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费舍：给“共听”的一封情书

马克·费舍：给“共听”的一封情书

原创 Liqiu Wang 王立秋 2024-01-02 00:03 发表于黑龙江

马克·费舍/文

王立秋/译

Mark Fisher, “A Love Letter to collective listening”, DMY, 22. 11. 2009, https://dmy.co/new-music/a-love-letter-to-collective-listening。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w411G7s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3a07353ddb8a75e11817ac9b1261209

今年的早些时候，耳石小组(The Otolith Group)提议公开回放我和合作者贾斯汀·巴顿一起攒出来的一篇九十分钟长的“声音论文”《伦敦下伦敦》(londonunderlondon)。这篇声音论文最初于2005年在Resonance FM播出。回放活动在伦敦南的Gaswork画廊举行，是耳石小组为其项目“太阳之间的悠长时光”组织的系列活动之一。起初，我对回放的想法抱有诸多疑虑：听众肯定不会想听一个预先录好的声音片段一听听一个半小时吧？我的直觉是，最好播放《伦敦下伦敦》的几个短片段，中间穿插讨论。不过，在活动中，我们还是持续播放了五十分钟的《伦敦下伦敦》，这一经历也带来了一种奇怪而强烈的体验。我从来没有在公共空间和这么多人坐在一起听那么长的，预先录制好的声音片段。

一开始，这一经历让人不适甚至恼怒。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是一种挑战。现在我们不但习惯于只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注意力，而且，往往，我们的注意力本身也是碎片化的，分散在多个平台和界面上。我们越来越注意到这里面的隐藏条件：我们随时可以通过点击跳转离开任何特定的刺激源。比如说，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某种数字痉挛的受害者；我会在几乎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按一个本文的大部分读者肯定熟悉的模式，抽搐般地切出文字处理程序，点开互联网去查我的电子邮件和推特推送。现在，多媒体的“交互性”已是常态——不过，也许罗伯特·普法勒颇具启发性的术语“交互被动性”更能捕捉这种数字漂移的矛盾的放荡。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我浏览的一切的至高掌控者（只有我能决定点什么），但同时，我又感到自己被数据冲击和淹没了，它们要求我的关注，却永远不能完全抓住我的注意力。数字矩阵做的事情远非“赋权”，事实上，它是一个严格的监工：从我早上醒来的那一刻起，它就想要（吸引）我的关注，并且一直地催促我，直到我入睡。我醒着的时候——当然，在做梦时也一样——的生活一直为“错过数字交流”的可能性所困扰。“永远在线”——无时无刻与数字交流回路连接——强化、加剧了后福特主义“非物质”劳动的一般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工作与休闲之间早就没有稳固的界线了。实际上，我一直在执行多任务。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我肯定也不想表现出对任何种类的反技术计划的同情——而在于交流的冲动。就像乔迪·迪恩在她出色的《民主和其他新自由主义幻想：传播资本主义和左翼政治》中论证的那样，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控制系统中，持续不断的交流冲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不是交流的内容，而是交流正在发生这个纯粹的事实。我们被要求不断地把自己构造为这样的主体——一种“网络化”与“孤独”的奇怪组合。当然，在当代符号学中，“我”这个前缀既指交互又指个体这个事实绝非偶然；同样，人们消费音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一台被太过于完美地命名为iPod（“我播”）的机器这个事实也绝非偶然。就像新通讯技术的保守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手机和屏幕持续不断地使我们脱离直接的环境，打断面对面的交流。但数字通讯技术也一直在破坏一切“守时”的意义——与现代主义的广播时间相反，现在我们可以随时访问“内容”。我们不是作为旧意义上的，分离的个体而存在，相反，我们是社交网络的参与者，承担着没完没了的，在网络中、为网络构造自己的压力。

电视与社交网络并不冲突，原因很简单，与过去麦克卢汉的主张电视“不会沦为背景”相反，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电视就只是背景而已。最近英国通讯管理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边看电视边上网。电视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它涉及视觉。视觉的东西对人类神经/感知系统的催眠效力是其他任何感官输入所不能匹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高兴坐下来看九十分钟的电影，却会在被要求听时间只有电影一半长的声音片段时感到不舒服。

不过，在一开始的烦躁和恼怒之后，事实证明，“被迫接受什么”反而是一种解放。人在被暂时地赶出数字交流矩阵，在被夺走点击另一个选项的能力的时候会有一种享受。这和听现场音乐的体验截然不同。现场音乐依然给了我们某种可以锁定的视觉内容，而文化对现场音乐的关注——毕竟，未来公司还要指望它来让音乐保持商品化——一直和一种声音上的保守主义串通一气，这种声音保守主义把所谓真实的东西置于录音室的科学制作之上。为什么我们要看一帮上了年纪的表演者再现“经典专辑”，而不是聚到一起通过电影院的音响系统来听那些专辑呢？在看完格兰特·吉的Joy Division电影后，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听过Joy Division的音乐以这样的音量播放，即便马丁·汉内特的制作看起来要求电影院级别的音箱系统才能听出它的好。也许，在汉内特制作的音乐中，有某种感觉，是只有在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听它的时候才能充分把握到的。所以我想更进一步，于是我又在ICA的“呼叫出界(Calling Out of Context)”音乐节上组织了一场共听活动——这一次播放的声音片段是格伦·古尔德自成一类的1969年声音论文《迟来者》(The Latecomers)。

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中和别人一起听预先录制好的音乐，这种体验感觉是新的。但就像The Wire杂志的出版人托尼·赫灵顿在《迟来者》回放结束后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工人阶级也有组织“聆听派对”的传统，它们是工人自我教育活动的一部分。我希望在21世纪我们也能重新发明这样的聆听实践。我们能重新发现、发展出私密又公共、集体又反社交的聆听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