这套，要么，是为了投机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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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民族主义对想象的过去的捏造的时候，历史学家经常会诉诸他们最喜欢的工具：查核事实、破除神话。面对关于历史的误导性主张，历史学家擅长指出支撑这些论断的谬误、歪曲和枉顾史实的误解。这种工作依然是历史学这门学科最有价值的功能之一。历史学家有力量暴露错误，建立更加准确的叙事，以循证的方式从多个角度来研究过去。

可在面对决心创造自己的关于过去的叙事——无论这样的叙事多么地虚妄——的政权的时候，查核事实又能纠正多少误解呢？

就塞族共和国而言，显然，像多迪克那样的政客是知道关于最近那些事件的令人不适的真相的。直到2007年，多迪克本人都还承认塞族共和国武装部队“在斯雷布雷尼察搞过种族灭绝”。

不久之后，多迪克决定，对他的政治野心来说，煽动民族主义自豪感更有利。于是他开始大谈伊斯兰密谋针对“塞族人”和“基督教欧洲”这样子虚乌有的威胁，同时否认塞族共和国的国父们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系统地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不存在什么种族灭绝”成了多迪克年复一年在各种媒体发布会和集会上不断重复的口号。2017年，塞族共和国政府禁止在学校里教关于像20世纪90年代萨拉热窝和斯雷布雷尼察血腥围城战役那样的主题。

国内外的抗议也无法遏制塞族共和国发起的攻势。费力和支持“软否认”的人打交道，从只承认部分罪行，但不给这些罪行打上种族灭绝的标签开始试图说服他们，也只会造成不断改变相关概念的定义，直到“硬否认”再度成为主流的结果。

这样的争论也给战后的波斯尼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塞族共和国给已经被定罪的战犯平反、把他们的罪行相对化的操作否定了幸存者和受害者家人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二次伤害。通过为过去的暴力正名，否认主义的话语还使新的暴力威胁变得更加可信且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多迪克大谈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的情况下。

最终，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负责代顿协议在波斯尼亚的民事执行工作的高级官员瓦伦丁·因兹科颁布了一条禁止否认种族灭绝的法律。虽然总的来说，法律禁止一切否认种族灭绝的行径，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件针对多迪克的，早就该做、却一直没做的事。

反过来，多迪克之所以会升级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拒绝遵守这条法律；相反，他断言，塞族共和国将谋求事实上的独立，这样，它才能自由地创造一个不受事实约束的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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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类似的因为否认（历史事实）而获得权力的势力都在抬头，虽然它们运作的背景截然不同。最近，在成功煽动起一场围绕“批判种族理论”之幽灵的道德恐慌之后，美国20个州的共和党政客说服其所在州的立法机构禁止美国史课程教授“可能制造分裂的主题”。

美国的历史学家也在急于应对这个立法对他们造成的冲击。这实际上相当于国家强制要求他们否认美国史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2021年6月，135个学术协会联署的一封公开信抗议说，显然，这个法律的目标是“压制关于种族主义在美国史上起到的作用的教学”。2021年8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杰奎琳·琼斯发表了一篇令人信服的论文，总结了反黑人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模式，同时也解释了批判种族理论是什么、不是什么。

可虽然这样的事实核查起到的纠正作用是有价值的，但它们却挡不住那些立法禁止教师教关于过去的真事实的政客。

而且，急于推翻否认主义主张——比方说，先指出其谬误，再纠正之——也有认可它们、赋予它们合法性的危险，仿佛它们是历史分析的起点，而不是政治的谋划。而这样的谋划，本不该是大多数在经验的基础上工作的历史学家考虑的问题。

认识到所有这些折腾都是因为权力，会动摇那种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历史学的看法——即在理想的情况下，历史学是一个中立的研究领域，它最好不要和政治裹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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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也有这样的理想，她出色地探讨过谎言和欺骗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但她的分析假设，求真——包括历史学家和核查事实者的工作——说到底应该是一个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在很大程度上孤独的差事。

阿伦特认为，“从真的角度来看政治意味着站到政治之外。这个立场是说真话的人的立场，如果说真话的人试图直接干涉人类事务，或用说服或暴力的语言说话，那么，他就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可历史学的技艺不可避免地会介入人类事务，并且它的确也源于人类事务。这个事实使阿伦特对“历史学家和政客”产生怀疑，因为“他们忍不住会把他们的现实——说到底，这个现实从一开始就是人造的，因此，它也可能是别的样子——塞进自己的理论，并因此而在心智上摆脱了这个现实令人不安的偶然性。”

我们的时代充斥着各种否认主义的谋划，它因此也为另一种看法开辟了机会，这种看法接受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多种政治潜能，而不试图把这些潜能最小化，把历史学简化为保护事实的任务。

面对正在改写过去的强大势力，历史学家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假设，并就权力与自己学科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问题。

什么样的社群和制度渠道有助于打击假消息、为更加诚实地清算令人不安的过去铺路？

职业历史学家对社会有什么用？

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认为，扩大关于政治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讨论，能让历史学家更好地对抗否认（历史事实的）势力的抬头，无论是在波斯尼亚，还是在美国。

阿伦特正确地强调，事实脆弱得令人不安又不乏韧性，在被歪曲、破坏之后，它总能安静地复原。阿伦特总结说，这个危险的张力——这个张力使事实时刻面临滑入谎言领域的危险——“无药可救”。

但这只是让说真话的多种斗争变得更加必要。如果说当前波斯尼亚的危机有什么指导意义，那就是，这场危机表明，与重新抬头的否认主义谋划斗争依然是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过程，一个应该不只在这个国家，更应该在全世界引起广泛的批判反思的过程。

Edin Hajdarpasic, “What Use Is Fact-Checking Against Fact-Free Politics? The rise of false histories by real politicians”, Public Seminar, December 7, 2021。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埃丁·海达尔帕西奇，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著有《谁的波斯尼亚？现代巴尔干地区的想象与民族形成》(2015)。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