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碳排淨零，文化不能淨零：從文化ESG到產業轉型的多重挑戰，出版產業因應ESG前驅計畫座談會側記

文｜佐渡守（文字工作者）

【趙政岷：出版社ESG永續之路－時報出版籌劃第一份永續報告書的心路歷程】

ESG是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Social）及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縮寫，於2004年由聯合國提出。與做為指南針的SDGs 17項永續發展目標不同，ESG是落實到企業的執行策略，規劃思考可依循的做法。

自2023年起，金管會規定資本額20億元以上的上市櫃公司需編製「ESG永續報告書」，以體現企業對利害關係人、社會與環境承擔的責任。2025年後，20億以下的上市櫃公司也要開始製作。時報是台灣第一家做永續報告書的出版社。

「這個題目很難，整理起來就是談書。」關於這份功課，時報文化董事長趙政岷從閱讀現況說起。他說根據國家圖書館公佈的全台圖書館總借閱次，對比產業所賣掉的書，比例已從過去的1:1躍升到接近2:1。雖然借書率增長是好事，但以時報的產值而言，累銷1500本以下的書就佔7成，賣不到1000本的書占3成，「從財務上來看，賣不到1500本等於是白做了。」

➤原物料漲價+印量少+折扣

日本左右社的編輯曾發文指出，閱讀已成為青少年的次文化（少數人熱衷的文化）。台灣網路溫度計閱讀調查也顯示，人們的閱讀時間產生移轉，螢幕閱讀遠超過書籍，尤其短影音興起，讀者越發無法長時間專注閱讀，這讓三、四百頁的書更倍感壓力。

趙政岷表示，時報於1999年上市，2013年他接任董事長時，市場已腰斬，近年縱使營業額上升，但獲利沒有增加，都靠省錢撐下來。「現在我只剩兩張牌，一是村上春樹的小說，二是龍應台的作品。」可新書並沒有減少，一年還是出了快500種。

有些人會覺得當前的書價對讀者不友善，而書籍之所以漲價，趙政岷表示主因有三個：一是通膨造成物料漲價，但影響不高；二是印量少反映高成本，當成本高到4成，其實就很難做；三是折扣，很多出版社以實售79折甚至66折來反推、墊高了表價，這點就影響很大。

➤永續報告書的挑戰：從問卷到利害關係人

回到明年要繳交的第一份ESG永續報告書，趙政岷說，時報委託管理顧問公司協助。首先是定義利害關係人，包括版權公司、作家、媒體、產業工協會等。之後再訂出議題並製作問卷，詢問利害關係人包括永續供應鏈、能源、溫室、物災人災、勞資等，哪個衝擊比較大。並評估經營績效、創新研發、客戶服務、資安、品牌形象等各項的重要性占比。

趙政岷說：「我們把問卷發出去，結果很多作者或通路都不知道怎麼填，對所謂的衝擊也沒想過那麼多。」

這個現象，正對應到主辦方左轉有書店長王家軒於開場時所講的：出版業規模小，編制與資源有限、工作時間又長，面臨社會重大轉型或趨勢變化時經常無能為力，也不知道如何跟大企業對話，「因此這場座談會是個非常重要的開始，讓大家在面臨ESG衝擊到來之前，可以先一起了解、一起想辦法。」

尤其公正轉型也是ESG裡S（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台灣約有2萬4千多名出版從業者，分配與程序是否公平至關重要。今年趙政岷擔任台北市出版公會理事長，就辦了「台北出版學校」，包括編輯、行銷企劃、出版經營三種學門，拍成120支影片，做為教育訓練，培育人才用。

趙政岷並提到文化ESG，認為內容產業能提供對環境、社會、公司發展更多的貢獻，搭起文化與企業的橋樑。多年前他擔任書展基金會董事長時就推過「CEO講堂」，包括曹興誠、戴勝通都來分享過書，還特別引起財經媒體的關注。

➤文化傳承必須由出版事業來承擔

趙政岷認為，文化ESG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想像。例如墨西哥的瓜達拉哈拉書展，入口海景第一排都是航空公司、飯店等贊助商，宛若大型演唱會現場。特別是童書區，結合二、三十個企業一起做小朋友的免費體驗，令他十分感動。

他說：「站在企業的立場，其實不只有經濟責任，還有法律和道德責任。如果我們要與這個社會共好，那麼慈善跟社會的責任就必須做到。」

時報曾出版《100個即將消失的地方》、《綠色EQ》、《海鮮的美味輓歌》、《大崩壞》、《用今天拯救明天》等眾多關乎永續發展的書。與社區的互動方面，也為孩子辦過主編營、繪本故事營，與唯新蛋糕合作「萬華老城咖啡香」，參與文化總會的「萬華大鬧熱」、「城南有意思」等，甚至邀民眾到時報本鋪體驗古早的鉛字印刷初版。

趙政岷說，時報創辦人余紀忠曾指示：「新聞是為歷史作紀錄，而文化傳承則必須由出版事業來承擔。」原本ESG執行策略裡沒有「企業環保文化傳承」這種項目，但趙政岷刻意將它加進永續報告書裡。

「按金融時報的說法，有一天ESG會比企業每股盈餘更重要，現在看起來我們已經來到這個交叉口。」趙政岷總結：「希望未來土地還是綠的、天還是藍的，希望我們在這個主題上所做的事有價值，讓我們與周邊都能活得更好。」

【李令儀：圖書產業的文化永續－困境與挑戰】

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談ESG，常讓李令儀想到馬奎斯《百年孤寂》：「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都沒有名字，必須伸手去指。」例如出版業光「永續」二字就面臨很大的挑戰，因為台灣出版規模偏小、很多是家族式企業，第一代年事已高，第二代要不要接班都成問題，加上產業轉型的複雜，很難全面性思考。

➤通路與出版社的權力失衡，已成產業適應變遷的阻力

關於圖書產業的困境，李令儀從纏繞多年的通路折扣戰說起。有出版人整理去（2023）年出版十大新聞，折扣問題即是其一。很多連鎖書店的旗艦店結束營業，政大書城也一度傳出有結束的打算。期間時報文化董事長趙政岷呼籲推動圖書折扣秩序制，立委陳培瑜也召開公聽會，參與者眾，但截至目前事情仍原地踏步，沒有獲得正向解決。

李令儀認為，這是圖書通路與出版商之間長期權力失衡的結果。出版社供書給通路，很難對等協商，只能被動配合。此外市場流於削價競爭，長此以往消費者也開始折扣疲乏。即便通路近來稍有克制，但在行銷手法缺乏新意下，讀者已不太買單。「所以除了疫情因素外，這幾年產業狀況似乎落入瓶頸，無論出版業者或通路，好像對創新跟轉型都消極以對。」

李令儀將這樣的現象，歸因於產業的特殊體質與歷史因素下的壓縮成長。她認為，1987年之前，台灣經歷近40年的政治戒嚴，高壓管制言論與出版。解嚴後市場開始激烈競爭，加上90年代電腦化的變革，讓原本國外歷經五、六十年的產業轉型，在台灣被壓縮成30年。

另一方面，在戒嚴的時空背景之下，只有特別有理想或不怕死的人才做出版，有錢人因為政治風險不願投入，造成出版社大多是中小企業。這些中小型出版社非常仰賴中間商幫忙發書，且發行系統轉很多手，導致輸送帶很長。

傳統出版人理想性高，較輕忽市場變化。1990年代後書店開始連鎖化並不斷擴張，加上網路書店進場、快速電腦化，傳統出版技術落在通路之後，規模與市場影響力無法相提並論，權力失衡成為整個產業適應變遷的阻力。

➤過度生產與退書泥淖：產業效率的痛點

「過去出版產業研究常常只集中在生產面，但我們對上中下游的生產、配銷跟銷售，必須有全面性的掌握跟理解。」從李令儀2010年至今的長期研究來看，上游的問題是過度生產，1986年（解嚴前）每年新書出版總數約1萬多種，至2002年已飆升到4萬3千多種，台灣市場難以消化。中游的問題是近年經銷商因產業結構變化大幅萎縮，產生去中間化的現象。至於下游，大家最有感的是價格戰爭。

「我比較關注的是台灣上游過度生產跟中游的配銷問題，可說是戒嚴下的後遺症。」李令儀指出，低效率的經銷體系是最大病徵，這與ESG裡的環境衝擊及社會成本休戚相關。

其中過度生產是出版的產業特性。讀者必須看到內容才決定購買，因此每個title的營收都很難預期，業者必須用多元多種的書來測試市場。根據美國BookScan 2005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新書上市的一年內，有79%的新書（以申請ISBN者為計）銷售量少於99冊。

「大家都希望通路進書越多越好，但賣不出去怎麼辦？因此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出版社就跟通路達成可無條件退書的協議，台灣直到20年前都還這麼做。爾雅的隱地先生說過，他就接到金門放了二、三十年的退書，紙都已經黃黃爛爛的了。」

加上台灣受特殊歷史脈絡影響，很多出版社在80、90年代才創立，社齡短，長銷書就少，必須不斷出書才有機會獲利，也加速新書膨脹。過度生產扣連到商業迴圈結構，考驗經銷商數據管理與退書處理能力，牽涉到書賣出多少及再版與否。

「譬如周思齊最近引退，相關書籍出現市場需求，但即便有書店很快賣完，經銷商也很難從其他書店調書補給。出版社還要面對要不要再版的風險，因為加印500本可能過兩周又有400本被退回。」

➤經銷商逐漸消失，配銷失準如何解決？

李令儀指出，經銷制度是產業運行是否有效率的癥結點之一，但在出版產業常被等同於物流，「有些經銷商自我解嘲，說他們是『沒讀書的人，在賣書給有讀書的人』，重要性被低估。」

當產業進入高度競爭跟轉型期，經銷商的技術升級跟不上，有些經銷商雖引進電腦化系統，但依舊反映進退貨數據，無法掌握銷售現況做精準配銷。「很多出版社跟我抱怨，經銷商報表跟配書其實不準，譬如會把學術書配到偏鄉傳統書店，結果一定被退回來。」配銷失準被視為高退書率的元兇，書出去到退回之間，讓整個市場銷售陷入一種不透明的狀態。

經銷商面對產業轉型也不是坐以待斃。有些經銷商眼見不能增加營收，那就降低成本；哪些書店賣不動，便列入無效店、不予配銷。後來拿不到書的獨立書店成立友善書業，造成經銷商追求效率反而自己生意也減損的非預期後果。

今年10月吳氏圖書將結束營業，其實在吳氏之前有更多中盤商已慢慢消失，原因是連鎖書店與網路書店崛起，繞過經銷商直接跟出版社叫書。加上傳統書店大幅減少（目前僅剩490家左右），經銷商慢慢就消失或轉型做文具經銷了。因為經銷商與實體書店越來越少，產業整體退書率也相應降低。

➤我們給文明增加的，到底是知識還是庫存？

英國獨立出版公會計算書的碳足跡時發現，碳排最高是物流運輸與退書，加起來高達99%，所以退書確實是出版ESG很重要的一環，佔4成以上的碳排比例。

「我們給文明增加的，到底是知識還是庫存？」春山總編輯莊瑞琳這句話，讓出版人都非常揪心。韓劇《羅曼史是別冊附錄》裡，主編帶編輯去銷毀場的畫面，大家看了也都很心痛。

李令儀說，過去出版人用「四庫全書」（買的房子都在放書）自嘲，可是現在房價一坪動輒百萬，還放不了幾本書。親子天下副總林彥傑就曾向李令儀說道：「我們不能再用舊思維來思考庫存了，書擺在那裡賣不出去就是廢紙，不要以為還有價值。」

依據林彥傑的精算，庫存在會計帳上，兩年內就應該儘早處理掉。因為現今的版權大多簽5年，沒賣完也不能在市場上流通。庫存有空間租金與人事成本，長期下來是一筆很大費用。庫存算資產還要扣稅，咬牙處理還可節一點稅。

李令儀說，出版產業鏈的上中下游都有一些經年的沉痾需要解決。除了上游過度生產跟中游的配銷問題，下游的折扣戰也不僅衝擊獨立書店，出版社的毛利萎縮亦是不可承受之重。

【陳惠萍：如何用ESG掀起一場文化淨零造浪運動？】

「這個世界就是很不美好，所以念社會學的人才會一直希望透過批判性思維或行動，來創造更好的改變。」綠能協會陳惠萍說：「資本主義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問題待解。在一個死亡的地球上是沒辦法做生意的，所以企業不能只想賺錢，還要有企業社會責任，現在ESG的要求是環境、社會跟你的治理，都必須更永續。」

這是一個跟過去截然不同的使命，企業再也不能只為股東權益著想，必須把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放進去平衡思考，做好企業的典範轉移。

陳惠萍指出，策略分兩種，一是主動轉向，為永續發展投入核心職能再升級，或投入新的研發製造，創造新的競爭力。二是防守，面對轉型，過程會有很多風險與衝擊，怎麼防禦，就要攻守兼顧。

淨零是ESG很重要的關鍵字，是全球一致的共識，目前已有150個國家、270個城市把淨零目標放進他們的計畫中。也有越來越多企業將之放在永續報告書裡，制定自己的2050年碳中和目標。

台灣在2021年地球日時宣告淨零，政府開始動起來，公告了12項必須逐步達成的關鍵戰略。其中第12項是公正轉型，亦即每個轉型過程可能帶給人群不同程度的衝擊，因此需把公平正義納入思考。

這也是陳惠萍2018年成立台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的初衷——讓能源轉型不遺落任何脆弱的族群，並把資源帶到需要的地方。

➤企業與公益的雙贏：案例分享

陳惠萍說，綠能公益的模式其實很簡單：「我們集結民眾或企業捐款，來建置太陽能電廠或買太陽能板，並搭配再生能源回購政策，把電賣給電力公司，就有20年的售電收益，可持續支持大家想幫助的社福單位，同時還為地球環境減碳。」

例如台哥大「種福電」計畫，是第一家響應綠能公益的企業，已連續7年幫助7家社福團體獲得長達20年的穩定收益。國泰金控「燃燒脂肪來發太陽能」健康方案，員工每減肥一公斤，公司就捐100元，3年後在屏東部落蓋了太陽能電廠，用收益幫助弘道老人的健康。

花旗銀行「陽光助老」計畫，在宜蘭聖嘉民長照中心跟啟智中心做屋頂建置，花旗志工也一起去做關懷老人服務。偏鄉部分則有比如「點亮比亞外」模式，幫助部落再生能源發電設施，自發自用外還可儲能，一旦颱風等災害來臨時就能緊急供電。

「後來疫情造成全球性衝擊，跟企業合作變少，我們就回頭訪問幫助過的機構團體。他們說疫情下捐款完全雪崩，幸好有太陽能板，只要有太陽就有錢，讓他們感受到永續的支持。」受到鼓勵的陳惠萍更加確信綠能公益的價值，2021年啟動「綠能公益100+」。

「2021年我們共做了15個+1的綠能行動，目標是2030年要做到100個。」陳惠萍說：「我們需要更多元的模式來支持我們的夢想。」譬如幫社福單位汰換耗能設施、取得碳權抵換額度，也幫社福庇護工廠用綠電來生產，鼓勵企業或民眾採購，串起綠色生產與消費的循環。唐氏症基金會今年有綠電限量月餅，心路基金會庇護工廠也已經使用綠電做手工餅乾。

「這一路走來非常辛苦，感謝超過30家企業支持我們完成40多個綠能公益，捐出5000多片太陽能板，幫助超過一萬兩千名長者跟身心障礙患者。總結我們做的事，就是實現不遺落任何人，並在創新模式上找到資源與機會，扣合企業做出ESG的價值，為地球環境增加減碳的效益。」

➤博物館的永續行動

回到文化產業，陳惠萍發現現階段大多都是場館案例，比如英國自然史博物館訂出了比聯合國更積極的目標，要在2035年就達成淨零，除減碳策略，展覽與活動也導入永續性活動管理認證，並透過藝術教育行動，喚起民眾對氣候變遷更多感知，還拍了可愛小短片。

荷蘭梵谷博物館也非常積極，訂下清楚的永續發展目標，也取得建築標準認證，目標是2030年跟基礎比要減少100%，包括減少電力使用、家具設備再利用，也做員工、客戶、供應商福祉跟健康的促進。

關於碳盤查，範疇一是製造過程直接的碳排放，範疇二是電力使用造成的碳排，範疇三包括差旅、運輸等過程。陳惠萍說：「大家可發現範疇三很永續，因為不能只有自己做到，還要去管理我的供應商、客戶、員工才能達成（像梵谷博物館就要求DHL物流要有碳中和計畫），我想整個出版生命週期裡，很大的碳排放在於運送，所以必須要減少範疇三。」

台灣方面，陳惠萍的實踐是蘭陽博物館，碳盤查後發現電力支出是最大問題，目前已做耗能設備的改善。過程中也與利害關係人開設工作坊。「做為蘭陽博物館一份子，他們會思考隨手關燈、紙本報告少印一點、環境教育怎麼做、夏天移地辦公好不好，或一起騎腳踏車上班等等，我們也幫做了一本博物館經營指南，希望可以複製到其他博物館。」

➤如何讓企業覺得「支持文化產業」是個加分項？

國際上有幾家大唱片公司已發起產業公約，透過倡議塑造影響力。英國出版商協會也有出版業淨零倡議，提供大家思考努力的方向。英國企鵝出版集團則認真的發布了永續報告書，譬如書有一半是英國在地製造、用1000片太陽能板、發行永續相關書籍等等。

陳惠萍依據經驗，建議出版社：「怎樣讓企業覺得『支持文化產業』是個加分項，是出版社很好的機會點。」她說：「這其實是個雙向選擇，因為企業會為了獲得ESG上的價值，優先選擇支持更永續的出版社。大家都把環境、經濟跟社會共好，放在自己的每一步裡，在今天討論之後，也許我們就可以發起一場文化淨零造浪運動。」

陳惠萍指出，證交所公布的公司治理評鑑指標有一項「公司是否投入資源去支持國內文化發展」，只要支持文化發展就可以拿到分數。企業原本也要做公益的，如果再給它額外的附加價值，讓他花同樣一筆錢，價值卻變多，他會更樂意，否則就跟贊助其他社福團體並無二致。至於價值是什麼，就要給出數據，去證明我們的承諾。

出版業如何與有志做ESG的相關企業媒合在一起？這是與會同業都關心的問題。比如企業扶持出版淨零行動，算是誰的credit？陳惠萍說，規則可以雙方協商分配，但不可重複計算減碳效益，否則就是虛報、漂綠，這點要審慎小心。

開放問答時，有人詢問，提到「環保」，相對較容易理解與做到，但出版業若想進一步提升自己ESG上的價值，技術上該怎麼實現？「好比我一本書沒有做到七校，算不算節約？」（眾大笑）也就是很多標準可能需要業內協商，不論改善勞工權益、相關節約措施、或改用綠電等，要組成聯盟來提出可共同依循的指標。

陳惠萍十分肯定倡議聯盟的重要，並強調綠電絕對可行：「只要你有獨立電表，就可申請採購，用智慧電表去匹配時間電價。這對辦公室、書店或員工的好處是，大家想到吹冷氣排很多碳，改用綠電罪惡感會比較小。顧客到使用綠電的店家消費，自我感覺也會好一點，能吸引到願意為永續做出選擇的人。」

➤從國際經驗到本土實踐：出版業的轉型可能

李令儀也提到日本經銷公司日販的ESG方案，就是把物流改綠電（電動車），來降低碳足跡。因應缺工的現狀，也有24小時無人書店與更便利的系統（手機也可以訂書），形成永續方案，減輕很多效率問題。

「台灣中小型規模的出版業，常覺得這些問題離我們很遠、一時很難切入。可是看到許多國際案例與今天分享的具體方案之後，在產業面臨轉型的當下，為我們打開很多想像。」

李令儀擴大想像指出：「如果台灣圖書供應鏈加入利害關係人的整體性思考，有天博客來或MOMO做永續報告書時，就不能有損利害關係人的利益，隨便再殺出版商的價格，說不定我們就可以用它來群眾協商。」

趙政岷也表示：「的確有些事必須集合在一起才能做，但這不代表小出版社很多事情不能做，而是不能不做。我們都在同一個地球，台灣也跟著世界趨勢走，不接受規模大或小的問題。自己的節能減碳或淨零排放，是大家一定要做、也馬上可以做的，差別只是時報被要求考試，沒有提不出永續報告書的權利。」

他並提到「企業促進文化發展」被納入永續發展指標條文中，是時任文化部長李永得跟證管中心爭取的。趙政岷說：「我們的確可以協助各種商業、企業、工廠，去導入文化或出版的力量。這是我們的專業，尤其S部分我們特別擅長。出版社也可以是綠能公益的一環，幫助企業做ESG相關媒介。」

他強調這年頭已不是資本主義掛帥，必須調整做事的優先次序跟比重，「有時我跟同事聊天會說『沒有力氣哪來骨氣』（沒辦法活下去談什麼風骨），現在是我們要有『把骨氣給大家』的力氣，讓大家不是只為盈利來想一切事情。」

如今的確有很多社會企業或公民團體做這樣的事，反而得到財務和非財務上更好的報酬。趙政岷總結：「我覺得慢慢的我們也要調整，因為社會已從資本主義走過，後資本主義時代怎麼看待商業活動或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這件事我們是該好好想想了。」●（全文於2024-10-24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