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关于行动者-网络

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一些澄清

布鲁诺·拉图尔/文

王立秋/译

Bruno Latour,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rew clarifications”, Soziale Welt, 47. Jahrg., H. 4(1996), pp. 369-381.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请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其它用途。

I.

研究行动者-网络的性质，是巴黎科学与技术研究小组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给自己设定的任务(Callon Law/Rip 2986)。不过，这个理论经常遭到误解，并因此而遭到大量的滥用。在本文中，我想列出“网络”(network)的一些有趣性质，解释由此而出现的一些误解。在这里，我不会涉及量化研究，尤其是所谓的“共现字分析(co-word analysis)”。这样的研究本身就遭到了误解，因为行动者-网络所涉及的社会理论和离奇的本体论是很难准确把握的(Callon/Courtial/Lavergne 1989a; b)。

“网络”这个词本身的常见用法及其含义引出了以下三种误解。

第一个错误，是给“网络”这个词一个常见的技术含义：排水管道网络、铁路网络、地铁网络或电话“网络”。最近的技术往往也具有“网络”的特性，其元素完全联系又相距甚远，节点之间的循环流动(circulation)遵循严格的路径，一些节点因此而被赋予了全局上的重要性(a strategic character)。没有什么比计算机网络连接更强、距离更远、路径更严格、组织更具全局性了。但行动者-网络这个基本比喻想说的并不是这个。工程师意义上的技术网络，只是行动者-网络可能的最终、稳定化状态之一，这样的状态还有很多。行动者-网络可能不具备技术网络的任何特征——它可能是局部性的，它可能并没有严格的路径，没有具有全局重要性的节点。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汤姆·休斯(Tom Hughes)的“电力的网络(networks of power)”(1983)在故事的开头是行动者-网络，而在其稳定化的元素中，只有一些最终成为了工程师意义上的网络，那就是电网(electrical grid)。甚至在这个靠后的阶段，工程师对网络的定义也只是行动者-网络的部分投影。

第二种误解倒是容易解决：行动者网络理论（下称ANT）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研究没多大关系。这些研究，无论多么有趣，关心的依然是个体人类行动者的社会联系——它们的发生率、分布、同质性和接近性。社会网络研究，是对像制度、组织、国家和民族那样的概念的一种反应，它在那些往往太过于全局的概念之外增加了一组更实际、更小的联合(associations)。虽然ANT同样不信任这种模糊的、无所不包的社会学术语，但它的目标依然是描述社会的性质。只不过，为了描述社会的性质，ANT不会把自己的目光限于个体的人类行动者，而是把行动者(actor)或行动元(actant)这个词范围扩大到把非人的、非个体的实体也包括进去。社会网络增加了没被分析到的，关于社会和自然世界[1]中的人的联系的信息；而ANT则旨在说明社会和自然[2]的本质。它不想给社会理论增加社会网络的内容，而是要从网络出发重建社会理论。它既是一种社会学，也是一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Mol/Law 1994)。社会网络当然会被纳入描述，但ANT并不会认为它们拥有任何特权或更加重要（并且ANT不认为我们可以重复使用用来测量社会网络的量化工具）。

既然会引起这样的误解，那么为什么还要使用“网络”这个词呢？这个词的用法来自狄德罗。为避免笛卡尔式的物质与精神之分，从一开始，狄德罗就使用“réseau”这个词来描述物质和身体。所以，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本体论成分(Anderson 1990)。简单地说，ANT改变了喻体，不再用“面(surfaces)”，而是用“丝(filaments)”(或用德勒兹的说法，“块茎[rhyzomes]”，Deleuze/Guattari 1980)的比喻来描述本质。更确切地说，ANT改变了拓扑结构(topology)，与“面”（二维）或“球”（三维）相反，ANT要求我们从有多少连接就有多少个维度的节点的角度来思考。稍微好一点的说法是，ANT主张，不承认社会有一种层级、层面、领土、领域、范畴、结构、系统等概念永远捕捉不到的纤维状、丝状、线状、弦状、绳状、毛细管状特征，我们就无法描述社会。ANT已经在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学者那里得到了发展，它主张，在不把自然和社会科学制造的事实和工程师设计的人造物重新注入社会结构的情况下，要理解“是什么把社会凝聚起来”，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更好的说法是，ANT认为，只有通过一种像网络一样的本体论和社会理论，我们才能把事物重新注入我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

在这个非常直观的层面上说，ANT就是一个简单的物质阻力论证。集中、纯化和统一不会形成强阻力，相反，强阻力来自于散布、异质性和弱关系的细致编织。这种感觉在比如说，福柯对微观权力的分析和最近的技术社会学那里随处可见：抵抗、强硬和坚固更容易通过本身弱的关系的结网、结带、交织和缠绕来实现；而每一种关系，无论多强，本身也是由更弱的关系织成的。可接受ANT的不那么直观的哲学基础，却是一种对背景/前景的反转：与从普遍的规律（无论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出发，把局部的偶然看作应该消除或保护的古怪特殊性相反，它从不可还原(irreducible)、不可公度(incommensurable)、不相关的局部性出发，然后，有时，这些局部的东西，通过付出巨大的代价，会最终形成一些暂时可公度的关联。通过这个背景/前景的反转，ANT和“出于失序的秩序”或“混乱”哲学(the order out of disorder or chaos philosophy, Serres 1983; Prigogine/Stengers 1979)有类似之处，并且在实践上和常人方法学有很多关联(Garfinkel and Lynch’s principle in Lych 1985)。普遍性或秩序不是规律/常态而是必须说明的例外。位点(loci)、偶然或群集(clusters)更像是海上的群岛，而不是点缀在坚实土地上的湖。用更直白的话来说，普遍主义者必须在整个“面”上填入秩序或偶然，而ANT则不试图在局部秩序组(local pockets of orders)之间或勾连这些偶然的“丝”之间填入任何东西。

这是ANT最反直观的一面。严格来说，什么也没有，只有网络，网络之间什么也没有，或者用物理史上的一个比喻来说，没有浸泡网络的以太。在这个意义上说，ANT是一个“还原论的”、“相对论的”理论，但正如我将展示的那样，这是走向一种非还原论的、关系论的本体论的第一步。

II.

ANT利用“网”(net)的一些最简单的性质，再给它加上一个行动者(actor)，这个行动者做了一些工作(work)；加上这样一个本体论成分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络。我将从所有网络都有的最简单的性质开始：

远/近：从网络的角度思考的第一个优势是能让我们消除“远离或接近的僭政”。在断连时“近”的元素可能在我们分析其连接时显得无限地“远”；反过来，看起来无限“远”的元素也可能在我们分析其连接时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我可能离下一个电话亭里的某人仅一米之遥，但我和我六千英里外的母亲的联系却比他更近；阿拉斯加驯鹿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十米，但横在它们之间的八百英里长的管道却可能切断它们的联系，使它们永远无法交配；在学校里，我儿子可能和一个同龄的阿拉伯同学同桌，可虽然他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坐得这么近，他们之后却可能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中渐行渐远；地下的燃气管道可能离电视电缆和附近的排水管道很近，但它们都会持续地无视周围的平行世界。我们之所以会认为难以从网络的角度来定义所有联合(association)，是因为地理学的强势。显然，我们是可以把接近和连接对立起来的。但地理上的接近是一门科学（地理学）、一个职业（地理学家）、一种实践（用地图来描绘系统、测量、三角定位）的结果。他们对接近和远离的定义对ANT来说是无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把他们对接近和远离的定义当作多种连接中的一种、多种网络中的一种纳入ANT，就像我们在下文中即将看到的那样。所有从“面”和“领土”角度来进行的定义，都来自于我们对地图的解读，而这些地图，又是由地理学家来绘制和填充的。在地理学家和地理学之外，在他们自己的网络“之间”，是没有像“不通过连接来定义的接近或距离”这样的东西的。地理学概念只是又一种与一个网格，与一个定义度量和标度的网格(a grid defining a metrics and a scale)的连接(Jacob 1990)。网络概念有助于我们在定义空间上摆脱地理学家的僭政，给我们提供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真实的”空间，而是联合(associations)。

小规模/大规模：网络概念使我们能够消解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社会理论的微观-宏观之分。如此，连接的比喻取代了整套规模的比喻（从个体，经家庭、家族、群体、制度等一直到民族国家）。一个网络绝不会比另一个网络更大，我们只能说它的联系更长或更强。事实证明，小规模/大规模模型有三个特征对社会理论来说是灾难性的：(1)它和一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秩序联系有关，就好像社会真有上下那样；(2)它暗示宏观规模的元素b和微观规模的元素a性质不同，因此我们也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它们；(3)它完全不能追踪一个元素是怎样从个体（a）变成集体（b）再变回来的。

网络概念隐含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理论：它没有先验的秩序关系；它和“社会的上/下”这样的公理性质的神话无关；它绝对不会假设某个具体的位点是宏观的或微观的，也不会（据此而）改变研究元素a或元素b的工具；因此，对它来说，追踪这样的过程——连接度低的元素是怎样变成连接度高的元素然后再变回来的——并不难。网络概念很适合用来追踪规模的变化，因为它不需要分析者用任何先验的标度来分割世界。规模，也就是说，连接的类型、数量和“地形”被留给了行动者自己。

网络概念使我们能够消除社会理论家的僭政，重获社会成分——它的垂直空间、它的等级、它的层次、它的宏观规模、它的整体性、它的总体特征——之间的回旋余地，看到这些特征是怎样达成以及它们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与在局部和全局视角的二选一相反，网络概念使我们能够思考依然保持局部状态的全局的、连接度高的实体……与把个体的层次和群体，或能动性与结构对立起来相反，我们要做的只是追踪一个既定元素怎样通过它管辖的连接的数量获得全局性，以及它怎样在失去它的连接的时候失去它的重要性。

内/外：网络概念使我们能够摆脱远/近和大/小之后的第三个空间维度。“面”有一个被边界分开的内和外。网络完全是没有内外的边界。我们可以问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两个元素之间有没有建立连接。网络“之间”的“面”要么被连接——但这样的话，网络就扩展了，也就无“面”可言了——要么不存在。严格来说，网络没有外部。它不是背景之上的前景，也不是坚实土地上的缝，它像德勒兹的避雷针那样以同样的方式创造前景和背景(Deleuze 1968)。网络概念使这样的思想大经济成为可能：我们不再需要填充连接之间的空间——用一个计算机的比喻来说，我们不需要用MacPaint使用者熟悉的那个小paint box来“填充”间隙了。网络是一个不需要有待理解的否定的肯定概念。它没有影子。

就其最直白的拓扑轮廓而言，网络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使我们能够重新配置各种空间的比喻了，而使对社会-自然的研究变得如此困难的，也正是这些比喻：远和近、上和下、局部和全局、内和外。这些比喻被联合(associations)和连接取代（正如我在下文中即将展示的那样，ANT不需要把这些联合和连接限定为要么社会的、要么自然的、要么技术的）。这不是说没有像“宏观”社会或“外部”自然那样的东西（ANT经常遭到这样的指控），而是说，需要做一个庞大的增补(supplementary)工作，才能获得远离、接近、等级、连接、“外”和“面”的效果(effects)(Latour 1996a)。不过，无论我们把网络搞得多么复杂，网络这个拓扑概念都捕捉不到这个工作。这就是为什么ANT要在“网络”这个数学概念上增加一个完全外来的概念，即行动者的概念。在“行动者-网络”这个新混合物的指导下，我们离开了数学的性质，进入一个还没有被清晰测绘的世界。现在，为概述这些性质，我们应该从静态的、拓扑的性质，走向动态的、本体论的性质。

III.

数学或工程学中的网络是一个被别的某个实体——数学家、工程师——追或记出来的东西。行动者-网络则是一个做追、记工作的实体。它是一个本体论定义，而非他者（尤其是人类计划者或设计者）手中的一块惰性物质。加上“行动者”这个词就是为了指出这个本质特征。

和“网络”一词一样，“行动者”这个词也可能造成同样的误解。在盎格鲁-萨克森传统中，“行动者”永远是一个有意图的人类个体行动者，人们经常拿它来和纯粹的“行为”对照。网络的社会定义上加上这样的行动者定义，就是误解的根源：一个希望攫取权力的人类个体——通常是男性——建立同盟网络和扩展他的权力——用美国人的话来说，搭搭“网”或搞搞“关系”……唉，人们经常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再现ANT的，这种再现的准确程度，就如同说夜空是黑色的是因为天文物理学家说了，天上有一个大黑洞。ANT中的“行动者”是一个符号学定义，是一个行动元(actant)，是这样一个东西：它行动，或者说，其他东西把活动归到了它头上。它里面没有任何人类个体行动者或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特别动机。严格来说，任何事物，只要被认为是行动的来源，就可以是行动元。虽然人们一再强调这点，但社会科学中（和对社会解释的批判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中心主义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每一次对ANT的使用，都会被解释得好像ANT是在谈论一群渴望权力、伟大目的不择手段的超人一样……甚至我自己对巴斯德的网络研究(Latour 1988s)（虽然在书的第二部分我用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本体论问题）也经常被理解为麦迪逊大道版的科学，这样的理解不但对我的叙述来说不公平，对麦迪逊大道也不公平……相反，如果说可以对ANT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也是ANT完全无意于提供一个人类能力的模型。在ANT中没有关于（人类）行动者的模型，也没有任何必须事先设定的，（人类）能力的基本清单，因为ANT并不关心传统社会理论中的人、自我和社会行动者。

那么，ANT关心什么？对人的、不人的(unhuman)、非人的(nonhuman)、反人的(inhuman)特征的归属(attribution)；各种性质在这些实体中的分布；它们之间建立的连接；这些归属、分布和连接带来的循环流动；那些循环流动的诸多元素的归属、分布和连接，以及它们被发送的方式的变形。

把握ANT的困难在于，它融合了迄今为止不相关的三个关注点：

——对实体构建(entity building)的符号学定义；

——记录此构建之异质性的方法论框架；

——关于行动元本身“似网络”特性的本体论主张。

ANT主张，当且仅当这三方面的关注融合为一个整合的研究实践时，它们的局限才能得到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符号学是必要的一步，因为在给指涉问题（“外边的”自然）和生产的社会条件（“上边的”社会）加括弧后，剩下的，粗略地说，是意义的生产、或话语、或文本。这是60年代及其“语言学转向”或“符号学转向”的重大成就。意义的生产不再是人类行动者与自然之间的传达(communication)手段，它成了唯一有待研究的重要事物。意义的生产不再是“不成问题（的透明中介）”，它们变得不透明了。而我们的任务也不再是让它们变得更加透明，而是承认并享受它们厚的、丰富的、分层的和复杂的物质。它们不再是单纯的中介(intermediaries)而变成了中介者(mediators)。意义从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20年来，最好的头脑一直忙于探索这一背离天真传达模型的转向带来的所有后果。人们对这些后果做出的经常是结构主义的诠释被拆解了，但研究意义生产的工具箱还在。ANT从这个工具箱中整理出对理解实体建构来说有用的工具。要点在于，一切实体（包括自我、社会、自然）、一切联系、一切行动都可以理解为一个对从抽象结构（行动元）到具体结构（行动者）的越来越细的分支的“选择”或“选取”。相较于先前用的、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贫乏的“社会词汇”，通过“选择”来追溯的生成路径给了分析者解释的自由。当然，ANT没有保留把这些选择（差异）和分支（两分）还原为结构的操作，只保留了符号学的核心特征。首先，人性的赋予（把人性赋予一个个体行动者），或集体性的赋予，或匿名性、动物表象、物质性无定形的赋予需要付出同样的符号学代价。效果会不同，类型会不一样，但把行动、能力、表现和联系归给、分给（某个东西）的工作是一样的。其次，行动者不被构想为固定的实体，而被认为是流动、是经历试验的循环流动物(circulating objects)，他们的稳定性、连续性、同位性(itosopy)必须由别的行动和别的试验来授予。最后，ANT从符号学那里保留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那就是给文本和话语定义自己的语境、自己的作者——在文本中——自己的读者——在寓言中——甚至自己的界分和元语言的能力。分析者的所有问题都被转移给了无法遁入语境的“文本本身”(Greimas 1976)。丢掉诠释！丢掉语境！ANT保留了六七十年代的口号——“一切都是文本”，“只有话语”，“叙事自行存在”，“我们能进入的只有叙述”——却抛弃了它们的本体论后果。不过，这个挽救不是通过回到解构之前的常识（“毕竟上有社会语境外有自然”），而是通过拓展符号学转向，把它用于一开始被打上括弧的这个著名的自然和这个著名的语境来实现的。

当ANT把符号学转过来用于科学和技术话语尤其是科学文本的时候，这些口号就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只要研究的还是虚构、神话、流行文化、时尚、宗教、政治话语，我们就能坚持“符号学转向”，把这些东西当作诸多“文本”来对待。不过，学者并不是真的相信它们，因此，在心中“‘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宝库不受触动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对此）产生智识上的距离和怀疑。那么科学的真理和物质的功效呢？硬科学文本中“外边的”指涉对象呢？对符号学来说，这是真实的考验，虽然它通过了测试，但它也必须付出代价。在ANT的实践中，符号学得到了扩展，它被用来定义一个使我们能够追踪一切异质实体（现在也包括科学的“自然”实体和技术的“物质”实体了）的组合的空的框架。这也是ANT的第二个方面：它是一种像符号学那样，描述联合之部署(the deployment of associations)的方法；它是一种描述任意叙述的生成路径的方法。ANT不谈实体和行动的形状，只谈全面、详细描述实体的记录手段。ANT把理论的重量压在记录，而非被记录的具体形状上。在说行动者可能是人也可能不是人，说行动者无限可塑、异质，说行动者是自由联合者，他们不知道规模的差异，说没有惯性、没有秩序，说行动者建立自己的暂时性的时候，这些说法不是在限定任何真实的，被观察的行动者，反而是使对行动者的观察和记录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与持续预测行动者应该怎样行动、哪些联合先验地可能相反，ANT根本就不假设，为了不受约束，它还需要通过坚持无限可塑性和绝对的自由来设定自己的工具。ANT本身不是行动理论，就像制图学不是关于海岸线和深海海脊的形状的理论那样；它只限定为记录海岸线精致的分形图案，观察者应该假定什么。只要被强制编码为经度和纬度，一切形状都是可能的。类似地，只要被强制编码为一个通过转译(translation)形成的异质联合(heterogeneous association)，一切联合都是可能的。ANT与其说是一种元语言不如说是一种底层语言(infralanguage)。它更不是一套描述性的词汇；它只是反对一切先验的还原，开启了描述非还原(irreductions)的可能性(Latour 1988a, part II)。不过，ANT也不只是经验主义的，因为为了定义这样的非还原空间（ANT就是在这个空间中部署实体的），必须做出坚定的理论承诺，必须采取强烈的论战立场，这样才能禁止分析者告诉行动者他们该做什么。这样的理论分布——给记录框架一个强理论，且不为描述设置任何中程理论——是众多误解的另一个来源，因为人们要么指责ANT教条，要么指责它只提供描述。出于同样的理由，有人指责ANT认为行动者“真的”无限可塑和自由，反过来，也有人指责它不告诉我们人类行动者实际上在追求什么(Lee/Brown 1994)。

前两个方面——符号学的方面和方法论的方面——本身是有待批评的。前者有待批评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认为给社会语境和指涉加括弧就解决了意义问题（虽然在活跃而时髦的七十年代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这样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后者有待批评是因为，只部署联合的形状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描述任务，但它不提供任何解释。只有加上第三个方面，关于网络的那两个主张和这第三个关于网络的本体论主张才能使ANT不受批评。不过，这一步是如此地迂回，以至于许多ANT的使用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这令人遗憾，因为一旦完成这一步，ANT也就失去了它的激进特征，并将在不久之后表现出它足够常识的一面。

一直以来，符号学的弱点都在于，在不考虑实体的性质实际上是什么的情况下思考意义的生产；不过，在符号学被转而用于自然，把非人实体也纳入考虑的情况下，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可以在扔掉“话语”和“意义”的同时，又不至于回到天真的现实主义或天真的自然主义。符号学家之所以觉得必须把自己的研究限于“意义”仅仅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文本，而且是文学文本。实际上，他们像科学家一样相信意义之外事物的存在（更不用说只要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相信过去美好的社会语境的存在了）。但要搞物的符号学很容易，只要丢掉来自符号学的意义位元(the meaning bit)就行了……

如果我们通过建立路径、制造秩序或创造方向来转译符号学，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说明我们在分析的是语言还是物了。此举给了当我们在处理语言和“符号”或技能、工作和物质时的实践（过去这些实践被认为是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连续性。可以说，这个举动要么拔高了物，给了物文本的尊严；要么拔高了文本，给了文本物的本体论地位。真正重要的是，它是拔高而非还原，新的混合状态给了所有实体(1)我们在对文本特征的研究中认识到的行动、多样性和循环流动的存在，和(2)我们在我们的再现“之外”的物那里认识到的现实性、坚固性和外部性。失去的，是再现与物之间的绝对区分——但这正是ANT希望通过一场我所谓的“反哥白尼革命”来重新划分的东西。

一旦确定了这第一个方案——把符号学扩展至物，而不是把它限于意义——第二个困难也就迎刃而解，建立一个空的方法论框架来记录描述不再是一件难事。行动者-网络的确连接，但通过相互连接，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对自身的解释，而对ANT来说，这就是唯一的解释（即在ANT看来，只存在通过连接提供的解释）。什么是解释？解释就是一组相互控制或干涉的实践的连接。没有什么比提供不相关的元素之间的连接或展示一个元素怎样控制其他诸多元素更强或更有力的解释了。这不是一个区别于网络的性质，而是网络的核心性质之一(Latour 1988b)。随着网络的发展，它们或多或少（取决于它们对彼此做了什么）都会变得可以解释。给网络一切，网络就会把你放弃的解释力还给你。描述与解释、如何与为何、盲目的经验主义和高处的理论化之分对ANT来说，就如同引力与空间之间的差异在相对论中一样毫无意义。每一个网络，通过扩展(grow)，都会凝聚它周围的解释资源，要把这些解释资源和网络的扩展分开是绝对不可能的。不是跳到网络外给网络加上一个解释——一个原因，一个因素，一组因素，一系列共现(co-occurrence)——而只是进一步扩展那个网络。一切网络都会在自身周围围上它自己的参照框架，它自己对扩展、指涉、表述和解释的定义。在这个过程中，分析者的参照框架并不会消失，就像在爱因斯坦的世界中，物理学家的参照框架也不会消失那样；相反，最终，它能够扩展自身，但也要付出代价：就像在广义相对论中那样，参照框架变成了“一个参照的软体动物”，而不再是一个分开的、伽利略式的框架，而每一次叙述都被ANT重估为洛伦兹变换的等价物(Latour 1988c)。如果网络不扩展自身，那么要提供解释就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与提供解释和因果关系的科学任务并不矛盾，因为我们从对硬科学的研究得知，不扩展网络本身，就不可能提供对任何科学现象的任何解释，就不可能提供任何因果关系。通过把解释“连上”(tie to)网络本身，ANT并没有抛弃科学的目标，因为它表明，这个目标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至少从来没有通过“解释”这个认识论神话实现过。ANT不可能使自己丢掉那个它表明一开始就没人拥有过的资源。解释得到了说明(ex[之前]-plicated[折叠])，也即得到了展开（解释曾是折叠状态，现在它被展开了），就像爱因斯坦弯曲空间中的引力那样，作为一个效果，它还在那里，可现在，它变得与描述、网的部署无法区分了。

这个相对论的立场——但人们应该会更喜欢关系论这个没有加载那么多意义的术语——解决了另外两个问题：历史性的问题和反身性的问题。

前相对论的，“提供解释”和“‘单纯地’记录历史环境”之间的争论也不再成立：“解释”和“讲述网络怎样在自己周围围上新的资源”没有差别；如果说网络“逃过了社会历史的偶然”——就像批评者常说的那样——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别的、持续得更久的资源被（网络）收集、留在周围，这也是circumstances（环境）一词的词源（译注：circumstances一词源自circum“周围”+stare“站、停留、维持”）。休斯的电力的网络会扩展(Hughes 1983)，通过扩展，它们逐渐变成对自己的解释；你不需要一个除它们的历史扩展之外的，浮在它们上面的解释；布罗代尔的网络和世界经济会扩张，而它们的扩张本身也构成所谓的“大原因”。你不需要再给它们加上（像）资本主义或时代精神（这样的东西），后者不过是又一次总结，网络本身的又一次点状化(punctualisation)而已。要么，原因指的，是“一组被连到被描述的网络上的实践”——网络的扩展就是这个意思——要么，原因和网络不相关，如此，它就只是加在描述上的一个词而已，严格来说，它就只是“原因”这个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ANT给了历史它合法的位置——但这个位置不是谨慎的历史学家愿意坐的那个尽可能安全地远离本体论问题的位置。没有什么，比对网络具体环境的详细描述(a circumstantial description of networks)更好、更牢靠的了。“它恰好是这样”。

可如果我们不把这样的总结理解为一种对物本身的定义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被解释为历史主义。只要还存在一方面，人的、偶然的、“时间中”的东西的历史，和另一方面，无时间的、永恒的、必然的事物的理论或科学，历史主义与解释或理论之间的争论就是不可解决的。对ANT来说只存在偶然事物的科学，至于必然性，则只可能通过网络的扩展局部地达成。如果也存在事物的历史的话，那么，描述和解释(ex[之前]-planation[扁化])或者说历史性与理论之间的争论就彻底解决了。对ANT来说，这不是其解释力弱的证明，因为描述或展示一个网络本身就是解释或说明，就是一直以来人们在硬科学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逐渐变硬的科学”中）做的事情(Latour 1996b)。

虽然不是ANT的主要目标，可一旦把参照框架还给行动者，一旦行动者重新获得跨越物与再现之间的神圣分界线的可能性，反身性就成为了额外的奖励(Ashmore 1989)。在相对论理论中，反身性被视作一个难题，因为看起来，要么观察者要求一个不给其他行动者的地位，要么观察者和其他所有被否认一切特权地位的行动者一样沉默。然而，只要打破“外部观察者提供‘单纯的描述’之外的解释”这个认识论神话，这个“难题”也就不复存在了。不再有任何特权——不过，也从来不需要这样的特权。观察者——无论它是什么——发现自己和其他所有参照框架不相上下。没必要绝望也没必要陷入自我，因为没有特权地位绝不会限制任何行动者的扩张和智力。作为世界建造者中的世界建造者，观察者不会认为抛弃了伽利略的框架，知识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相反，他只会因此而看到各种各样的资源。从一个参照框架延伸至下一个参照框架，观察者也必须像其他任何一个行动者一样工作并付出代价。为了解释、叙述、观察、证明、论证、支配和看，观察者必须四处走动和工作（应该说，观察者必须“做网[network]”）。没有特权也意味着，没有对知识的先验限制。如果行动者能展示其他行动者，那么，观察者也能。如果行动者不能，观察者依然可以尝试这么做。历史、风险和冒险也是观察者自己的网络建造（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ANT对反身性给出的解决方案(Stengers 1993)。

反身性不是“难题”、知识路上的绊脚石、封锁所有事业的监狱，相反，它是终于对行动者——它们是平等者之间的佼佼者，或者说，和其他任何行动者一样，它们在为平等或首要而斗争——开放的机遇之地。当然，可被重复使用的元语言被抛弃了，但我们也没有因此放弃多少东西，因为展示出自己丰富元语言的观察者通常是局限于非常具体的位点（校园、工作室、公司房间）的很小的点。ANT为从一个位点移动到下一个位点而付出的代价是，有多少参照框架就有多少元语言——而它所需要的唯一一种元语言（参见上面谈到的ANT的第二个方面）与其说是元语言不如说是底层语言，这个底层语言还必须是贫乏、有限、简短和简单的——相当于洛伦兹变换，也就是ANT中所说的“转译”(Latour 1988c)。要从一个网移动到另一个网，有这个底层语言就够了，具体的说明永远是专门为手头的问题定制的，一次性的叙述（林奇的原则，卡龙的“用完就扔的解释”，塞尔的“解释项和被解释项之间的跨越”(Serres 1995)）。如果一个说明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的话，那么这意味着，它骑在一个自我扩张的网络头上。

一旦人们接受叙述或说明或证明总是“加给”世界的，它不从世界拿走任何东西，这个方案就变成常识了。反身论者(reflexivists)和与之敌对的前-相对论者(pre-relativists)都梦想从自在之物那里拿走知识。ANT则不停地给世界加东西，它的选择原则不再是叙述与现实——这个双重幻觉已经消失了——是否相符，而是有没有从一个网旅行到另一个网。没有元语言允许你做这样的旅行。通过放弃认识论的梦想，ANT没有被简化、还原为道德相对论，反而拿回了一个更强的，去本体论的承诺：要么一个叙述把你引向其他所有叙述（这是好的），要么它持续地中断运动，把参照框架留在外面、留在远处（这不好）。要么它使任意两个元素之间的中介点变得越来越多（这是好的），要么它删除、合并中介者（这不好）。要么它是还原论的（这可不好），要么它是非还原论的（对ANT来说非还原论是最高的伦理标准）。我们会看到，这个检验标准比对认识论的纯粹或基础或道德规范的要求更有辨识力得多。事实上，界分(demarcation，划界区分)是差异化之敌。

在符号学转向的基础上，ANT首先给社会和自然加括弧，只考虑意义的生产；然后，通过打破符号学的限制而不丢弃其工具箱，ANT给符号学的行动者活动，把它们变成新的本体论混合物，即制造世界的实体；通过进行这样一场反哥白尼革命，ANT建立一个没有任何限制、完全是空的框架，以描述任一实体是怎样建设它的世界的；最后，从描述计划那里，ANT只保留了一些术语——它的底层语言——单是这些术语就足以让我们在参照框架之间航行，把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本身来建造对彼此的精确叙述的能力还给行动者自己了；对说明(ex-plication)，也即部署通过尽可能多的元语言来展示的尽可能多的元素的追求，取代了建立一个总体解释（对ANT来说，也就是建立一个容纳或替换或打断其他所有行动者的计算中心）的目标。

IV.

现在，在已经概述了网络的基本拓扑性质（参见第二节）和行动者的基本本体论特征的情况下，不难看出，ANT与被追溯的网络无关，而与追溯网络的活动有关。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不存在网和制网的行动者，只存在这样的行动者：这个行动者对世界的定义概述、追溯、勾画、保存、列出、记录、标记或标示了一个轨迹，而这个轨迹就被称作网络。不存在独立于追溯它的活动的网，追溯这个活动也不是由外在于网的行动者来完成的。网络不是物，而是被记录下来的物的运动。现在，ANT要回答的问题变了。ANT关心的不再是网是再现还是物，它是社会的一部分还是话语的一部分又或是自然的一部分，相反，ANT关心的是什么在动，以及这个运动是怎样被记录下来的。

我们不能说，在网络内部运动的，是信息片断、基因、车、字节、致意动作、词、力、意见、主张、身体、能量等等，因为ANT也想重建在内部循环流动的东西和（可以说，从外部）使它们正常运行的东西的区分出现之前的网络。再一次地，就像我在开头说过的那样，对ANT来说，网络这个技术比喻是后来才有的，它没有捕捉到“追溯的活动”。不，必须像定义研究文本（尤其是科学文本）的符号学中的循环流动物(circulating object)那样定义循环流动的东西(Bastide 1990)。也即，用它被赋予的能力、它经历的试验、它被允许展示的表演、它被动承担的联合、它获得的许可、它循环流动的背景等来定义它。它的同位性(isotopy)——即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持存——不是它的本质的一个属性，而是通过叙事方案和叙事路径采取的决定造成的结果。

不过，这样的经典定义会把ANT限制在文本和话语的世界。当循环流动物离开文本的边界会发生什么？传统的回答是，在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差距会不断扩大。据说，界面上会突然出现一场试验，通过这场试验，人们要么通过检查循环流动物是否符合它所指涉的东西(referential fit)，要么通过检查它的社会利益(social interest)来评估它。对ANT来说则不会这样，ANT不相信这个区分，因为它把意义的生产扩大到把所有的生产也包括了进去。对ANT来说，差距不过是网上一个小小的凸起；开口是之前自然、社会和话语之间的区分引起的一个人为的结果。相反，对ANT来说，在文本中的循环流动物，文本外“社会”中的主张和行动元自己在“自然”中实际上做的事情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一种“插头”的多样性。循环流动物继续循环流动，继续从其他行动者对他的行动中获得它的同位性。“社会”和文本一样有相同的像网一样的性质，“自然”也一样。但对ANT来说，这么说会更准确：这三个范畴都是对行动的连续追溯上的任意切入点。甚至更准确的做法是展示何以这些范畴本身，就是在把“文本性”或“社会性”或“自然性”归给这个或那个行动者路上使用的众多试验、事件和资源的一部分。它们是被分（给行动者）的东西的一部分，而不是分东西的那个东西的一部分。

没有现成的词来描述这个共同的运动。说它是一般化的叙事路径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思，即把文本扩大到把一切都包括了进去；说它是力或能量或基因或文化基因又将意味着，一切（包括社会和话语）都被自然化了；说它是社会利益、社会行动或劳动呢，又会把社会扩大到把自然和文本也包括了进去。为摆脱这个本质上的困难，ANT使用一种一般化的对称(Callon 1986)，并制定了这样一个原则：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词来描述其他领域，以展示网络的连续性，和ANT对前-相对论论证引入的人造差距的彻底无视。不过，这个办法很难操作，因为它可能结合所有误解——的确，这种情况也确实发生在ANT身上，读者和使用者同时对它给出了多种说法，说它是社会建构论论证，是自然主义的回归，是典型法国式的信念即相信文本全面扩张……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但只有在认识到ANT同时拒绝自然化、社会化和文本化的情况下才能这么说。ANT主张必须同时消除这些“XX化”，让其中之一获得霸权或谨慎限制三者都不会让情况变得更好。所有的XX化都是在网络“之间”填入的东西；选择哪一个拒绝哪一个实际上并无差别，因为网就没有“之间”可填。

如果说必须选择一个词来形容追溯网络的活动，那么，迄今为止最好的候选词是准-物(quasi-objects)(Serres 1987)或信物(tokens)。对术语的定义来说，什么在循环流动、什么使循环流动在被共同决定的同时被改变至关重要。对准-物来说，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的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虽然它的确追溯了集体，虽然没有运动的信物比赛的球队就不存在，但后者即球队并没有被传球改变。相反，我所谓的科学研究的第一原则——主张在他人手中——也同样只是一种近似的说法，因为这个原则所需要的，只是有手有嘴的人类解说者(locutors，或转播者)，在传递主张的时候，他们自己并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作为规律/常态，我们应该把准-物思考为一个运动着的行动元，它会改变那些在做运动的或者说主动的行动者(mover)，因为它们改变了运动物(moving objects)。在信物保持稳定或者说在运动者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些情况反倒是必须解释的例外环境。这个对什么是规律/常态什么是例外的定义，足以把ANT和所有传播模型区分开。后者与ANT相反，从清晰定义的运动者和运动物开始，把交流的障碍视为如此之多的，需要解释的例外。但还有一个特征，使我们不能把ANT和人类中心的或语言中心的或实践中心的模型混为一谈。作为规律/常态，主动者和受动者没有具体的同质形性(homogeneous morphism)。它们可以是人形的，也可以是动物形的、物理形的、语言形的、技术形的，也即“X形的”。生成路径可能把行动元限制在人或机制或符号或观念或集体社会实体的同质形态范围内，但这些情况也是应该加以解释的例外(Latour 1996c)。

ANT是一个摧毁“球”和“域”，重获对异质的认识，把物间性(interobjectivity)带回关注中心的强大工具(Latour 1994)。但对差异化的联合来说，它又是极其糟糕的工具。它给出的图景是黑白的，而不是彩色、有对比度的。因此，在追溯行动者-网路之后，有必要具体说明通过截然不同的中介获得的轨迹类型。这是另一个任务了，它会让ANT学者忙上很多年。

[1] 这个世界是单数的，它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也就是说，社会网络分析预设了“一个”先在的世界，也预设了对这一个社会的自然/社会之分。——译注

[2] ANT所关注的社会和自然都是复数的。它不预设先在实体和对这个实体的分割。——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