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与政治：香烟、爱国主义与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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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杰克森·里尔斯

翻译|王立秋

吸烟影响公共环境，也影响身边人的健康，这是日常认知。但在早期，吸烟不仅成为时尚品，其税收与健康、公益等方面也与政治、政策相关联，引发了长期的舆论战争。烟草与政治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

在美国，吸烟的历史，通常被呈现为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是英雄般的科学家和活动家，他们为向公众传播真相而斗争；斗争的另一方，则是谎话连篇的烟草行业高管，他们控制着国会的成员。最终，真相和健康胜利了。但在《香烟：一部政治史》中，萨拉·米洛夫提供了一种更加有趣和复杂的叙述。她指出，在美国从新政创造的合作型国家（associationalstate）向我们时代精简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一直与香烟的兴衰密切相关。而公众健康的重大进步，则是通过动员一种悭吝的社会愿景来完成的。这不只是一个英雄和恶棍的故事。

要哀悼二十世纪中期烟雾缭绕的世界之死是困难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吸烟运动，造就了更加健康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说，人们在争取这种健康的工作环境时，采取的是新自由主义式的腔调。改革者说，不吸烟的人请病假、休息的时间更少；他们几乎没有提到，吸烟是一个公众健康问题，它可能与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教育的缺乏或失业有关。在他们看来，屈服或摆脱吸烟的习惯，完全是关乎意志、选择和道德责任的问题。在疾病被认为是个人失败的时候，谁还需要公共卫生系统呢？

米洛夫说，现在我们处于这样一个世界，“吸烟的人孤独地站在街角，而烟农则孤独地站在香烟巨头的对面。”（他们和没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或勤务人员、工作时有时无的自由职业者、医院一起排队等候早班车。）为了给这些破碎的场景赋予框架，米洛夫引用了她的导师、智识史家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的话语：二十世纪后期，一度“充满语境、社会环境、制度和历史的”关于人类经验的叙述“让位于强调选择、能动性、施为、欲望的关于人性的构想”。被孤立得羞耻地躲进公义共同体边缘的吸烟者们，是“选择、能动性、施为、欲望”的化身。无需援引社会环境或制度限制来解释他的行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也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负责，自主才是最重要的。迷恋此类简化的社会，为狂热的金融交易提供了完美的运动场。

香烟的世纪，来得很慢。在一战前，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吸烟会给人可疑的联想。詹姆斯·布加南·杜克（James Buchanan Duke）的美国烟草公司是制造欲望的先驱，它用东方学的奇想来包装香烟，但这样的宣传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那就是，它在公众心中强化了吸烟与外国人或移民之间的关联。吸烟会让人想到热血的意大利人、皮肤黝黑的土耳其人，却不会让人想到盎格鲁-萨克森男人。以反烟联盟的露西·佩吉·加斯顿（LucyPage Gaston）为首的改革者警告公众，香烟会使男孩娇弱，使女孩变得像男人；谷类食物大王詹姆斯·哈维·凯洛格（James HarveyKellogg）担心，男性吸烟会有“生殖腺早熟”的风险。商人和经济学家也反对在工作时吸烟，他们认为吸烟会降低生产力。

战争改变了香烟。香烟不再是外国人的象征，而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标志。杜克和其他香烟制造商声称，步兵“像需要子弹一样需要烟草”，而道德的改革者也开始相信，吸烟能防止士兵产生更加严重的恶习，如“酗酒和奸淫女人”。战后，香烟的生产飙升，吸烟也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草公司把大把的钱花在广告上，其中一些广告以女人为目标，这些广告把香烟展现为一系列有时是冲突的存在状态——激动、专注、刺激、放松——的核心。米洛夫写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少在广告的象征宇宙中，香烟既是“现代的症状，又是其解药”。

对烟农和香烟制造商来说，它也是一种越来越值钱的商品。这些公司串通起来控制烟草拍卖的价格，而烟草拍卖制度也进入了美国民俗的领域（后来好彩香烟的一个电视商业广告给了拍卖员一个特写，他含糊不清地哼着歌，最后高喊：“成交美国人！”）。但根据米洛夫，烟草拍卖实际上是在“模拟竞争，精心上演假想的竞争”，它是公司针对“等待公司团伙裁定全家辛劳一年所得的孤独烟农”的密谋。烟草公司控制了当下的价格，并鼓励过度生产，以便未来进一步压低价格。烟农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们不得不接受烟草公司的报价。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都在时不时地尝试通过形成合作社，来与拍卖系统斗争。但他们的抗争是徒劳的。

大萧条加剧了烟农的困境，并引入了前来救场的合作型国家。早期新政的统合主义计划创造了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目标是协调各方努力，以防止过度生产。就像米洛夫所说的那样，新政拥护者相信，“烟农和劳工、生产者以及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关的，它们是一个无缝连接的整体：欲求的过剩”。但合作型国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乌托邦：它依赖吉米·克劳的南方支持，与联邦政府和利益集团（农人、工业家、工会工人）的合作。这些团体中最成功的，当数组织良好、人脉深远的白人：从新政的农业政策受益最多的烟草种植者便是如此。

为了保证休耕地面积，农业调整署给烟农发放政府补贴，通过创造稀缺来保护农场价格。这个政策搞出了资本主义的大丑闻，资本家开始在充足中编造稀缺；像米洛夫所写的那样，“以无组织的多数为代价，给有组织的少数人以特权的僵化的决策结构”也体现了这点。这不是当代美国左翼所珍视的新政版本。不过，合作型国家的确保留了一些民粹主义的目标，它“规定了白人烟农的血汗劳动价格”，而在与香烟公司较量的同时，烟农也与“有组织的资本力量”展开了斗争。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违宪，并开始把怀疑的目光投向烟草检查法案，后者的本意是限制拍卖系统的滥用。当时出现了被称作“烟贩子”的投机者：他们低价买入，高价卖出，顺便还要多赚一点儿。烟草检查法案的目标，是提高面向普通烟农的收购价，限制烟贩子两头赚的机会，消灭香烟公司在仓库里养的“宠物”，也即拿了它们好处的富裕烟农。

但最高法院的裁定，开启了用其他手段来管制农业供给的可能性。1938年，国会认可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修正版农业调整署。它允许烟农在一年一度的价格补助公决上投票，公决将维持烟草的最低价格。烟农的回应则是，投票反对补贴计划，并重新开始过度生产，直到次年需求跳水（因为二战的爆发关闭了庞大的欧洲市场）。1939年，90%的美国烟农投票支持控制作物的种植。但在新兵的带领下，香烟在国内又有了新的市场。美国烟草公司宣布：“好彩大兵上战场。”战后，在大西洋两岸，香烟变成了民主消费的象征，而烟草行业也寻找各自方式来扩大它的影响。受烟农资助非盈利组织烟草协会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协会的会长杰克·哈特森（Jack Hutson）是精明的、精力充沛的钻营者，在政界和商界都如鱼得水。

在哈特森的领导下，烟草协会把联邦政府的烟草计划变成了全球性的吸烟计划。他们的第一步是确保国会把香烟纳入“马歇尔计划”。实际上，美国是在“给破落潦倒的、有需要的陌生人递烟”。但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这根烟：法国人就只抽他们的高卢烟（Gauloises）；但哈特森的确把烟草纳入了和平计划的食物清单。所有烟农都得益于政府的慷慨赠款，但最大的好处都进了更富裕、更有组织的（白）人的腰包。像农会（FarmBureau，农场联盟）那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代表的是精英而非大众，通过共同体、家庭、私有财产和志愿主义的修辞，来隐藏对国家的亏欠。

香烟的黄金年代，并没有持续多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处，统计研究开始确认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联。烟草行业被迫处于守势；《诚告吸烟者》是这个行业接下来十年的努力的起点（在烟草业研究委员会的主持下，1954年1月，数百份报纸刊登了这则声明）；此后，它一直致力于在不完全驳斥流行病学研究的情况下，对它们表示怀疑。1964年，美国卫生部部长的吸烟与健康咨询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明确宣布吸烟可能致癌。这个报告，也是合作型国家的完美表达：公私部门的专家小组通力合作，塑造出一个权威的共识。但通过强调组织完善的产业带来的危险，以及建议在香烟包装上增加健康警告，报告也推开了通往一扇政府理念的新大门，后者为公民活动家所谓的“公益”留出了更大的空间。

公益的概念，植根于十九世纪的共和传统和“一战”前的进步运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公益概念的回归反映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怀疑：无组织的多数，可能任由有组织的少数宰割。拉尔夫·纳德尔（Ralph Nader）的研究强化了这种危险感。比如说，该研究指出，像雪佛兰考威尔型号那样的汽车“开多慢都危险”，通用汽车则认为这是公关问题而不是公众健康问题。纳德尔引发的运动，把积极的公民和愤愤不平的消费者结合起来，他们通过诉讼而非立法来寻求正义。环保主义和对产品安全的关注，驱动了消费者保护运动。而像维克托·亚纳科内（Victor Yannacone，他发起了第一起针对DDT制造商的诉讼）和约翰·班扎夫（JohnBanzhaf，他拿到了第一个计算机代码的版权）那样咄咄逼人的神童律师，也推动了这场运动的发展。他们的策略，可以用米洛夫所说的“好斗而简练的咒语”来总结：“告那些杂种。”诉讼的法子，反映了合作型国家的挫败，这个失败使联邦机构和国会议员有机会成为他们一度意图管制的烟草行业的仆从。对无组织的消费者来说，诉讼是最后的手段；诉讼的流行表明，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公民文化萎缩了。在放弃联邦政府的三个分支中的两个（即立法和行政）后，公益律师依赖的是有公益精神的司法的延续——而这个希望，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了。

虽然班扎夫对诉讼满怀激情，但他最大的胜利，却来自于他在1967年给联邦通讯委员会写的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论证，新的公平经营原则意味着，反吸烟广告也应该在电视上享有和香烟商业广告时长相同的播放时间；联邦通讯委员会同意了，以7:0的结果通过了表决。公平的经营原则，意在创造知情的同意。不能给儿童放鼓励吸烟的广告；虽然大人可以做知情的选择——吸烟，还是不吸烟——但你也不能像赶猪一样逼他们吸烟。黄金时段的广告可以宣扬吸烟的快活，但电视台也必须用同等数量的广告来展示吸烟致死的恐怖。吸烟，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优雅了。

最终，通过发明不吸烟的人，反烟草运动找到了它的焦点。随着认同团体的增加，不吸烟的人也形成了一种基于消费者的集体认同，而这些人又是富裕、有组织、受过教育的白人。他们挪用受害者话语的尝试——把自己的运动比做黑人的平权斗争——十分搞笑，根本不能让人信服。当时的人，大多不知道二手烟的危害，保护不吸烟者的权利的理由，不是科学的，而是公民的，就像米洛夫说的那样，这样“一种公共空间观：认为公共空间是一个可以享受的舒适场所”。不吸烟的人要求免受烟雾缭绕的餐厅、机场和车站的折磨，哪怕吸烟的人不觉得那是个问题。

在工作场所，反吸烟运动有更好的牌可以打，那就是强调吸烟的“社会成本”，而活动家也学会了量化这个成本。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的雇员唐娜·森普（DonnaShimp）提起的诉讼，成为“关键时刻”。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工作让她头痛、发疹。1974年，森普提起诉讼，在她身为不吸烟者应享有的权利基础上，要求公司提供无烟工作环境，但她也强调了在工作场所吸烟的“代价因素”。如果新泽西贝尔不代表不吸烟者的行动的话，那么，它至少得露出自己的底线——的确，它也这么做了。森普和她成立的团体环境改善协会，示意人们注意吸入二手烟带来的健康危害，当时的研究者也开始觉察到这一危害，但她却把自己的论证归结为这样一个主张：“吸烟——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吸烟者——的成本太高”。这个主张，与新的管理咨询浪潮合拍，后者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精简、节省和干净的工作场所。

这个计划，看起来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新泽西克里夫顿一家游泳池设备制造商的一项时间与运动的研究表明，吸烟的工人的工作效率，要比不吸烟的工人低2%到10%。森普的团体估计，因为吸烟，美国一年要损失三亿九千九百万个工作日。管理咨询者们断定，“瞬间提高生产力”的法子很简单：去掉吸烟的休息时间和无用的社交就行了。就像管理“大师”威廉·韦斯（WilliamWeis）说的那样：“要是我们还允许吸烟的话，那么，（要维持同样的效率），一个人就得干两个半人干的活动。”

反吸烟运动取得成功，不是因为普通人要求在公共场所呼吸清新空气的权利——虽然这也是重要且必要的——而是因为，这场运动和那些想加强劳动规训，把劳动者重新定义为“人力资本”的人利益一致。最终，理想的不吸烟者，和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融合了，个体精确地掂量着自己的健康，也在暗中精确地掂量着自己的道德。米洛夫写道，“这种给身体定价的政治，与身体政治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判断吻合”；国家的行为，也越来越服从于市场的绩效和技巧——成本收益分析，平衡预算的要求，支付能力测试，更低的贸易壁垒。这样的国家与合作型国家天差地别，后者曾在不受管制的资本与公司权力的肆虐面前保护了许多美国人，尽管这个保护并不完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被动吸烟的危害变得无法忽视的情况下，吸烟者的处境越发艰难了。日本的一项研究表明，和其他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者妻子的死亡率要高一倍，丈夫吸烟越厉害，妻子的身体就越差。1986年，美国卫生部部长的报告强调了被动吸烟的危害，虽然这个危害有多大，在当时还很难确定。一个在反吸烟活动家看来更加健康、公平，在管理咨询者看来更加高效、高产的新社会慢慢浮现。但对还在试图保护吸烟时间的工会来说（虽然只有少数工会成员想要这个权利），这个新社会的特征却是：使劳动者的权利屈从于管理。

工会工人与烟农一样，曾是合作型国家的受益者。现在，农业团体和劳工团体这两个利益集团都式微了。“随着烟草公司统合主义的衰败，诞生了以成本为核心的新型公民美德”，米洛夫写道，“在这种新公民美德之下，美国人越来越逃离公共事务。”在这个新的政治宇宙中，烟农和吸烟者都是需要为自身健康和经济成败负责的个体。国会也不断削减烟草补贴计划的预算，直到2004年最终取消了这个计划。

烟草补贴计划的结束，对这个行业的不同群体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对烟农、他们的邻居和家人来说，这意味着资本退出了冷清的南方城镇。肥料商人、仓库工人和运货人全没了。计划曾托起了税收基数，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提供社会服务、学校、教会和医院。现在，是时候到其他地方寻求支持了。但对香烟公司来说，计划的结束提供了全新的机会。他们把烟草的生产外包给巴西和其他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一个经典的新自由主义举措。和美国的工厂工人一样，美国的烟农太贵了。但，香烟的全球市场还在。

米洛夫写道，虽然空气更清新了，但无烟的世界也是“一个严苛的、责难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面对吸烟者的死亡，人们会这样想——有时还会不圆滑地公开表达——‘这不是自作自受吗？’”没有什么比这个反问更能揭露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了，这种世界观使负责的自我维护成为一个近乎于神圣的义务，也使之成为对公民身份的最充分表达。

Jackson Lears, “Pinhookers and Pe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43 No. 4, 18 February 2021,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3/n04/jackson-lears/pinhookers-and-pets。所评图书为萨拉·米洛夫《香烟：一部政治史》（Sarah Milov，The Cigarette: A Political History）, Harvard, 395 pp., £28.95, October 2019, 9780674241213获作者和《伦敦书评》授权翻译。

本文作者T. J. 杰克森·里尔斯（T. J. Jackson Lears），美国历史学家，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专研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美国文化史。

本文译者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