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尼丝·赫勒：大学的过去、当下和未来

大学的过去、当下和未来

阿格尼丝·赫勒/文

王立秋/译

Ágnes Helle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niversities”, John Grumley ed., After Thoughts: Beyond the ‘System’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ectures by Agnes Heller, Brill, 2020, pp. 87-93.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阿格尼丝·赫勒(1929-2019)，匈牙利哲学家，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给了德语常用词Bildung（教育）一个非常具体的解释。他说教育是他所谓的“异化”时期和启蒙时期之间的过渡时期。黑格尔提到两种教育，一种是理论的，另一种是实用的。前者指社会行为的文明规范、伦理概念、品味、判断和交流方式的建立。后者指履职尽责的荣誉准则的建立。好市民都有自己的职业，不同的市民选择不同的职业，但每个人都应该诚实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从18世纪末起人们就一直认为，欧洲的高级中学和大学应该为完成教育的双重任务而施教。在当时还在发展的民族国家中，大学变得必要。建立一种与良好的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双重（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认同，靠的就是大学。而在像美国那样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建立的现代国家，在19世纪中期之前，是没有大学的。

在欧洲，哲学步入了神学的位置。在关于哲学史的最后一堂课上，黑格尔告诉他的学生，个体的立场是把握实质的精神。他的课程结语是“我希望你们过好的生活”。总而言之：至少在欧陆，哲学的任务是塑造新的资产阶级精英，同时起到文化精英的作用；天生的等级为社会阶级所取代。有钱的家长，哪怕没受过教育，也想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美国，“学究”没有他/她们在欧洲享有的巨大声望。学位的价值不都一样，但政治领袖也需要一个学位，最好是像法学院那样的重要院系的学位。

阶级社会慢慢地变成了大众社会。转变始于一战后，迅速发展于二战后，终于1968年及其后。到那时，市民的生活形式被动摇，所谓的文明化进程停止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逆转了。不会再有用黑格尔的话来为一门大学课程作结那样的事了。在大众社会中，大学的任务不再是帮助学生准备好过体面的、好的生活。

因为社会的转变（至少在欧陆），大学的社会使命也呈现出矛盾的形式。

总的来说，现代社会不同于所有前现代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出生时在社会等级中占据的位置不再决定那个人一生将执行的功能。恰恰相反。一个人执行的功能将决定这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因此，现代社会是功能社会。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教育起重要作用）是短暂的，最终，大众社会完全变成功能性的了。

不过，功能性的大众社会并没有废除前现代社会的所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偶然的出身，哪怕不决定人在生命中执行的主要功能，至少也是他/她们以后能做什么的条件。不过，现代性（先是阶级社会，然后是大众社会）通过逆转出身与功能之间的联系，改变了分层社会的逻辑。它们在人在出生时所处的时、地和这个人通过执行功能在社会等级中确立的位置之间插入了教育。

出身不再是命运。如今，就一个孩子是否将于何处、何时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谋得一席之地而言，阶级的影响，和之前的出身一样大。起初，对下层阶级来说，上小学是强制性的义务。这个义务旨在规训穷人的子女，塑造他/她们，把他/她们塑造为工厂里的原材料，而上层阶级的子女，则依然由私人教师来教育。规训就意味着惩罚，体罚高傲的、不服从的孩子，而不只是穷孩子。在此之上，所谓的“市民”学校是专为下层中产阶级和所有女孩而设立的，而高级中学则只为上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男孩服务。

自然科学的主导地位并没有被立即纳入学校系统，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所谓的“科学”班和所谓的“人文”班。没有高中文凭，就不能读大学。

现代教育机构一直在教青年要擅长执行特定功能。与阶级社会相反，如今，在我们的大众社会中，这几乎依然是教育机构的唯一任务。更高水平的机构尤其是精英大学也在教人执行薪酬更好的功能。

黑格尔提到的教育的一个方面——帮助学生准备好过更好的、更高贵的生活——变得过时了，也理应如此。在大众社会中，各种生活方式分道扬镳，没有一个教育机构能够把同一种生活形式当作唯一高贵的生活加诸学生。现在，至少在原则上，过哪种形式生活是可以选择的，除非是在独裁国家。

自由民主国家的教育机构还能至少在教育好公民上做出贡献。一些美国大学在这么做，但欧洲大学并不共享把学生教育成好公民的抱负。

一些精英大学依然保留了黑格尔式的教育的另一个方面——习得包括文学和哲学在内的文化传统——其他大学则不然。

一方面为民主的理念辩护，另一方面又提议要教育文化精英，这看起来是矛盾的。那些在金融或政治舞台的社会等级中身居高位的人号称自己是社会精英，哪怕他/她们对文化传统、艺术、文学和历史一无所知。民主需要文化精英，后者不可能位于社会等级中的某个确切位置，因为文化精英的特征在于其执行的功能，也即社会和文化批评的一般功能，诠释、提问和怀疑的功能。民主的原则和民主中对文化精英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矛盾。

大众社会生产大众大学。这又引出了进一步的矛盾。现代的功能社会以机会平等的理念为基础。事实上，机会并不平等，这个理念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构成性要素。它预设了每个想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的人都应该有机会这么做。

同时，现代性的另一个构成性要素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逻辑。只有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人们才能合法地谈论进步，也即知识的积累：关于“什么”和“怎样”的知识。不过，在大众大学中，教学水平和积累的知识的质量大致等于半个世纪前高级中学里积累的知识的质量和水平。在许多大学和学院里，一个人在24岁的时候知道的东西，比我们的父辈在高中时知道的东西还要少。

机会平等还是一流教育？我们必然会偏向矛盾的两个“因素”或“论题”中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建立一个等级秩序，设立一些选拔精英的大学，和一些为大众教育服务的大学。不过，怎样选拔精英呢？要么通过考试，要么通过学费，或同时通过二者。但这些方案都有自己的问题。

就入学考试而言，它们看似客观，实际上却完全主观。“测试”优先考虑的是普通的好学生，而不是最好的学生。它们会惩罚边缘的和在智识上好奇的学生。比如说，雅克·德里达两次没有通过高师的入学考试。此外，近来的政治正确把入学考试的性质变得更加恶劣了。另一方面，学费又歧视穷人。入学考试和学费都伤害了机会平等原则，可它们甚至没有在促进对那些未来可能在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起作用的人的教育上取得成功。

比如说，在美国，在最受欢迎的大学里（并且还不只是私立大学），学费一直在涨。另一方面，在不需要学费的社区大学，学生又几乎没有能力读写。在一些欧洲国家，学费也变得越来越贵了。结果，向上的流动（对现代社会的功能来说，这样的流动极其重要）越来越少，一些地方甚至不再有这样的流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在子女那里再生产了这个阶层。

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还日益呈现出其他三个趋势。首先，是学识权威的丧失；其次，专业文凭变成了大多数职业岗位的入场券；再次，是官僚化。

1968年的学生运动使大学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自由化，学生因此而获得选择参与自己学校的生活的机会。他/她们可以选书，可以选主题，在大学里他/她们也可以选课、选教授。教授的权力比以往更取决于他/她的个人权威，而个人的权威又更多地取决于教授的教学和教授与学生搞好个人关系的能力。虽然大学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总的趋势，但现代民族国家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差异，比如说，在欧美和在一些拉美的城市和国家，教授个人在毕业后安置学生的权力很不一样。

大学的自由化和学生权力的增加本身是一个可取的发展，但与之相伴的，是一些在我看来不那么可取的发展。比如说，一些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新主题领域被纳入了课程设置，这部分是因为政治正确，部分是为了满足学生不用动脑子就能拿高分的渴望，并且最终也满足了一些教师谋教职的渴望。

第二个趋势，在过去几十年里势头变得更猛了。它把许多职业和岗位和高等教育文凭或至少是高级中学文凭绑定。现在，一些不需要学位或文凭也能胜任和做好的职业，没有学位或文凭也不能做了，哪怕这些凭证并不能证明有它们的人比没有它们的人更能执行这些任务。许多根本就不需要学位或文凭的青年男女也必须在学校里耗去数年时光，而他/她们在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原本是只要实践就能够轻易学会的。他/她们只是需要那张纸，因为那张纸是就业的条件。

上述趋势导致了一种新的挫败。机会平等的理念和价值平等的理念相连。根据这个理念，如果做得好、做得出色的话，那么，一切职业都有着平等的价值。向上流动的减少和为就业（而这些职业先前是不需要什么学位的）拿学位的压力的增加使人挫败。这个挫败是各种民粹主义煽动和种族主义的温床。

过去三四十年见证了大学系统和许多研究机构中官僚系统史无前例的增长。彼得·墨菲(Peter Murphy)用数据证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全球大学花在官僚系统上的经费从百分之40增长到了百分之60 (参见Murphy, P. Creativity and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Peter Lang Publisher, 2008)。因此，留给其他事项（包括学生的奖学金和员工的工资）的经费就只有百分之40了。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大学收取的越来越高的学费没有花到教育上，却被用来养行政。教授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教学，而是填成百上千的表、记录自己的行动和自己学生的行动。我猜，在所有大学中，至少有百分之10（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员工是被雇来干这样的事情：发明无用的、甚或是愚蠢的问题，从二十来位教授那里收集答案，给他/她们分组并做关于这些信息的报告。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除官僚系统扩张和侵吞一切外，没有别的理由。

这个非理性背后的解释是什么？是人们完全不相信个人的诚实了吗？社会控制变得无处不在。人们认为，学生入学不是为了学习特别的东西、听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只是为了找好工作、赚大钱。因为你不可能收集和测试动机，所以，大学行政就控制了它能控制的东西，也就是数据。就好像数据能说明动机似的！有多少教师用网络来查验学生有没有抄袭！但其实只要和学生谈上半个小时，你就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你甚至可以和作弊的学生讨论作弊，让他/她们感到羞愧，改变他/她们的想法。但写长长的报告看起来更容易：毕竟被发现和纠正的罪不会被记录下来。

在大众大学学生很多。你不可能都认识他/她们，也不可能和他/她们每个人谈话，你只能记录他/她们，他/她们也需要被记录。

不必说，官僚系统这个老大哥也在监视教授们。也许，他/她们的简历是假的呢，也许，他/她们的出生日期或婚姻状态不对呢。一切都需要被检查，除了教学质量，而后者，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行政没有资格检查教学质量。）我们都知道，也许，一千位教授里有一位不诚实。但这本身就说明，你就算查个没完，也没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而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舞弊者，是那些擅长在官僚系统中作弊的家伙，他/她们会流利地回答行政提出的一千个问题，通过出示伪造的记录来让行政满意。控制和不信任个体的诚实、不信任个体的心智和智识能力不但是大学的特征，也是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的特征。

在涉及科学研究的时候，大众社会也不信任个体。但每个人又都相信团队合作。

就让我接受库恩在革命的和常态的科学之间做出的区分吧。我能接受，就常态的科学而言，团队合作更有成果。但我非常怀疑革命的科学能不能在强行团队合作的条件下昌盛。对个体科学工作的不信任，也和官僚作风的增长有关。

不必说，现代科学需要大额预算。光是研究所需的设备，就需要花去巨额的国家、个体捐赠者和基金提供的大笔经费了。因此，国家和捐赠者不打算给号称即将取得革命发现的个体钱也就不奇怪了。但我们也知道，革命的科学从来不是我们已知的东西的延续，哪怕这个知识都还没有被穷尽。沿着已知的路走的学者总能为已知的东西再添一笔，这小小的一笔往往是重要的，它能帮助我们保住新生儿的生命或治愈罕见的疾病，虽然它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其原因。这样的工作不需要新的范式。

新的范式总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发现的结果，它们不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因为，就像我们从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革命的缔造者那里得知的那样，在这样的发现中，个体的无意识起重要作用。就像凯斯特勒在书写最重大的发现时展示的那样，革命的发现不需要联想而需要解离。不要顺着先前的发现去想，而要思考迄今为止还没有被结合到一起、甚至还没有被放到一起思考过的症状、现象和/或事情。解离可能在梦中发生，它大多以“直觉”的形式出现。团队合作中没有直觉的位置，也不可能给直觉留出位置，因为团队没有共同的无意识。

墨菲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的地平线上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新范式，自那时起人们一直在做的，只是在缓慢地积累常态科学的成果。他说的很有道理。

让我回到大学。大学留给学生最持久的影响来自于个体而非群体：一位值得注意的、充满激情的教师，一个和普通人不一样、不“正常”（传统意义上的）的人。曾经（甚至在我年轻时也一样），高中也充满了这样的人。他/她们有趣（有时近乎于荒唐）的人格总让人印象深刻。一些教师会被嘲笑和戏仿，因为他/她们不一样得迷人。而眼下，大学的官僚系统消灭了这样的个体，它更喜欢庸人和常人。枪打出头鸟。老师都冒不出来，学生又怎么冒得出来呢？

说这些，不是要控诉大众大学，更不是要为传统大学辩护。但我强烈建议，大学改革要裁掉一半的官僚，给个体更多的信任。应该把大学的预算更多地花在给学生的拨款和奖学金上。我建议给学生和青年教师更多的自由，让他/她们把自己最好的能力，自己最好的潜能发展为才能。我还会建议大学更多地关注普遍的文化，也就是可被称作“普世主义”的那个东西。

当然，在音乐学校里，学小提琴的学生必须集中精力学习怎样把小提琴拉好，学化学的学生也应该学习如何跟进当前的研究。但同时也要配合教育的老方子：要理解历史，要对世界的状况有所理解，要培养对美术的兴趣。所有这些方面都能促进学生的能力，也能帮助学生准备好以知情的公民的身份主动地参与国家事务，做热心的、理性思考的个体，而不只是这个或那个压力团体的成员。

我不知道官僚统治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趋势能不能被逆转。我只能建议，应该逆转这个趋势。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文化的创造力就会严重受损，向上的流动亦然。政治活动将只限于职业政客，而我们的“铁笼”也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