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的中国精英及其对民众的影响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精英与大众的分别。无论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都可以被归约到精英与大众之别。精英是那些在社会中起推动、引领、组织和管理作用的群体，而大众则是那些响应、跟随和提供基本支持的群体。精英总是少数，大众总是多数，这是由组织原理所决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的分别，其中，士就是精英，农工商则属于大众。其它还有大夫与庶民之分，官民之分等，都可以看成是精英与大众之分。而在西方中世纪更明显，有贵族、教士、骑士和平民之分，贵族、教士、骑士均属于精英，而平民属于大众。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中，无疑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属于精英阶层，而奴隶、农民和工人则属于大众，虽然马克思没有这么表述。另外，虽然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在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仍然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 共产党来领导革命群众。

现代西方社会，虽然精英的产生是高度流动性的，精英与大众的分野也变得模糊，从过去的清晰的分界线变成较宽泛的分界带，但精英与大众的分层仍然存在。政治家、企业家和高管、科学家、专业人士、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属于精英阶层，而低阶白领和蓝领工人则属于大众。

当代中国，也仍然存在精英与大众的分别。无论是从官方话语还是日常话语中，都能发现精英与大众的划分。如官员与老百姓、干部与群众、专家学者与听众观众等。

然而考诸于中国与西方精英群体及其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他们各自的特点又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作用。总的说来，中国现今精英群体比西方的精英群体呈现出更加单一和更加分化的状态，内部差异性比较大。这就使得他们更难达成一致，从而削弱了他们对大众的影响力。

一、高度分化的中国精英群体

现今的中国精英首先是类别上的分化。从影响因素来看，精英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知识精英、二是资本精英、三是政治精英。虽然军人中也不乏精英分子，但在大多数国家，除了在那些军人主政的国家内，军队往往是一个工具，军人中的精英分子缺乏对社会的独立影响力，在此不论。顾名思义，知识精英用知识对民众产生影响力，资本精英以财富对民众产生影响力，而政治精英以权力对民众产生影响力。

现今中国精英在类型上呈高度分化，知识精英往往不是资本精英，资本精英往往不是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往往不是知识精英。而且三者之间缺乏连通渠道，难以转换；进而，中国的精英群体在利益上也高度分化，利益上缺乏一致性，不同类别精英的利益诉求不同甚至相互冲突；最后是价值观的分化，政治精英的价值观，资本精英的价值观，知识精英及其内部的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冲突或差别。这确实有些特殊性。

我们先来看看独立前后美国的精英群体。与现今中国精英群体的高度分化不同，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类型上他们在高度重叠，知识精英往往就是资本精英，资本精英往往就是权力精英。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同时拥有大量财富，属于富裕阶层，还是本地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士。以制宪会议代表为例，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共55人，除了2–3人外其他代表都曾在殖民地或独立后的各州政府内任职。约3/4的代表曾是或还是当时邦联议会的议员，并且大部分在独立战争时期就是大陆会议的成员，有几位都曾担任州长。其中超过一半的代表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并且曾担任律师或法官，不过只有约1/4以此为主要的谋生手段。代表们所从事的其他职业还有：商人、船主、工厂主、银行家、金融家、农场主、土地投机商、医生，另外还有一位牧师。乔治•华盛顿和古弗尼尔•莫里斯则是当时全国最有钱的人之一。自然的，他们在利益上和价值观上也高度一致，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与利益诉求。他们在价值上都追求自由与自治，在利益诉求上主张从英国独立。

再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士农工商”中的“士”就是传统社会的精英，所谓读书人了。士首先是知识精英，十年寒窗，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入朝为官，则成为权力精英；未入仕则成为乡绅，因其享有的功名而成为宗法家族中的权力精英，在乡村社会中拥有实际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传统社会“士”这一群体，身为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他们也有着一致的价值观，尊奉儒家的“忠孝”价值观，并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其次，传统社会重农轻商，财富往往是权力的副产品，财富缺乏对社会的独立作用，因而无法产生资本精英。

与上两种情况不同，当今中国社会知识精英则在类型上不相重叠。

第一，权力精英不是知识精神和资本精英。当今中国，不像过去的科举制度直接从读书人中选拔官员，加之很长时间以来知识分子被打压，在官员选拔上不重视知识，因而权力精英往往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虽然改革后越来越重视官员的教育程度，但并没有多大改观。加之，现今官僚体系非常封闭，需要很早进入官僚体系中从最低层干起才能得到提升，不像过去的科举制度或西方的选举制度，能够直接从社会上吸收知识精英或资本精英进入权力体系。因而，整体上现今中国的权力精英既不是知识精英，也不是资本精英。

第二，资本精英不是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改革开放后，随着私营经济和市场化的发展，产生了一批富人，形成了一个资本精英群体。他们通过所拥有的财富而具有可观的影响力，比传统社会中的富人的影响力要大。但其中，民营资本的财富主要是靠冒险精神、不道德的经济活动和依附权力而来，权贵资本的财富则纯粹是靠权力而来，都主要不是依靠知识而来，所以，现今中国的资本精英同样也不是知识精英。另一方面，现今中国资本精英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经济和民生的微观层面，在公共政策上的影响力还比较弱。资本精英同样也缺乏进入权力体系的通道，不能成为权力精英。

第三，如上所述，知识精英也不是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

其次，当今中国，精英们在价值上和利益也有较大差异。权力精英是既得利益者，维护特权等级，认同人治思想。资本精英则更多地满足于在现行体制下获取不道德的利益，也比较认同现行体制。而知识精英的价值观更是高度分化，或主张自由民主、或主张回归儒家思想、或主张回到文革，不一而足。

二、分化产生的原因

无疑，分工的日益专业化给精英的分化带来了普遍性的影响。但中国精英的分化更为严重，不同类型精英之间的流动更加困难，这就有着另外的原因。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知识、财富和权力的关系在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不同。

在西方社会，知识、财富和权力三者的关系是：知识产生财富，财富产生权力，权力保护财富和知识；而在中国社会，则是暴力产生权力、权力掠夺财富，知识为权力服务。

当然，权力都需要有暴力为后盾。但在西方，暴力是受财富支配的，而在中国，暴力却是最终决定者，不受其它因素支配。

这样，西方社会的精英更容易兼具三个要素：知识、财富和权力，跨界转换也比较容易。而在中国，精英很难同时兼具这三个要素，跨界转换也相当困难。自秦朝统一中国，废除分封贵族建立郡县制后，在中国，就很难出现兼有知识、财富和权力的精英人物了。

显然，在西方知识、财富和权力三者的关系更为融洽，能良性互动，能更好地促进知识和财富的增长。而在中国，三者的关系就非常冲突，不利于知识和财富的增长。

更进一步，为何在西方，知识、财富和权力呈现出良性关系，而在中国则否呢？原因在于人的特质不同。财富的产生在于多种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勇气和知识。西方社会追求个人独立，因而大多数人都普遍具有勇气。因而，相对说来，知识是比勇气更稀缺的要素。这样，谁更富有知识，谁就会拥有更多的财富。但在中国，压制个人独立，塑造和培养驯服的臣民。这样，勇气只能是极少数人所拥有。而且这些人往往是教育体系的被淘汰者。在中国，勇气是比知识更稀缺的要素。而且，勇气和知识呈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在中国，有勇气者多没有知识，有知识者多没有勇气。因而，中国的富人往往不是知识的富有者，其财富也更多地不是来自于知识，而更多的来自于投机取巧的勇气。

其次，西方社会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这样，自然的结果就是财富产生权力，谁的财富多，谁就能拥有或支配更多的权力。现在西方虽然实现了普选，不像以前那样只有富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单个资本精英对权力的影响仍然比单个普通人大得多。西方民主往往被指责为富人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这样。资本精英当然会比一般人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不必否认这一点，这是无可指责的。但无论如何，民主政治下，公民都有参政的基本权利，并不完全是没有发言权。相反，中国一直没有确立起私人产权制度，财富不受保护。因而财富往往由权力掠夺而来，也被权力掠夺而去。

再次，中国正处于一个漫长的转型期。自从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后，中国就一直在被动地适应西方世界。在价值上的分化在所难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总的说来，国家主义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主流价值，大多数价值观和政治主张都可以归于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下，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与此相对的则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宪政民主的政治主张。

三、精英分化的影响

中国精英的高度分化会使得中国的转型过程更为漫长。

精英的高度分化使得其内部的分歧要大于他们与民众的分歧。他们在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和价值上的重大分歧势必促使他们去影响民众，争取民众的支持。相反的情形是，精英相互之间更一致，而与民众相对立。显然，如果精英们相互间分歧小，那整个国家的进程将会更加顺利。精英虽然人数少得多，但因为掌握着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他们如能有一致的价值观和利益，就很容易带领民众朝着他们的制定的目标前进。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殖民统治。

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权力体系的高度控制下，民众的支持还不是决定性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下被削弱，相应的，民众的支持就越来越具有作用。一旦权力体系崩溃，民众的支持就会再次成为决定性因素。那样，哪一派精英得到民众更多的支持，就能实现其主张。如果民众更多地认同和支持大一统的国家主义，那么，中国仍然会重建大一统；如果民众更多地认同和支持宪政民主和地方自治，那么中国才能实现宪政转型。但无论如何，由于中国精英的高度分化，这一过程极有可能会异常地艰难和漫长。

即使考虑西方国家的影响或介入，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西方国家对小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大国，如果中国人仍然趋向于保持大一统与排斥西方价值，那西方国家的影响仍将是次要的。

201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