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去哪儿

引言

以太坊社区中，Public Goods（公共物品）与 Commons（共有地）是一对亲密又让人迷惑的词语，有时它们被区分开。这篇文章中，我从“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的模糊性和给很多人带来的困惑出发，提出了这几个问题：

1. 以太坊社区中关于“公共物品”的讨论是谁在什么时候提起的，社区对它的采用又是怎样发展演变的？

2. 为什么“公共物品”会成为以太坊中流行的模因？

3. 公共物品和共有地分别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相似性又是什么？

我的结论是，对“公共物品”概念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是以太坊社区最常用的语言，但这种高度形式化的语言和内嵌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和以太坊社区的文化合法性（至少对于关注“公共物品”的人）有内在的紧张。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公共物品”和“共有地”的讨论表明我们需要非正式的制度、活跃的具有包容性的社区、对于日常实践中的去中心化的保护。预兆性是我们的代币。

这篇文章是关于上面的问题和我的思考。在此之后我不想定义“公共物品”和“共有地”，但想提出更好的问题，也想打开对话，以便我们形成共识，更加了解要一起去哪儿，如何去那儿。

这篇文章起源于我参与写作《Web3 公共物品报告》，于 Kay 在 Uncommons 社区发起的第一期“生肉学校（RAW School）”里酝酿和完成。近期一边修改一边发到 LXDAO 论坛上，收到良多反馈，并经 LXDAO 发布在相关平台上。谢谢整个过程中大家的帮助。

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相比，共有地（Commons）不是更合适的术语吗？

我想先引用 Michel Bauwens 的一条推文[1]：

我一直对以太坊和区块链社区使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一词感到困惑。它们显然不是来自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的物品，在我看来，它们实际上是“共有地（Commons）”。有人知道为什么选择这个术语吗？

在评论中，Bauwens 进一步阐释了他对物品的三个分类：（1）由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2）国家和类似国家的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3）由在地社区集体管理的“共有地”。

从 Bauwens 的框架出发，进一步的问题是：以太坊是由大众自发形成的社区所创建和维护，而以太坊实际上也没有提供国家通常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教育、医疗、国防等等），因此它显然是“共有地”；但为什么人们选择使用“公共物品”这个术语，而不是“共有地/共有地物品（Commons/Common goods）”？

模糊，但被广泛接受的公共物品

在这条推文下，以太坊中一些有名的“公共物品”倡导者进行了评论，但没有合适的答案。

Kevin Owocki 的评论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角度出发去判断公共物品：

我认为，对于任何使用以太坊的人来说，网络安全 + 客户端开发（network security + client development）团队的软件输出等都是公共产品，例如，它们以非竞争/非排他（non rivalrous/non excludable）的方式使网络的所有用户/读者受益[2]。

可是，“所有用户/读者”指的是那些能够自由接触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并且钱包里有以太币（至少目前而言），而那些网速受限甚至无法连接网络的人群呢？

我们可以说，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连续光谱。那么，到什么程度某个物品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物品呢？

Trenton Van Epps 同意 Bauwens 对于公共物品和共有地的区分，并认为以太坊协议层是社区自我管理的共有地。但他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的广泛使用：

我同意！与外部参与者提供的公共物品相比，底层软件更接近于自我组织的共有地，参见 @ProtocolGuild 中的一些工作[3]。

当时我也刚刚参与了一项以“公共物品”为主题的写作《Web3 公共物品生态研究报告》[4]，“什么是公共物品”是我们在开始写作时就在思考的问题，后面写作过程发生的争吵中也总是绕不开这个问题。

此外，志在以太坊社区建设”公共物品” 的 LXDAO 论坛中也不时会看到这个问题[5]。

在社交媒体上，我也会不时看到一些与“公共物品”有关的担忧，如 Martin Köppelmann 的评论。

这种模式在加密货币中屡见不鲜——在“公益”/“非营利”（the "public good"/"non-profit"）的标签下获得大量善意和动力，但在成功后却将其转变为常规的营利项目。但更微妙的是——我们甚至不清楚公共物品有多可取。例如，如果 Uniswap 仍然是一个由以太坊基金会资助的公共物品项目，那么 Univ3 是否会出现就不得而知了。或者另一个例子：尽管我很喜欢维基百科，但我认为它在过去 10 年中几乎没有进步。如果它有某种商业模式，也许今天会好得多[6]。

依据眼见的零散表达和个人感觉，我以为以太坊社区中对“公共物品”概念的常见困惑可以分为两类，如果你也有些共鸣，那就太好了：

1. 对“公共物品”的一般性理解太过宽泛，以至于”公共物品“一词所传达的意义相当模糊，或者说分辨率很低，让我们很难去分别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

2. 当前许多所谓的“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并没有什么正统性。

第一个困惑与定义有关：在以太坊社区中，“公共物品”这个概念自相矛盾——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但也没有这样的物品。以典型的公共物品——国防——为例：某个国家的国防对于自己的国民来说是公共物品，但对其它国家也许是公共恶品。理解这个矛盾的一个视角是，在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框架诞生的 1950 年代，物品通常不会超越国族的边界。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在学术界（这个术语通常可以追溯到 1954 年塞缪尔森的文章），这个定义从一开始就有争议。Michael Pickhardt 追溯过从萨缪尔森开始的“公共物品”概念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1955），在其它学者的回应下塞缪尔森修改了原始框架，承认许多政府活动旨在提供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物品（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建模距离现实太过遥远！）[7]。

在 Michael Pickhardt 的叙述中，此后对于“公共物品”的定义，经济学家基本上走了两条路：一条是从制度角度看待公共物品，认为公共物品本身并没有某种本质性的特征，而是由制度所建构的（在这里我把制度理解为集体性的人类行动过程和结构）。简单来说，人们一起决定了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例如医疗、教育在某些制度下应当被全部免费提供，在一些制度环境中被看作是可被私有化的服务。另一条路则沿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框架，但将公共物品放在一个从纯粹私人物品到纯粹公共物品（承认了这两种物品基本上都不存在）的渐变光谱上。

在以太坊中，对公共物品理解的模糊与经济激励（以太坊生态的大量资助项目）结合后，“公共物品”成了一个模因：它太宽泛了，因而允许具有不同动机的组织和个人将其作为“叙事”，参与各个资助的竞争或吸引投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些项目可能声称自己是“公共物品”，但只是为了积累个人资本或为了追求小群体的利益，这导致了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正统性。如 Trenton Van Epps 所说：

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术语可以指代对一群非常狭窄的“公众”有益的物品，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寻求利润的产品，或者是一个骗局[8]。

按照 Vitalik Buterin 的说法，正统性（Legitimacy）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接纳”[9]。更高层次意味着这是集体的，不是某个个人的接受，而是一种社会规范。我能理解一些 Buidler 的不适——“不纯粹的公共物品”这个类别太宽泛，他们也真的不想将自己在做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公共物品”项目放在同一类别中。

但我们对公共物品有一种集体性的期待，对吗？在以太坊社区中它也许不像“去中心化”那样明确，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达成某种最广泛的共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些人（也许包括你）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感到不适，而我们需要在社区中进行公开的、彼此尊重的对话，以建立这种共识。

这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试图为那些对这个术语以及它所指代的对象感到困惑的人进行些一些澄清，提出一些问题，并希望能够开启一场对话。如果我们对“公共物品”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共识，我们也会更了解要一起去向哪里，思考要一起如何行动。

谈到公共物品时，以太坊社区在谈论什么

下面我想进一步阐述以太坊社区为何选择使用“公共物品”这个术语，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对这个术语感到困惑。

起初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寻找是谁（在以太坊社区或 Web3 领域）首先提出这个概念，以及对这个概念的采用是如何发展的。

Web3 领域中，谁最早关注公共物品？

Vitalik 在 2014 年初的一篇文章——《市场、制度与货币：社会性激励的新方法》[10]——是我能找到的最早与“公共物品”相关的论述（Paul Dylan-Ennis、Donncha Kavanagh 和 Luis Araujo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同样追溯到这篇文章）[11]。在文章里 Vitalik 识别了三种社会性激励的方式——市场、机构和货币。在他的概念中，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可以被用来创造性地提供公共物品，但并不带有权力集中的缺陷（它们是政治去中心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种货币，其铸币税直接用于资助公共产品，也就是比特币网络自身的安全。这一点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此处有一个激励过程，它既去中心化，不需要权威或控制，也生产公共物品，而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人们在使用比特币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时以某种方式产生的、以太般的（Ethereal）“虚幻价值”。

以太坊社区中，公共物品的第一个正式定义

这篇文章并没有说什么是公共物品。在 2018 年发布的《为公共物品融资的灵活设计》一文中[12]，我看到了以太坊社区中对“公共物品”最早的正式描述。这同时也许是以太坊中关于公共物品资助最重要的文献——它发明了二次方资助机制，这是 Gitcoin Grants 的理论基础，自 2019 年以来，Gitcoin Grants 是公共物品资助领域的明星，帮助“公共物品”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篇文章中，Vitalik Buterin、Glen Weyl 和 Zoe Hitzig 这样定义公共物品：

政治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被称为‘搭便车’、‘集体行动’或‘公共物品’问题；我们将使用‘公共物品’一词。这些术语都指的是个人可以或确实从共享资源和共享投资中获得益处，而这些益处可能比他们对这些资源作出的个人贡献更有价值。由于排除他人访问的成本或者因此带来的效率低下，这类物品无法被有效定价。我们所说的‘公共物品’是指任何收益递增的活动，即为该活动收取的社会效率价格（边际成本）显著低于创造该物品的平均成本。

这里，公共物品被非常技术性和形式化的经济学语言定义，然后作者们赋予了公共物品一个重要角色：它是人类文明的核心。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公共物品是人类繁荣的核心。正是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公民社会才得以维持。现代经济思想越来越强调收益递增的中心地位，特别是通过对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来促进发展，这始于 Romer（1986 年）的工作。正如关于集聚和空间经济学的爆炸性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收益递增，创造了中产阶级（即布尔乔亚）和公民概念的城市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尽管如此重要，经典的资本主义对这些活动的处置却差强人意。因为如果每个个体都自私行事，那么他就只会考虑自己获得的利益，而不会考虑所有其他个体获得的利益，因此与理想的情况不同，融资水平不会随着受益个体的增加而增加。

对于 Glen Weyl 来说，“公共物品”实际上是收益递增问题，这既是人类繁荣的核心，也是当前的机构们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收益递增的概念在这里很宽泛，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对收益递增的表述近似于大白话——“即在某些情况下，许多人或生产单位集体所能实现的成果，远超他们单独行动所能达到的总和。通俗地说，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任何情况[13]。”这也是 Radicalxchange 运动想要改变的[14]，以及他为何不是资本主义者[15]。

对于 Vitalik，公共物品的重要性也远远超出了以太坊本身，尽管它对于以太坊确实非常重要。在发布二次方融资论文之前，他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与公共物品机制设计相关的内容[16]，并已经表明自己并非一个无条件支持自由市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然而，市场是由社会建构的，因为市场依赖于由社会建构的产权，而市场和产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建构方式，其中有些方式尚未被探索，但有可能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要好得多。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反，自由是一个高维的设计空间。

……我也有更广泛的兴趣，其中一个主要兴趣就是利用经济学和机制设计来建立更加开放、自由、平等和高效的人类合作体系，包括改进或取代当今的企业和政府。

顽固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但我没有发现他在其他地方用“收益递增”去定义公共物品。在 2022 年的另一篇文章中[17]，Vitalik 这样描述“公共物品”：

在任何大规模生态系统中，公共物品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它往往出人意料地难以定义。有经济学定义下的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技术性术语意味着通过私人财产和基于市场的手段很难提供这些物品。有一个由普通人定义的公共物品：‘对公众有益的任何事物’。还有一个民主爱好者的定义：其中包含决策的公众参与。但更重要的是，几乎在任何具体的情况下，当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抽象公共物品与现实世界互动时，会有各种需要被区别对待的、微妙的边缘情况。公园是公共物品。但如果你收取 5 美元的入场费呢？如果你通过拍卖在公园中央广场树立获胜者雕像的权利来为其提供资金呢？如果它由一个有着部分利他动机的亿万富翁维护，这个亿万富翁享受着对公园的私人使用，并围绕其私人使用去设计公园，但仍然开放给任何人参观呢？

同样非常宽泛。这篇文章似乎在处理这个问题：对于以太坊来说，什么是公共物品（答案是，基本上没有纯粹的公共物品）。在文章中，Vitalik 采用了一种名为收入-邪恶曲线的思维模型来决定“混合公共物品”的资助优先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这个模型中被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他很明显将其放在一个渐进的光谱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去判断资助什么物品的思维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如果公共物品是在一个渐变的光谱上，那么什么样的物品算是公共物品”这个问题，但可惜这个框架并没那么常被提及。

在其他时候，我也经常看到以太坊社区中或多或少地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去解释公共物品。总的来说，我认为“公共物品网络（Public Goods Network）”网站上的描述可能表达了社区中的某种共识[18]：

根据定义，公共物品是指本质上不可排他且非竞争性的商品或服务。想想社区里的公园、我们呼吸的空气、开源软件等。我们现在正处于各个具体的社区去决定什么构成了公共物品的阶段，各种定义正不断涌现。

在上述与公共物品有关的表述中，只有二次方资助的原论文清晰地界定了什么是公共物品。但这是一个非常形式化的界定，作者也没有给予进一步的细节，最终这个定义在以太坊社区中基本无人提及。

在以太坊社区中谈论公共物品时，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是最常被使用的框架。对于它，有时人们感到困惑，其他时候我们会去调整一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是两个完全对立或者极化的描述，而是一个光谱，我们所说的大多数“公共物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些是混合的、不纯粹的公共物品，但仍然是公共物品。

为什么是呢？通常语焉不详（或者说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我们好像也接受了这种模糊性。

为什么公共物品在以太坊中流行

上文追溯了“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被如何定义，下面我想从三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公共物品”这个词被以太坊社区广泛使用。

去中心化：元公共物品

收益-邪恶曲线是关于我们应该资助谁（资源分配）的思考工具；二次方融资也是；回溯性公共物品资助也是。

二次方资助增强了小额资助者的话语权，回溯性公共物品也有着公开的资助标准。

这些思考或实践的特点都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工具，协助去判断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以协助我们去更好地分配资源。

与传统慈善组织使用资金的方式不同的是，这整个过程都在公众的视线下发生，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而钱多者并不会获得更多的决定权。是否是公共物品并不重要，谁决定的最为重要。如果说以太坊中公共物品的首要满足条件，那就是权力/政治的去中心化。因此，对概念产生争议，也是一种幸福，对吗？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也许是会一直得到关注和打量的问题。

但没有绝对正确的定义不代表什么都可以是公共物品。在去中心化的开放式生态中，仍然需要文化去凝聚（封闭）一些东西，比如“公共物品”这个概念本身，比如“可信中立”。封闭产生意义。就如在政治和架构上去中心化的以太坊，在逻辑上是中心化的。开放与封闭是我们所追求的事物的两面。

既然我觉得需要通过对话来澄清什么是公共物品，那就先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大概很少听过（我没有听到过）有人将公共物品与盈利放在一起谈论，而是更多地谈到公共物品的“可持续性”（这是 LXDAO 最重要的愿景）。什么是可持续性？我的理解是，它意味着公共物品能够在经济上可持续，但同时要求它不是剥削性的、利润驱动的。单纯的财富积累在这里没有正统性。

当下，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什么是对的，但总会觉得有些事情是错的，不应该发生在“公共物品”的领域，尽管它们在“正常”市场中被允许。毕竟，正是因为“正常”的市场条件只会带来“公地悲剧”，我们才会去讨论“公共物品”的问题，以应对市场带来的负外部性。

激励下的“公共物品”泡沫

上面说到，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与为公共物品建立的新需求（以二次方资助为代表的机制及其实现），激励着社区创造和假装创造“公共物品”。

资助在它能做的事情上会做的很好，但也许正是对公共物品的资助让公共物品不再存在。也就是说，对“公共物品”的资助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制度设置——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收益高于成本的时候行动，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然后我们有了“公共物品”问题。

而这与制度变迁分不开：“公共物品理论”的提出与当时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密切相关，而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方案在 1970 年代之后逐渐没落 [1]，小政府成为正统，财政预算减少，曾经的公有机构（如大学）逐渐私有化，这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共有地”研究就在这个时期兴起。在对共有地研究的梳理中，Locher 将奥斯特罗姆的作品放置于更广泛的关于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的研究中，国家（福利国家制度）和市场（公地悲剧）主导了这一阶段的讨论。在 1970 年代，发展人类学关注当地社区对于资源管理的有效性，挑战了这两种主流假设。在 1980 年代，西方社会逐渐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我在这里简单理解新自由主义：政府支出的减少、公共机构如大学和医院的私有化、以及对个体责任的强调等等。用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来说：“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单个的男女和家庭 [2]。” ），国家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减少，然而公共物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共有地研究在这个背景下兴起。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公共物品问题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设计，”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私有化成为新时代的通行证。

区块链中公共物品资助的解法是为公共物品构建了一个市场——有一笔钱专门用来激励公共物品的生产。在这些资助设计中最激进的一点是，拥有更多钱的捐赠者并不意味着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很容易想到，理性的经济人会受到自利的驱动从而去生产公共物品。这时我们再一次进入经济人的梦境中——做出大家认可的公共物品的人得到经济激励，公共物品开始有利可图，于是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增加了，你看到各种各样自称是公共物品的项目，然而又不太想与他们为伍，因为它们可能是个骗局，或者更像是用来傍身和抬高身价的漂亮说法。然后我们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作弊行为，如创建大量假帐号去投票的（但完全符合经济理性）女巫攻击。

有需求，供给就上来了，同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逐利的行为。这确实挺让人懊恼，“公共物品”的意义随着对它的激励的增加而迅速腐败。改变术语会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吗？我同意 Scott Moore：

遗憾的是，当任何一个术语被广泛使用时，它总是会被消解，达到一种语义超载的程度；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找到了防止这种情况的方法 [3]。

尽管如此，“公共物品”的泡沫越变越大，它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大。

以太坊精神：建造公共基础设施

以太坊没有所有者。它需要资金来维持和发展自己。这是让 Vitalik 等人一直以来为公共物品资助鼓与呼的现实理由：为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以太坊底层协议的维护和开发提供资金。

自以太坊诞生，这种焦虑和紧迫感就伴随着它。在 Laura Shin 的《加密狂热者：理想主义、贪婪、谎言与首个大规模加密货币热潮的制造》（The cryptopians : idealism, greed, li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big cryptocurrency craze）中我读到，在以太坊早期，Vitalik 等人决定将以太坊看作非营利组织，并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摆脱对以太坊的资本化尝试。但也许因此，以太坊的早期发展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以太坊基金会甚至因资金不足而面临关停 [4]。

2016 年的 The DAO 成立的部分动机也是通过社区集资去资助社区想要资助的任何事物，而不让资本主导决策。在 2019 年回顾 The DAO 黑客事件时，Cristoph Jentzch 的态度是：

Jentzch 认为，The DAO 黑客事件最糟糕的结果之一，就是将加密货币的融资模式从集体组织转向了直接面向投资者的 ICO 销售。Jentzch 说：The DAO 证明了你可以在链上筹集资金，但后来它崩溃了，让寻求资金的项目空手而归。”更广泛地说，Jentzch 对催生 The DAO 的更广泛精神的衰落感到遗憾。“当时以太坊的精神，我们看待世界的远见卓识：这与早期的比特币玩家非常相似，”他现在说。“我们仍然拥有一些，但也失去了一些。我们还没有实现当年构建真正去中心化应用的愿景。如今，在智能合约安全方面，我们的情况要好得多。我们不应该羞于再次尝试大的事情 [5]。”

The DAO 很像是如今公共物品资助协议的先驱，它的尝试戏剧性地结束。在 2019 年的熊市中，MolochDAO 出现，它延续了 The DAO 的动机，但决定优先考虑安全，尽可能少地写代码，做一个“最小可行的” DAO。在白皮书中，Moloch DAO 的目标是为以太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也就是 Eth 2.0 的开发工作。在随即而来的牛市中，伴随 DeFi，DAO 成了主要叙事之一，DAO 的数量井喷。有理由相信，头几个 DAO 的理念与实践对后来 DAO 的普遍运作模式和倾向性的影响一直绵延：

1. 很多 DAO 直接使用 Moloch 协议（智能合约） [6]，如最近迭代的 Protocol Guild，它也使用了 Moloch V3 合约进行链上治理 [7]。

2. 在 2023 年里斯本的 Pragma 会议上，DAO 不再新鲜，深度参与 Gitcoin DAO，经历过激昂与疲惫，最终选择离开的 Simona Pop 回顾了她的经历 [8]，她提醒我们：在 DAO 中我们是与别人一起工作，而不是为别人工作，以及 DAO 最初的愿景是多样化价值观。

3. 在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中（《Web3 中的章程》，Constitutions of Web3） [9]，Metagov 的研究者们分析了 19 份 DAO 的白皮书，发现 DAO“经常将项目活动的预期受益者描述为全人类”，尽管在实际项目中可能会排除某些群体。

LXDAO 是否也继承了 DAO 的整体愿景的一部分，或者在创造这个愿景的某个变体？LXDAO 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太坊“无限花园”的分形——它不想成为终端产品，而是想成为建设者集体的栖息地，让那些看到和在意个体与其他人以及物质环境之间千丝万缕联系的想法开花结果。

以太坊的这一面被许多作者分析，并将其对公共物品的资助或提供和维护基础设施视为以太坊的愿景。当然，以太坊没有一份绘制好的地图，但我大概可以说“提供公共物品”是以太坊的文化想象的一部分。那么，为各自绽放的公共物品提供基础设施，大概是公共物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我眼中）以太坊的精神。

很喜欢无限花园的意象——以太坊自身已是一个花园，同时它允许其它的花园或鲜花“寄生”在自己身上，索取的同时也在给予，这与经济学的稀缺性逻辑完全相反。在经济激励之外，这种文化上的正统性解释了在以太坊中，为什么“公共物品”会是如此流行的模因。

人类也是道德动物，漫天乱飞的“XX 朋克”除了姿态，也包含期待。以太坊的期待是成为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物品和共有地，它们不一样

在 Web3 领域，与 Commons 最相关的两个思想家模因可能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 Michel Bauwens。前者的作品受到“公共物品”的旗手们广泛推崇（从 Moloch DAO 的白皮书，到受其影响而成立的 Commons Stack），后者则是“基于共有地的大众生产（Commons Based Peer Production, CBPP）”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思想家，与在地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直接合作进行城市改革，与学者合作发展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理论，并在加密领域继续身体力行，推动 CBPP。

Commons 与 CBPP

我想先阐述一下 Commons 和 CBPP 理论之间的关系。

我将 CBPP 看作是 Commons 理论的一个子类。Yochai Benkler 在其 2002 年的文章《科斯的企鹅，或 Linux 与公司的本质》 [10]（Coase’s Penguin, or, Linux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11]首次提出 CBPP，从标题中可以看到，与 Commons 所包含的广泛思想不同（除了奥斯特罗姆特别关注的作为资源的共有地；还有将“共有地”理论激进化，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与替代的思想，如哈特和内格里的 “The Common”），CBPP 一开始的关注对象就是自由与开源软件中的生产模式。

《大众生产手册》（Handbook of Peer Production）的第七章将 Yochai Benkler 和 Michel Bauwens 看作 CBPP 的两位“先知和倡导者”，并介绍了 CBPP 理论的发展过程 [12]：

1990 年代 Linux 在开源软件运动中的声量以及《大教堂与集市》对开源运动的描述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孕育了 CBPP 理论。开源运动中迥异于公司的治理模式、产权、与协作关系，以及超越“教堂建造者”们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让敏锐的学者和社会行动者们看到超越和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 2000 年代，开源软件社区带来的新火种点燃了相关学术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这场运动也走出开源社区，走入对 CBPP 作为一种新生产模式的探索。

诚然，CBPP 是否足以颠覆现有的提取性机构，这一点还有待历史展开。但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如 Michel Bauwens 与厄瓜多尔和比利时当地政府合作的“共有地过渡计划（Commons Transition Plan）”，已经证明了 CBPP 能够影响实际政策。

回到共有地。对共有地的理解曾被归纳为四个角度：资源、产权、制度/关系、过程/实践。

我在这里将前三者看作是作为名词的、静态的“共有地”，这时它被看作具有竞争性但难以排他的资源以及对这种资源的集体管理制度（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作品为代表）。我将第四个角度看作是作为动词的、动态的“共有地”。（Commoning），永远在流动，在实践中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参与对于共有地的共同管理和照料过程，就不会存在作为物或资源的共有地。这两种应当被看作是“共有地”的不同面向，而非彼此排他。

在试图理解区块链背景下的“共有地”一词时，我想专注于对共有地的不同定义中广泛存在的两个要素，先忽略其细微差别，以便区分”共有地“和”公共物品”两个概念。如上所述，“共有地”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共同管理、共同生产的过程），涵盖了共有资源及对其治理。

1. 从“名词”的角度来看，共有地是共享的资源（如草地、或者吃草的牛），不是最终的消费品，更像是基础设施。它既是生产性的，也是消费性的。”共有地“的价值不限于其标价（交换价值），还包括在生产和再生产共有地资源和社区的整个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交换价值之外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最终的“物品”。

2. 从“动词”的角度来看，共有地是一个集体过程，是自下而上共同生产和共同管理的动态过程。不是政府会提供的、魔法般的“公共物品”。

因此，”共有地“首先关注交换价值之外的价值。它将生产的过程而非最终的物品放在首位。换句话说，集体中的生产关系比它能生产出什么更加重要。而当我们提到“公共物品“时，通常指的是集体性的消费品，它们已经是“物”，被自利导向的经济人消费，这种物品的消费为社会带来的满足大于（常常是远大于）所有理性个体付出成本之和。

建造与建模

这两个方面——交换价值之外的价值、和生产与维护物品的社会过程与社会关系——在公共物品的话语中被忽略了。

在 2018 年的引入二次方资助机制的那篇论文中，结尾部分作者们展示了五个用例，是关于如何资助公共物品，而没有一个是关于如何生产公共物品。比如一个新闻机构如何生产新闻（如果它们从这种机制中获得了资金）？当然，这不是那篇论文的目标；然而，这样关注于形式和量化的内容仍然主导着“公共物品”的讨论。即使在当下，我们所探讨的大多还是资助机制，以及对优化这种机制的偏执。这很有限，因为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关于区块链如何为链下世界带来正向影响的、蔓延的焦虑。与将一切“上链”相反，是时候”下链”了，Web3 已不再新鲜 [13]。

我们不关注生产关系和过程，太想获得结果；我们对价值的理解和认可，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总是与价格相等。我不会说我们不需要钱，只需要美德。但我们需要对人类行为的更准确细致的理解：人的动机千变万化，理性算计只是其中一种。而在很多时候，利他不是一种美德，利他也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潜能。

这一切的后果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创造“公共物品”。当 Rune Christensen [14] 和 Simona Pop 各自表达对 DAO 的治理的担忧时（她们分别来自可能是两个最成功的 DAO：MakerDAO 和 GitcoinDAO），也是在担心一个充满对话、活跃的、协商的民主过程变成呆板的、形式化的、官僚化的表演。

即使在以 Commons 为名并深受奥斯特罗姆思想影响的 Commons Stack, ”共有地“仍然有自己的挑战 [15]——如网络社区有数百人，但网络会议中只有两打人左右会进行讨论和议题设定；采用多中心的方式以促进大规模的民主，但却忽视了各个中心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提前设计的机制与假设总被实践冲垮（去情境化的数学与经济学语言具有扩展性，实际操作中却全是情境；经济学主义的普适假设撞上的是人类境况的地方性和多元性），正如由智能合约管理或”自动化在中心，人在边缘“的 DAO 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证明只是一种神话。这些都让我想起来 Vitalik 在《我的童年走向终结》中所总结的 [16]：

我之前写过的关于我思想的一个变化是，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思想涉及的经济学更少。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加密生涯的前五年中，我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试图发明数学上可证明的最优治理机制，最终我发现了一些基本不可能的结果，这些结果使我清楚地知道 ：

（i） 我正在寻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ii） 在实践中决定现存有缺陷的系统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变量（往往是参与者子群体之间的协调程度，但也包括我们经常将其简化为“文化”的其他因素）是我甚至未曾建模的变量。

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去理解人（不如从超越主流的经济学开始），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设计的复杂性与使用的简明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建造（Building）的过程总是难以被建模（Modeling），但现实不会为此感到抱歉，理论可以。

区分

如上所述，我现在想对这两个概念在以太坊社区中的意涵进行简单区分：

“共有地”的概念是过程导向的，关注“物品”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而“公共物品”则是结果导向的，关注消费物本身。

“共有地”意识到不同的“地方”也许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或者有价值的，等等。“共有地”要求首先承认和尊重多元宇宙们间的不同，并尽力创造沟通的渠道促进彼此间的理解，以此来自下而上地生产、管理、和分配共同资源；而“公共物品”则从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出发，用数学语言设计“最优”的机制和工具，从而自上而下地达到资源的最优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的偏好揭示和供给。过程常常被“黑箱化”，高度形式化的语言也常常让大众难以理解和参与，但这也让“公共物品”的机制具有可扩展性和普遍性。

相似性

概念的区分可能会很明确，但最终使用概念的人都在一个共同的、更大的过程之中。就像有时候曾经以为永远不能理解的，却最终理解了；曾经肝胆相照的，也许后来形同陌路。当我们使用概念时，我们的使用也许会巩固它，也许会分叉它。在对“共有地”和“公共物品”的使用进行归纳时，我看到了这两个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区别；也同样看到使用它们的人所表达的一致的东西。下面描述的是这些相似性。

手拉手：社会技术与高科技

Vitalik Buterin 和 Glen Weyl，两人都擅长使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介入以太坊，都不怎么使用“共有地”这个概念（Vitalik 频繁在“公地悲剧（Tragdy of Commons）”的语境下使用，Glen Weyl 则认为 Yochai Benkler 所推崇的共有地的开放性留下的是大片以供殖民的空地而非自由），也是以太坊社区中推动“公共物品”的重要思考者 [17]。

除了上面引用的 Vitalik 今年发布的博文，他在之前也一直不厌其烦地强调去中心化（权力去中心化）的重要性，代币投票在 DAO 治理中的缺陷，如何在机制层面提供、分配资金给普罗大众所关心的公共物品，以及我们需要社会性协调而不仅仅是激励措施来促进区块链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逐步惠及更广阔的人类社会。

Glen Weyl 说过，社会性的技术与科技应该彼此匹配，如果现有的机构无法跟上技术的快速发展，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回过头看看爱因斯坦的话 [18]：

人类在过去一百年里所赋予我们的发明创造本可以使人类生活无忧无虑，幸福美满，如果人的组织能力的发展能够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然而，事实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这些机器时代辛苦得来的成就，就像是一个三岁小孩手中的剃刀一样危险。

公共物品的资助机制是他设想的“社会技术”之一，用以促进民主社区的出现和繁荣。然而，机制设计必须通过广泛的公共讨论来获得合法性。这一点——而非技术上最优的解决方案——是首要的。因此他不是技术官僚。尽管他认为那些共同管理共享资源的社区（如奥斯特罗姆所研究的那些）是地方性的、非正式的、排他的、规模太小的、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协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这种社区的某些特点不重要。比如他所认同的 Hannah Arendt 在《论革命》一书中关于社会变革的观点 [19]：

我对社会变革的看法是，我们实际需要的是建设社会。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合法性，也许它最终能够得到国家的认可或取代国家，而不是从上而下地强加这类事物。

从多元开始，防御第一

有趣的是，在近两年，Vitalik 和 Glen 都逐渐走向光谱另一端（如果我先粗略的将“公共物品”和“共有地”看作是两个端点，中间是一条连续的线），常常看到他们对于形式化语言（经济学和数学）和机制的反思，这当然与 Web3 和 AI 领域对于技术乌托邦的狂热(加速!)，以及这两个领域权力集中化的危险（后者尤甚）有关。

在 2023 年末回应“技术乐观主义”的讨论的那篇文章中，Vitalik 这样引入 d/acc：

总的来说，我看到有太多拯救世界的计划会赋予一小群人极端和不透明的权力，并希望他们能明智地运用这种权力。所以，我现在被一种不同的哲学吸引了。这种哲学对于如何应对风险有详细的想法，但它寻求建立和维护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并试图避免将权力集中作为解决我们问题的首选。这个理念的范畴超越了人工智能，我认为即便在人工智能风险担忧基本上没有根据的世界里也是适用的。我会用 d/acc 来指代这一哲学。这里的“d”可以代表很多东西；尤其是防御（defense）、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民主（democracy）以及差异化（differential） [20]。

在这里防御是基准，就像经济学和数学模型一样，是为了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

Glen Weyl 的转向更早，他在社交媒体和文章中多次表达过。他反对技术官僚或理性主义社区对于形式化知识的追求，并表达了自己参与建设社区（如 RadicalxChange）所获得的东西（不比在学院获得的少）。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在 2020 年底发布的《为何我不是市场激进分子》（Why I Am not a Market Radical） [21]，在其中他反思《激进市场》中的核心假设：由被他讽刺地称作 ALONE（Atomistic Liberalism and Objectivist Naïve Epistemology，原子化的自由主义和客观主义天真认识论……）所衍生的双胞胎（看似是截然相反的两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社会变革的技术官僚视角。

而在 ALONE 中，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次要的，通常要么被抽象化、机械化，要么被极大简化。在 ALONE 的世界观中，主要问题是如何构建国家，使得个体在追求自身私利的同时，能够最大化某种总体福利相加的总和。正是从这种二元对立中，经济思想中极端个体主义和威权技术官僚的组合得以产生。ALONE 基本上假设了中间社会结构的不存在，使得国家成为社会变革干预的唯一自然场所。

这又让我想到上文 Vitalik 在《我的童年走向终结》中的自省。

从《激进市场》和 RadicalxChange，到《多元宇宙》（Plurality），Glen Weyl 开始更主动地探索多元的技术（Plural Technology）和 多元的制度（Plural Institution）。在他最开始描述这个概念的文章中，多元主义（Pluralism）被分为两个部分，制度上的多元主义，以及认识论上的多元主义。意识到这个概念的广泛和模糊性，他强调自己是在各个领域中现存的“多元”制度之上再往前推，面对这种复杂性，而不是回到单一的模型中去（如极右翼政客们的崛起）。

向混乱中去，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社会；与其费力建立一致，不如珍视和哺育本就存在的不同，并将努力放在那些在根本上不同的人们之间建立信任和对话渠道的基础设施。

防御第一，社会第一，这是我从两人的转向中所看到的。与对话和”非理性“所带来的次优结果相比，将权力交给天才式的工程师是更危险的事情。技术应尽量追求可信中立，尽管需要首先意识到完全“中立”只是一个神话（经济学是中立的吗？区块链是吗？）。技术的伦理应当被讨论——我们要去哪儿？然后才是加速。在这里，技术首先要保护和协调这种多元，或者说民主，防御、差异。

全球性协调

这些之前都不在公共物品的理论建构之中，而是在“共有地”的范畴内。而“共有地”也在尝试扩展，靠近“公共物品”。

在近期的论述中，Michel Bauwens 构想了一个“全球-地方（Cosmo-Local）”的共有地系统，轻的东西（知识、信息）应被全球共享，促进全球性的协调；重的东西（自然资源、工业厂房，生产关系）应交由在地的共有地社区管理。但并非直接直接取代国家和市场，这种构想是在承认物质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构建“共有地”、“市场”、和“作为伙伴的国家”三类制度交织并存的上层建筑（关于他的新思考，可参见这篇和这篇文章）。

Vangelis Papadimitropoulos 对区块链中的共有地案例的观察是，仅靠区块链技术很难扩展”共有地“，真正的改变需要更明确的主张，并和所有非资本主义的努力联合起来成一个等价链条，形成一个反对资本主义霸权的集体，它们需要将智识和实践的开放性放在首位，避免将某些主张放置在其它主张之上。这样的集体不铸造纪念碑，而共生于多元宇宙。

所以，以太坊中公共物品和共有地的理论建构都是在尝试为现有社会机构无法解决的问题（或是它们所导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它们都意在创造国家和市场之外的替代选择，更关注丰富的社会实验和替代性实践，在维护差异的前提下联合或者进行理论建模。从这个角度来看，共有地和公共物品之间都在一个更大的过程中。思考者们似乎把经济学（以及共有地）看作是人类创造的众多无限语言之一，是我们拥有的一个伟大的工具，但不是目的本身。

在公共物品和共有地之外

终于到了结论部分。我意识到自己的结论很简单：公共物品与共有地理论之间是互补的，比如下面几个对子：

·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 结构↔建构

· 精英↔民主

· 普遍↔多元

· 正式↔非正式

· 全球↔地方

· 设计↔预兆

……

在以太坊社区，”公共物品“是主流，但它距离公共物品的端点太近，我们需要倡议对于活跃同时混乱的社区过程的关注，以为现有的机制和工具注入活力。

不如从重新想象公共物品开始——对公共物品融资做出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果，它们正在为公共物品建立一个民主的、有效的市场，而这种形式化的语言，使得它可能帮助处理更广泛的规模上的协调问题。但如果，我们觉得区块链技术能做到更多，以太坊社区能做到更多，我们必须跳出经济学的框架，开始重新想象人，以及作为人的彼此如何共同且相异地构建我们愿意生活在其中的现实。

我们需要在文化和社会层面进行实验，而不仅仅是重复相同的心智模型（ALONE，就是你）。我们总是从习惯的地方出发走向新的旅程，但这不意味将激励机制带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带入到我们灵魂深处——个人的或者集体的。我们需要学习并与其他社区和知识传统结盟，邀请不同的人参与和促进对话，在意识到我们彼此平等着不同的前提下寻找一种普遍的语言。这些必然要从小范围的社区开始，通过各自实验性的项目、社区去逐步建立和打开异质性之间对话的通道。当然，对于最终的、宏大的目标来说，也许这些是徒劳的，也许这些会成功。

我们不能指望用于解决大规模协调问题的方案也能自动解决其他规模的问题。问题有不同的规模，但小规模的问题和大规模的问题在价值上没有轻重之分，我们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可扩展”的方法。

也就是说，以太坊社区不能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剥削和权力动态，离开了这一点，建成的只回是空中楼阁。在这一点上，作为代币的不是当下流行的加密货币，而是我们身体力行所构建和生活的、各种各样像气泡一样的自治空间，在其中我们活出，而非描述出我们认可的价值，在其中，实现愿景的方式必须与愿景一致。预兆性（在当下，让我们像是已经生活在共同的理想社会中那样一起生活）是我们的代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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