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限度不就是能夠看得起雜誌嗎？側面來說，能夠有閒情看雜誌就是好的生活。80到90年代是經濟最蓬勃，香港流行文化豐沛活潑的年代，每個區每個街角都有一個大大的報攤，樓上是酒樓轉角是晚上才開的酒館。報攤上就是當天的世界視窗，不同的本地雜誌或者外文雜誌目不暇給-與其說是勾勒出屬於城市的…

不過，其實銷量怎樣都好。走進倉庫，翻開舊《無形》，有時我會看見一些熟悉又久違的名字，那些因為辦文學雜誌而認識的新作者，偶爾會在某些活動場合看見他們，或者他們經過公司時上來坐坐，後來這些人到哪裡去了？還有沒有繼續寫作？然後我又翻到前同事寫的訪問和小說，再次感歎於他們的才氣，希望他們現在都生活得好。

社會對休刊的迴響，有點像追悼會人們的講話：都是溢美之詞，沒有批評亡者的聲音。實際上我主編這雜誌28年多，怎會沒有錯誤或不足之處呢？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这封信（寄给托洛茨基的前秘书Jan Frankel）向左翼反对派——德国的托洛茨基支持者，建议如何围绕他们的双周刊《我们的话》（Unser Wort）去组织地下政治活动。托洛茨基对1930年代欧洲的讨论，并非全部都能应用到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所遇到的情况里，但是ISA认为当中还是有着宝贵的经验。

任何與人相關的，其實都是人社人的機會與能力發揮的地方。——人社19，劉思妤。

「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

若都挑光鮮亮麗的一面報導，把這裡寫成了烏托邦。反而看不見裡面發生的許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