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潮汕女孩，决心飞往自己的山

本文首发于【青年志】

00 不得不写的冲动

我的出生是不受欢迎的。

妈妈离婚后，才发现自己怀孕。当时娘家人都劝她打掉孩子，但她向来容易心软，终究还是不舍得。在我出生前，听说生父在斗殴中丧生了。

几年后，在媒人的介绍下，妈妈认识了一个同样带着孩子的男人。这个人成了我的继父。

上学前班时，我跟堂姐在家门口玩耍，她笑着说“你不是你爸生的”。我没多想就怼了回去，“你才不是你爸生的！”后来我才知道堂姐说的是实话。

小学四年级，妈妈跟继父爆发争吵，我从妈妈口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没有任何哭闹，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只在继父下班回家后，心里冒出一句话，“他不是我的爸爸”。

日子还是像从前那样流逝，没有分别。

大学暑假回家，妈妈常常要我陪她去湿地公园散步。有天傍晚，我们走在木板桥上，聊到她的婚姻。我说，“重新组建家庭，对我来说是好事，但对你来说不是”。

作为一个父亲，他实打实地支持我上大学，一定程度上帮我摆脱厂妹的命运。但作为一个丈夫，他屡次家暴妻子，给她带来数不尽的痛苦。

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关于女性命运，关于出走，关于人的灰度。如果一个女性努力飞往自己的山，但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这个故事还值得书写吗？我不知道。只是它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3年，让我流泪，让我失眠，让我不得不写下来。

写自己的故事是最困难的，我总担心自己不够客观，被个人情绪干扰。时常要跳出来，站在其他人的视角观察。跟家人关系缓和的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为什么要外扬家丑？气得想拉黑他们的时候，我又想“哼！你们根本不值得我给予那么多理解！”情绪反复变动，找不到坚定的叙述角度。

文章初稿写于2023年9月，写作期间，我哭过好几回。但今年再拿出来，自己改稿的时候，我已经平静下来了。现在我能够坦然接受每个人的局限性，包括我自己，同时也不遮掩真实发生过的伤害。

01 工厂、童婚、留学

小学三年级，妈妈开始要求我去工厂干活。按照她的说法是，“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赚点钱”。

我生活在一个以电子垃圾闻名的乡镇，塑料工厂遍布在各个村落。工厂老板不知道从哪里，用三轮货车运来以吨为单位的塑料。通过碾切、沉淀、过滤、分拣等流程进行处理，再卖出去，赚取中间差价。

从那时开始，我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周一到周五，我在村里唯一的小学读书。周末和寒暑假，我就在工厂分拣塑料。

工厂是一个由铁棚搭建出来的空间，大概能容纳二三十个人。铁棚顶部悬挂着三只大风扇，摇摇晃晃地旋转，试图驱散夏日的燥热和困倦。

我的工作就是按照颜色、韧度等特征，给塑料分类。拿到一块塑料后，要先观察它的外观，有的一眼就能看出类别。要是分辨不出来，再试着掰折塑料，感受它的韧度，结合断裂口的颜色、透明度，基本能做出判断。

这些是常用的方法，足够应对日常情况。如果还不管用，就只能拿打火机点燃塑料，观察火焰颜色、嗅嗅气味。

工厂靠近田野，分拣塑料时，常常会遇到蜈蚣、蚯蚓、蟑螂等生物。我曾经在一个下午，遇到六十多只小蜈蚣。它们在我的脚下四处乱窜，我怎么都踩不完，吓得差点哭出来。

傍晚下班回家后，我疲惫地瘫在地板上，梦见大蜈蚣追着我跑。惊醒后，睁开眼，距离不到10厘米的地方，有只小蜈蚣在缓慢爬行。我累得不想起身，只是平静地抬起旁边的塑料凳子，用椅腿轻轻压住它。

工人里有像我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的，也有早早辍学出来谋生计的。高声聊天的大多是男生，他们热衷于谈论酗酒、斗殴和黄色笑话。

我也跟某个男生打过架，在他主动挑衅，扇了我两个耳光后。我怒不可遏，紧紧追赶了他几个来回。如果他以为我是软柿子，那么他完全错了。最后他实在怕了我，被迫站在原地不动挨打。我也扇了他一耳光，但力度出乎意料地轻，怎么会这样？其实我不习惯使用暴力，只是想出一口气。

几乎同时，妹妹就带着爸爸过来了，准备给我撑腰。“没事，我已经打回去了”说完，我又转向那个男生，“你走吧”。

大多数工厂都以家庭作坊的形式运作，家庭成员是工厂的基础劳动力，再辅助雇佣村民。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老板偏爱雇佣童工。

那是2009年前后，我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只有15元。之后的五六年里，工资缓慢上涨，但始终不超过30元。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学校和塑料厂之间徘徊。而堂姐们则在小学毕业后，选择了内衣厂。她们开20分钟的电动车，去隔壁乡镇打工。

那里被称为“中国内衣名镇”，有完整的内衣生产链。一捆捆不起眼的布料，经过女工的手，变成花式精美的内衣，销往全球各地。

堂姐们早早辍学进入社会，社会时钟也因此加快。她们在外认识了心仪的男孩，十六七岁的年纪就结婚生子。

童婚，在乡村里并不少见。

2020年，“广东一18岁高中生迎娶14岁初中生”事件冲上热搜。视频画面中，两人在红方桌前吃饭，红烛摇曳着明亮的火焰。在新闻报道中，事件以“政府部门已对双方家长进行法制教育，责令女方回归家庭”告终。

但事实并非如此。男孩是我们村的，听妈妈说，后来女孩还是嫁过来了。“生米煮成熟饭，还能怎么样？”女孩已经怀孕了。

与辍学、童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表姐们在985学校读书，甚至出国留学。毕业后，她们在医院、证券公司、翻译机构工作。表姐们普遍比我大十几岁，处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因此我很少有机会能见到她们。

我只记得，舅舅在村里建了四层楼房，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空气也异常清新。每次我跟着妈妈去做客，都要脱掉鞋子，光脚踩在地板上。

他们的冰箱里还放着清甜的芒果汁，妈妈从来不买，我以为那是很贵的饮料，长大后才知道一罐只要4块钱。我还眼馋表姐的白熊玩偶，上初中后，家里有了第一个玩偶，是在路上捡来的。

辍学、童婚、留学，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割裂的环境中。一道无形的选择题，悄悄地横亘在我的生命中，在懵懂无知的年纪。

从小妈妈就跟我说，“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关键是以后嫁个好老公。”按照她的规划，我应该在初中毕业后，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然后等待运气降临，有个经济优渥的男人看上我，自此我成为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

“为什么不对男孩这么说？为什么不说男孩没必要读那么多书，关键是以后娶个好老婆？”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只是凭着朴素的公平观，提出质疑。

你说女孩没必要读那么多书，我偏要。这很大程度是出于逆反心理。在此之前，我对读书毫无兴趣，有时还会背着父母，逃课跟朋友去疯玩。

误打误撞间，我在选项A画上勾。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2 在题海中盼望、挫败

上初中后，我开始花费大量时间在课业上。每天放学回家后，我就把书桌搬到天井，开始做作业。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我还要求自己复习当天的课堂笔记，预习第二天的课程内容。

随着科目增多，我学得越来越晚，有时甚至能学到晚上十一点。当我合上课本时，家人都已经进入梦乡，鼾声连连。我胆子小，一进入黑暗环境，就会忍不住想象各种牛鬼蛇神。但又不得不去卫生间洗漱，就会在心里默念些别的东西，转移注意力。

我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能剔除吃饭、睡觉、学习之外的“非必要”。我频繁拒绝朋友的邀约，隔绝人际交往。这一度导致后来我想交朋友时，反而不知道该从何入手。

努力很快得到了回馈。我的成绩直线上升，从年级六十到三十、第十。初三的时候，我顺利进入学校里唯二的尖子班，一度考到年级第二，比第一名少三分。

发小在另一个尖子班，她听见同学议论我，“这个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是年级前三的常驻选手，没听过我这号人。

我的优绩主义开始外溢。那时我是历史课代表，需要帮老师收作业。有个男同学一直不交作业，我就去他的座位堵人，堵不到的时候，还跑到篮球场找他。

初中的男生最爱起哄，一边用暧昧的眼神看我们俩，一边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但即使这样，都没能阻止我。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时的自己有多么讨人厌。

我心心念念想去区一中，但是中考的时候，我发挥失常，跌出年级前十，只能靠着“指标生”的身份，去排名第二的公立高中。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的挫败。

为了摆脱耻辱，我只能逼迫自己更加努力。高一的期末考，我终于考了年级第一。但不管我考得多好，我永远觉得自己只是做了“鸡头”而已。时常忍不住想，我的成绩在一中会是什么水平呢？

缺乏参考系，我陷入了无限内卷。看到舍友挑灯学习，我会焦虑得睡不着觉，只能起身拿出课本，躲到厕所，小声背诵知识点。即便厕所的味道，让我感到不适。

早上六点，宿舍区会播放起床音乐，但我听到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焦虑迫使我在五点半就起床，六点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教学楼。

我的时间观念逐渐扭曲，连洗头发、剪指甲都成了非必要。在学校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处于紧绷状态。一不小心在学习之外的事情，多花了点时间，我都会陷入无限自责、愧疚。仿佛是在佛像面前虔诚祈祷的信徒，生怕自己稍微有点分神，就会遭到报应。

暗恋的男生问我，“这样不会太辛苦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没法停下来，否则焦虑会像潮水一样淹没我。当然，他也不知道我的情感。在学校和自我的洗脑中，恋爱变成危险的罂粟，让我避之不及。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光晕大到我看不清他的脸，但那一刻时间好像静止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心动的含义。这时，我的理性跳出来大喊，一见钟情是不可靠的！不要相信！

越压制弹簧，它弹开的力量越大，人也一样。临近高考，我开始毫无理由地厌倦学习，周末回到家里，我就沉迷追剧，不断拖延复习进度。

不管我再怎么掩饰，成绩总不会说谎。高考二模，我的排名跌到六十多。一个月前的一模，我还是年级第一，比第二名高出二十多分。

班主任吓了一跳，喊我去办公室谈话。他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但我只含糊地表示，会调整学习状态。我知道自己出了问题，但崩坏的弹簧怎么也回不到初始状态了。理所当然地，高考的时候，我没能考上表姐的985学校，去了一所双非一本。

我对那个男生的情感，意外地延续到了大学。我一直试图分析，他吸引我的原因，最后发现其实是——他做了我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高考上，生怕踏错一步，但他不是。他可以一边听课，一边玩手机，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还差我一大截）。碰到感兴趣的事，他会毫不犹豫地尝试，例如参加飞行员招考。所以，与其说是喜欢他，不如说是我把理想的自我投射在他身上。通过靠近他，间接实现自己脱轨的愿望。

高三时，我曾经萌生演员梦，想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这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想做一件事，无关成绩名次，无关他人的认可。但当我向家人表达这个想法时，他们说“别异想天开了”“拿镜子照照自己吧”“我们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

是的，我是个长相普通的女孩，丢在人群里不会被注意到。肢体也不协调，连广播体操都跳不好。可是，我想要一个训练的机会、一个检验自己的机会，即便最终结果是“你没有当演员的天分”，那我也认了。但是艺考培训费用动辄上万元，甚至更高，对我们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成为演员，更不是体力劳动者出身的父母，能理解的职业选择。所以，我的梦也短暂地结束了。

03 日常的家暴

妈妈一直认为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提醒我趁年轻，好好把握机会。但事实上，婚姻从来没有给过她幸福，不管是世俗意义的生活无忧，还是精神上的陪伴，她都不曾拥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选择跟前夫分开，但是在第二次婚姻中，她遭遇了此前未曾经历过的家暴。我亲眼目睹过三次，或许我在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她经历了更多。

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见继父把妈妈推倒在地上，骑坐在她身上，用拖鞋接连不断地扇耳光。妈妈动弹不得，发出痛苦的哭声。

事后，妈妈责怪我，为什么站在一旁什么都没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辩解。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明白，是无形的恐惧将我钉在原地，剥夺了我的行动能力。

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哭声惊醒。跑出房间，看见妈妈被禁锢在沙发上，继父用衣架抽打她。来不及思考，我直接扑在妈妈身上，阻止他的殴打。“走开，走开！”男人怒吼了几声，我没有挪开身体，他气得踹了一脚沙发，扬长而去。

上初中后，邻居违建设施，占用了大片公共巷道，给我们的日常通行带来麻烦。妈妈想让继父去跟邻居交涉。但他只是沉默地扒着碗里的饭，没有任何回应，于是妈妈一个人去了邻居家。

回家之后，妈妈指责继父窝囊。他一怒之下，开始追打妈妈，从厨房打到客厅。妈妈手中的饭碗也在躲避中摔碎了，饭菜洒落在地面。

躲进房间后，妈妈偷偷拨打了110。没多久，一群警察来到家里。但他们并没有像妈妈希望的那样，逮捕男人。相反，在男人的安抚下，他们围坐在客厅喝茶。最后留下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就离开了。

妈妈绝望了，她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次殴打，不知道还有谁能帮自己。于是，她拿起一条蓝色的跳绳，悬挂在房梁，然后站上红色的塑料凳子，试图自杀。不过她没有成功，被嫂子劝了下来。后来嫂子在转述事情时，发出轻笑，笑话婆婆果然还是怕死。

在我生活的乡镇里，根本没有家暴这个词，人们普遍觉得打老婆是正常的。丈夫殴打妻子，不仅发生在我们家，还发生在邻居家、叔叔家、舅舅家……

前年春节，我们像往常那样在家里的饭桌聊天。我和妹妹一起告诉继父，家暴是错的，不允许他再打妈妈。“可是她骂我，不能打吗？”“不能！你可以骂回去”“……好吧”。

不知怎么的，又说到养老问题，他说“我只能依靠你哥了......他和你们终究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我不服气地问道，他没说话，于是我替他回答了，“是因为没有屌吗？”继父震惊地看着我，露出尴尬的笑，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如此直白的话。

小时候，妈妈曾经想过送我去练武术，这样以后我就不会被丈夫欺负。但是如果男人都这么坏，为什么还一定要跟他们结婚呢？面对不堪的生活，村庄里的女人只会默默忍受，从没想过直接掀桌，不玩婚恋游戏。

大学毕业后，妈妈时不时会发多条长语音，催促我找对象。甚至不经同意，就把我的照片发给媒人，推送我的微信给陌生男人。

我不堪其扰，反问“你也结过婚，你觉得自己的婚姻幸福吗？”我知道这是在戳她的痛处，但如果不这么说，她还会继续打着为我好的旗号，推我进入婚育轨道。

“我遇到的男人不好，不代表所有男人都不好，还是有好的”妈妈还试图劝说我。

“你遇到坏男人，不是因为你运气差。恰恰相反，遇到好男人，才需要运气。你不能逼我去赌博！”听完我的话，她一时语塞，发了一个捂脸哭的表情包。

事实上，家暴的阴影，从来没有离我远去。在跟前男友恋爱期间，我们发生过争吵，看起来他好像要被怒火吞噬了。“我现在不敢离你太近，怕控制不住自己”，这是他的原话。后来，我假装语气平淡地问他，“你会打我吗？”他笑了，估计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不是。

我见过男人最凶狠可怕的模样，对婚姻早就没了滤镜。而且我好不容易才离开那个闭塞落后的地方，绝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04 去广阔的世界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没有延续理科生的路子。我打心底里觉得，自己做不了科研。我曾经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后来才明白其实是骨子里的自卑在作祟。即使在裸考的情况下，获得广东省生物竞赛三等奖，我依旧无法认可自己。

我选择了新闻传播，正如大多数学生调侃的那样，“没有一本《看见》是无辜的”。我对调查记者满怀敬佩，憧憬着自己也能深入新闻一线，揭开被遮蔽的真相。

不过后来我走向了非虚构写作，这是我理解自己的一把钥匙。我写的第一篇深度报道是《十六岁的“自由”婚姻》，写一对姐妹怎么走上童婚的路，分析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原因，以及童婚给她们带来的影响。其实她们就是我的堂姐。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在岔路口失散，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自从上高中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为了写这篇文章，大三的时候，我重新回到家乡，采访她们。那时，她们已经有了两三个孩子，肩上扛着不小的经济压力。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脚踩缝纫机，争分夺秒地干活。说话声和机器的“哒哒”声交织在一起。

我意识到，相比堂姐们，我算是幸运的。虽然生活在重组家庭，但至少爸爸没有苛待我。小时候半夜发烧，也是他背着我去诊所。赤脚医生打针特别疼，我趴在他的怀里，忍不住张口咬了他的手臂。但他什么都没说，没有因疼痛而喊叫，也没有斥责我。

堂姐们接连辍学后，他说，只要我想继续读书，他就会支持我。从血缘来讲，我跟他的关系是最疏离的，但我却是家里唯一有大学文凭的人。

虽然妈妈口头上不支持我读书，但是每次学校有活动邀请家长参加，都是她出席。高考录取成绩出来后，学校举办了小型的颁奖仪式，奖励所有考上一本的学生。

我在台上接过奖状的时候，看见她流泪了。下台后，我问她“你怎么哭了？”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

而堂姐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因为婶婶忍受不了家暴，选择离家出走。采访过程中，我问堂姐会不会想念妈妈，她反问道，“如果你妈抛弃你，你还会想她吗？”

压抑的家庭推着堂姐往外走。当有男人展露体贴和爱意时，她们迅速沦陷，“喜欢一个人可以倾其所有”。《十六岁的“自由”婚姻》标题有两层含义：一是，婚姻是她们获取“自由”的方式；二是，指出这是在法律之外的“婚姻自由”。

她们的逃离，是从一个男人，走到另一个男人。而我，更相信自己。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林屿”，谐音“零屿”，意思是我不会寄希望于别人给我一个家，他们也给不了，我就是自己的岛屿。

大四的时候，我拿到大厂的实习记者offer，去了从来不敢想的北京。从我们家到中关村，跨越了约2137公里。

在那里，我写了潮汕丁克、子宫腺肌症，试图展现生育文化的束缚，和女人们的抗争。主管在选题会上说，“有些老师总是写女性议题......”他看向了我，“可以适当写些别的，毕竟我们不是一个女性向账号”。

那时，我才后知后觉，原来自己一直在写女性议题。我想，这是根植在我的生命里的东西。在对女性主义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没法回避自己的生命经验去写作。

除了女性议题外，我还跟着编辑去到综艺录制现场，采访明星。第一次突破荧幕见到真人，我紧张得脑袋空白，磕磕巴巴地提问。不过，丢过一次脸后，再做艺人采访，心理状态就好多了。

在向外走的同时，我也在试着直面原生家庭，进行漫长的人生补课，努力弥合两种生活的沟壑。

大学的时候，我买过一个黑色双肩小背包，室友说这好像是某某品牌，我完全没听说过，只是觉得好看就买了。背包是在街边店铺买的，只花了二三十块钱，无疑是冒牌货。当时我羞愧不已，甚至想扯掉背包的logo。最后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品牌说到底是人为建构的体系，我也不一定要遵守那套体系。

朋友约我去按摩，我以“不感兴趣”为由拒绝。其实不是不感兴趣，而是在我的消费观里，按摩似乎是奢侈的。我能想象，躺在按摩床上，我获得的不是舒适，而是局促。

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跟朋友聊过自己的原生家庭，担心他们会用怜悯的眼光看待我，直到一次偶然的聊天。

当时前男友在追求我，我们无意中聊到原生家庭话题。一般情况下，我会假装自己生活在正常的家庭，但那时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他知难而退。这是我第一次暴露自己的家庭一角，但他表现得很平淡，也可能是手机屏幕阻隔了他的情绪。

不管怎么样，我开始觉得也许我的家庭没有那么不体面，长久以来的自卑得到一些缓解。我慢慢去直面自己的生活，也会主动预约学校的心理咨询，倾诉自己的困扰。

有些人排斥长大，因为长大意味着承担责任。可是，我太喜欢长大了。这意味着，我可以随心所欲买冰淇凌和玩偶，可以去别的城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的自媒体工作过一段时间。碰巧在社群里看到一篇推文，有个女性行动小组在招募新一期的话剧演员，那是一部女性题材的话剧，叫做《阴道之道》，关注月经、妇产科疾病、性暴力等议题。

我立马提交报名表，进入试戏环节。第一次演戏，我选择了一个跟自己心理状态相近的角色——一个被导师性侵的女生。那时，我正在职场遭遇PUA。虽然这是不同的事件，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欺凌。

试戏的时候，每个人轮流表演片段，然后由其她人投票。同剧组演员说，她看到我突然摔倒在地上，蜷缩身体的时候，吓了一跳，心想“（这个角色）就是你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排练，秋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的剧场演出了四场。没记错的话，话剧票是80元，每场开放60个座位。演出结束后，有女观众说“你好像房思琪......”听到这个反馈，我终于可以跟17岁的自己说，“你没有异想天开”。

读书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一直都不错，但同时我也有隐隐的困惑：学英语有什么用呢？我又不可能去国外。小镇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现在我想的是，为什么不可能呢？说不定等到三十岁的时候，我会在欧洲呢？ “去广阔的世界，见识更多有趣的人和事”这是我在23岁许下的生日愿望，也是我未来的人生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