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己標價，是 i 世代的夢靨；而自我實現，正是他們深層的焦慮。

躺平主義的出發點雖然不是直接想解決這個問題，但我認為它卻意外地處理到了資本主義核心的欲望問題。人類欲望的無法滿足已無可避免，單純地想去抑制欲望既不可能，其實也沒有必要。我們需要做的，是盡可能地讓欲望回歸真正的「需要」，不要陷入資本主義所過度製造的「想要」的幻覺中。

“「這家超商沒有的 另一家超商也沒有」，此一模式正逐漸取代我們有恃無恐的 「這家出版社不要的，另一家出版社也許會要」”

当前的形势与 "无政府主义" 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一切咄咄逼人都是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将继续吞噬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使少数特权阶层受益。希望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派支持者能够看到阿根廷的教训，并最终认识到真正摆脱剥削压迫独裁暴政的方法是什么。

對富豪們最深刻的諷刺，展現資本主義會將人們變成甚麼樣子，電影的回馬槍也相當精采。https://dyonepodcast.soci.vip/

即使央行暂时放缓加息步伐，新的危机也不会远去。全球的基层民众和工人将为此承担代价。

《文化操控》雖然是以文化作為書名，但書中批評的方向更接近指責當代藝術與商業的分野與批評資本主義的侵蝕，而非單論可能被操控的文化社會。另外也由於出版的時間（原文版是2017年出板）比較早一點，所以在書中描述網路對文化的影響時，會選擇以電腦作為使用的平台做分析，而非當前人手一台的手機…

教会是婆罗门的坛城，政府是刹帝利的坛城，企业是吠舍的坛城，工会是首陀罗的坛城。

如果Airfinity的估算是准确的，这意味着仅两个月的时间，中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就超过了美国3年来的总死亡数字。在中国最近期一波大爆发之前，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为110万，居世界第一。因此，从这些数字看，中国将成为新的“全球第一”。这或许是中共独裁政权打算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隐瞒真实情况的原因。

全中国人正在受苦，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在这个年纪本应该是颐享天年的，结果却感染新冠而亡。中共有足够多的时间采取措施做好准备，例如预先准备药品、建设简易的ICU病房、进口疫苗…但他们却坐视了这样的灾难发生。与他们宣传的口号不同，我们的政府不在乎我们的生命！

群众运动往往是先进少数人的意识去塑造和带领多数人的意识向前走。那些嘲讽政权“挖人矿”、“割韭菜”的较广泛群众中，会有部分人看到去年少数人的抗议（估计全国总结约二万人）而觉醒起来。即使十二月的抗争暂时消退，不但今年有多场工人反抗爆发，未来群众运动将更有可能针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体制问题。

气球危机凸显了全球关系何其脆弱，以及帝国主义紧张局势失控的风险。工人阶级运动需要认识到，这个新的警钟清楚证明了我们需要革命性的变革，终结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我们不能相信美、中或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政客会保护我们的性命和地球的未来。我们需要在国际范围进行社会主义变革，以使我们的世界去…

与拜登等西方资产阶级政客所言相反，民主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也永远不会相容——其实只需看看拜登所执政的美国就能明白这一点，当地的堕胎权刚刚在全国一半地区被撤销。实现真正民主的唯一途径，包括确保妇女能够自主决定自己身体和命运，是要终结中国与全球的资本主义，并以将人类的需要和福祉置于利润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代之。

去年的全国抗争会在方方面面烙印在群众记忆中，即使未有一个有意识的左翼力量作为政治领导，群众斗争还是会在波折中向前发展。只有将银行和公共财政置于工人民主监督，并把整个药剂行业民主公有化，作为化解财政危机的第一步，并建设一个高效优质免费的公共医疗系统，以病人的健康而非利润为本。

我们毫不信任资本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因为它只是用于服务台湾资产阶级、以及最终是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只有工人阶级组成独立的政党才能从下而上组成民主的军事力量。这场斗争也要号召在中国所有民族（包括共同受压迫的新疆、藏族、香港等群众）劳动群众的团结反抗。

有論者認為柄谷行人為了完成《世界史的結構》的命題，過份誇大了過分誇大了交換活動的作用，試圖以此為基礎來解釋人類社會形態的整個演進過程。然而，就忽視了人類生活的真正基礎—生產和再生產，把交換活動當作是最基礎的人類活動，犯了以己度人的錯誤。

在《移動的批判》中，柄谷行人在理論批評方法上比德希達再行多一步（縱然德希達稱解構並非一門嚴格意義上的方法），就是在文本外部中不斷引入「他者」的位置和觀點，他甚至認為，唯有在思想系統內置入絕對的他者，才可能構成普遍的命題。

《世界史的結構》是柄谷行人建構自身理論體系的開始，以「交換模式」取代「生產模式」作為整個歷史理論的下層建築。他認為唯有透過這視點之轉變，才能掌握整個世界史的發展，開顯其中的結構。

柄谷行人兩本大著 —《移動的批判》和《世界史的結構》，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更新的重要嘗試，亦是筆者二十出頭時，最迷人的一段理論學習經驗。

古典馬克思主義談的是科學社會主義，認為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是必然的，當中的道德基礎並不重要。Cohen作為近代的分析馬克思主義領頭人，於生涯後期由歷史唯物論的研究，轉向投入道德哲學的課題，期望以道德證成的方式，回答社會主義的「可欲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