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南特：悲伤可以去政治化吗？

论哀悼与国格

加布里埃尔·维南特/文

王立秋/译

Gabriel Winant, “On Mourning and Statehood: A Response to Joshua Leifer”, Dissent, October 13, 2023.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a-response-to-joshua-leifer。译文仅供学术交流。

加布里埃尔·维南特，耶鲁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著有《下一次转变：美国锈带工业的衰落和医保的兴起》(The Next Shift: The Fall of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Health Care in Rust Belt America, 2021)。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译按：本文是对Joshua Leifer的回应，Leifer最初的文本和后续的回应我不是很想翻，读者若有兴趣可按原文所附链接跳转阅读。文中表示强调的黑体字是我加的。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残酷的是，如何悲伤和赋予那些泪水什么意义，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认为不应该有争议的，理解以色列的一种方式是：以色列是一架把悲伤转化为权力的机器。犹太复国主义之梦，一开始就是从屠杀的火焰和浪漫的民族主义热望（这些东西在19世纪是如此地常见）中诞生的，它在大屠杀(Shoah)的灰烬中，在“永不重演”的标志下成为现实。众所周知，对犹太人所遭受的可怕暴力的纪念，是以色列的意义，和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核心——犹太人手持利剑和盾牌，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去过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犹太会堂都会认识到哀悼和国格(statehood)之间的这一紧密联系，更不用说在以色列参加过大屠杀纪念日或参观过大屠杀纪念馆的人了。

细想之下，这是一个十分丑恶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无论你喜不喜欢，只要你公开为因暴力而丧生的以色列犹太人而悲伤，你就一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对以色列国防军做出奉献(tithing)。当然，许多渴望和平的以色列人也呼吁，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召他们所爱的人入伍。就像诺伊·凯茨曼(Noi Katsman)在谈到他在哈马斯袭击中遇害的兄弟哈依姆(Hayim)时所说的那样：

对我和我兄弟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利用他的死亡来屠杀无辜的人。可悲的是，我的政府正在见利忘义地利用人们的死亡来杀戮——他们许诺杀戮会给我们带来安全，可这当然不是安全。他们总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杀足够多的巴勒斯坦人，我们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好。但当然，杀戮绝不会给我们带来过和平，也绝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它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恐怖，害死越来越多的，像我兄弟那样的人。我不想让发生到我兄弟身上的事情再发生到加沙人身上，我确定他也不想那样。

但就像凯茨曼说的那样，这不取决于他们。国家会——并且已经在——用它惯用的那套来处理悲伤：把悲伤变成暴力。对施害者来说，这样的做法带来的直接的心理满足是很容易理解的，虽然事实证明长期来看，这样做的代价可没那么简单。

也正是这个语境——驱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是已经具备政治性的悲伤(already-political grief)——使如此之多的左翼不太愿意公开为哈马斯的受害者抛洒泪水。我们可以阴暗地说，这些受害者“事先就被哀悼过了(pre-griefed)”，也就是说，已经有一架机器在那里，夺走他们的死亡，赋予这些死亡意义——而且不是随便地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是赋予它们投向加沙的炸弹中所包含的那种意义。人们是如此地喜欢“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的，最荒唐的意象，以至于不断地重复几乎和血祭诽谤(blood libels，以往针对犹太人的谣言，说犹太人会杀基督徒的小孩来献祭)一模一样的，关于大规模砍头和强奸的说法（指此次事件后大肆传播的哈马斯大规模斩首和强奸的谣言）——这也是国家悲伤机器全速运转的结果。它要求原材料。反过来，这架机器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大多数原本响亮的，反过来呼吁“和平”和“人道地为所有人哀悼”的异议之声（比如说艾瑞克·莱维茨[Eric Levitz]和乔舒亚·莱弗[Joshua Leifer]的呼吁），反而只有在被当作感伤的呜咽的情况下，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无论这些人道努力的内容多么地高贵可敬，它们的形式都已经被塑造好了。（译注：此处可参考齐贼的论述，“[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神秘化]方式关乎虚假的普世性：主体呼吁自由/平等，却没有意识到隐含的限定，这些限定通过给特定社会阶层——有钱人、男人、属于特定种族或文化的人——特权，在形式上就已经限制了其所呼吁内容的适用范围。”）他们可能无意地参与了一种新的红色恐慌，这种恐慌不是为哈马斯的冷酷无情的拥护者准备的，而是为所有捍卫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和平等生活权的人准备的。

毫无疑问，有人试图通过把悲伤当作武器来使用，逼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左翼（包括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左翼犹太人）做出出格的举动，这就造成了像下面这样的黑色幽默：德国政客拒绝和家人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伯尼·桑德斯说话，以表示他们对犹太人的死亡有着充分的尊重。这就是以色列的悲伤机器的力量：它竟然能给德国人告诉犹太人他们的哀悼不对的权威。在读到关于桑德斯的新闻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完全能想象一个德国人一边哭着说，我们德国人尤其有责任确保大屠杀永不重演，一边把我塞进运牛车。在整个欧洲，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镇压一切反对占领的示威活动，而美国政客则对穆斯林发起了大规模的诽谤，并号召谴责一切为巴勒斯坦发声的人。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就在我们为左翼对待哈马斯的受害者的方式是否体面而争个不停的那几天里，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它的种族灭绝机器——现在，这架机器正在运转。想必到下周的某个时候，西方领导人会开始对此表示关切，但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抽象的体面，和在数十万儿童处在轰炸瞄准器下的时候我们被迫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

同时，众所周知，在公众面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又毫无价值、不值得纪念。在被问到巴勒斯坦平民伤亡问题——这个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一开始哈马斯袭击造成的伤亡了，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政客会做出愤怒的反应。国家公然宣布加沙没有人是无辜的，而那里的人有一半不满十八岁。在世界各地，欧美领导人面无表情地拒绝谈论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在每一个小时，以色列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镜头面前犯下战争罪行。

看起来，一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正在准备之中。我知道莱维茨和莱弗不会认可这个评估，并且他们也为这个评估背后的事实而感到痛苦。但他们还没有痛苦到拒绝参与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项目，哪怕是以一种不经意的、间接的方式。可悲的是，“你可以平等地为双方而悲伤”这种“真人道的”看法并不真实。一方有一架巨大的，世界上最好的，已经启动并且正在全速运转的，以尸体和眼泪为食，把它们转化为炸弹的悲伤机器。另一方则分不到任何悲伤，快要因为缺乏悲伤而“饿”死了。巴勒斯坦医生贝拉尔·达布尔(Belal Aldabbour)周三发推说，“我们很快就要断电断网了，如果我死了，请记住我，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的人，我们也有名字、梦想和成就，我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我们被归为低等人。”加沙经常被称作露天监狱，但种种影像同样表明，被轰炸的街区是一个巨大的万人冢。

以色列政府才不关心你是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只要你对所有受害者表达出同样的悲伤就够了：它会吞噬你为犹太人感到的悲伤，用这个悲伤来制造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受害者，在由此而产生的暴力和压迫的喧嚣中，你为巴勒斯坦人感到的“平等”的悲伤会被冲洗殆尽。在过去一周里，那种一再被称为“人道的”，通过平等地承认双方损失来寻求和平的冲动凭借的是这样一种幻想，那就是，哀悼可以被去政治化。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可这种幻想不可能成真，毕竟，那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末日。更悲剧的是，那些想为所有人寻求和平和正义，并通过谴责西方那些在他们看来（对哈马斯受害者的）“不够悲伤、过于政治”来表达这种愿望的人，只起到了让以色列的宣传机器更加膨胀的作用，而现在，这架机器在公开地呼吁让无辜者继续流血，让怀疑者保持沉默。

谁又会为那些在以色列的暴力中丧生的人流泪呢？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残酷的是，如何悲伤和赋予那些泪水什么意义，是一个政治问题。以色列人会在附近寻找资源来回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下：以色列军队会亵渎被他们杀害的巴勒斯坦人的尸体，“在不让家人知情或未经家人同意的情况下”把它们埋进“秘密军事区”。就像人类学家兰达·梅·瓦赫布(Randa May Wahbe)写到的那样，“巴勒斯坦人把这些墓地称作maqaber al-arqam——数的墓地——因为它们都有这样的特征，即用作为匿名标识符的数字编号，来取代每一具尸体的身份”。结果是一场在哀悼的过程中——而不是在哀悼之外——进行的持续斗争：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学会这点，即他们不但要哀悼每一个人的丧生，还要把埋葬和纪念的活动本身变成一个反抗占领国的机会。想想巴勒斯坦人在为遇害的记者希琳·艾布·阿克勒举办葬礼时遭到的以色列的暴力袭击就够了。以色列人，如果还愿意听的话，可以从中学到这点。这点可能是难以想象并且就目前来看是难以置信的，但是，（以色列的）每一次杀戮，都可以变成一个谴责国家的机会。这个国家把犹太人、把所有人变成了种族灭绝的帮凶。而我们希望对“永不重演”的全部意义保持忠诚的犹太人，迟早都得接受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