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等人与耶稣会士的惊天阴谋：全面控制明朝（系列5）他们为什么要把利玛窦包装成天文学大师？（上）

作者：生民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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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何要把利玛窦包装成天文历算大师？（上）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经过长时间有计划、有组织的精心运作，终于将对天文历算一窍不通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包装成了天文历算大师。不过，当时的士人并不完全相信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吹嘘的所谓“西法”。例如，利玛窦等人鼓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西法”，明人沈德符就明确指出这原本是渊源流长的中国传统历法之一，《万历野获编》：

惟利西泰谈其国每日分为二十四时，每时止四刻，合之仅九十六刻……其国廿四时，即中华十二时也，盖斟酌于华夷之间而成者。[1]

次年（正统十三年，1448）春，造己巳历样，盖即用其（钦天监正彭德清）言颁式天下矣。按十二时，大刻九十六刻，益以二十四小刻，共为百廿刻，然小刻只抵四大刻，故总谓之百刻……今通用历日中……并不行彭德清所建白也。[2]

可见，利玛窦所谓的“西法”，在明朝的正统年间就已经制订过：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分为四刻。只不过因为复杂的政治原因，这种“历日”没能正式颁行罢了。其实，这是地道的中国货，早在西汉年间就曾经提出实施过，《汉书·李寻传》：

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又如，梁武帝时期，也曾正式实施过，《隋书·天文志》：

至天监六年，武帝以昼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余分。乃以昼夜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

明朝士大夫们熟读经史，不会不知道这些历史事实。但是，早在万历年间，经过徐光启、李之藻等一干人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吹嘘，利玛窦已成为了名闻士林的天文历算大师，《万历野获编》：

自利玛窦入都，号精象数，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业，似当令兼领天文。[3]

终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找准时机，将耶稣会士们送进了耶稣会士明朝廷的天文台。《明史·历志》：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因举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西洋人能华民、邓玉涵。报可。九月癸卯开历局。三年，玉函卒，又征西洋人汤若望、罗雅谷译书演算。光启进本部尚书，仍督修历法。

自此，耶稣会士们进入并逐步把持了中国的天文台。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耶稣会士们才离开中国。

在天文历算方面，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什么如此费尽心机呢？

1. 天文历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多高？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而建立“天人合一”世界观的技术基础，则是强大的天文历算技术。早在尧舜时期，便立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建立了天下一统的历法，《史记·五帝本纪》：

帝尧者……乃命羲和，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尧舜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之高，是不言而喻的。《论语·泰伯》：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孔子说，唯有尧能够掌握顺应天意，来治理国家，建立太平盛世的“尧天”。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天地的研究，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仅历法的修改完善，便是处于一种永不停歇的状态之中，《明史·历志》：

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

自黄帝到明朝建立，不包括一些小王朝，中国的历法大的修改就有62次。

“天人合一”重要内容之一，是历任天子皆受命于天，代天理物；每一个王朝都要尽最大可能使自己的一切与天意相合，如众所周知的“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历书》：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具体内容体现于复杂的礼制之中。在儒家看来，民心即天心，只要百姓安居乐业了，天就满意了，天就会保佑这个王朝长治久安。礼制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以顺应天命的具体行动，规范自天子至庶民的行为，实现教化天下百姓、建立井然有序社会的目的。因此，建设良好的礼制，实现礼乐治国，是每一个朝代立国之初的头等大事。明朝立国之初也是如此，《明史·礼志》：

自汉史作《礼志》，后皆因之……惟能修明讲贯，以实意行乎其间，则格上下、感鬼神，教化之成即在是矣……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五礼，一曰吉礼。凡祀事，皆领于太常寺而属于礼部……凡天子所亲祀者，天地、宗庙、社稷、山川。

礼制规定，天子必须亲自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之心。即便是天子，也必须受天、礼制的严格约束，否则就会受到天的惩罚。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为了随时掌握“民心”，朝廷要求官员并安排专人随时采访社情民意，《诗经·国风》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了随时掌握“天心”，朝廷还设立了天文台，建立专业队伍，其主要任务，一是根据天文运行规律，准确编制历法，以便于生产生活；二是准确预报主要星体的运行轨迹，以便于朝廷及时采取顺应天心的措施；三是观测天象，分析老天爷的喜怒哀乐，以便于朝廷及时检讨朝政得失。

因此，历法作为天子代天理物的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只能由朝廷颁布，而且朝廷控制的范围内必须统一执行。

明朝建立时，便首先颁布新的历法，《明史·太祖本纪》：

乙未，颁《大统历》……癸丑，李善长帅百官劝进，表三上，乃许。甲子，告于上帝。

明太祖在颁布《大统历》，重新统一天下历法，一个多月后，才正式登基。

随即，明太祖向各附属国颁布历法。《明史·外国传》：

朝鲜……（洪武二年）赐历及锦绮。

安南……（洪武二年）赐（安南王）日煃《大统历》……

占城……（洪武二年）即遣官赍玺书、《大统历》、文绮、纱罗，偕其使者往赐。

西洋琐里……（洪武三年）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

真腊……（洪武四年）诏赐《大统历》及彩币……

暹罗……（洪武四年，其王）诏赐《大统历》及彩币。

琉球……（洪武五年）赐《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有差。

琐里……（洪武五年）乃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四匹……

朝廷向这些国家颁布历法，标志着朝廷承认其为附属国；这些国家执行朝廷的历法，这意味着他们奉朝廷正朔，乐为朝廷的子民。

用今天的话说，在古代中国，历法起用，象征着皇权的正统；历法所及之处，象征着主权所在。

在古代中国，历法的内涵到底有多丰富？这里举两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新唐书·刘仁轨传》中的这一段：

始，（刘）仁轨任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邪！” 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或问其故，答曰：“当削平辽海，颁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

刘仁轨是唐代名臣，官至宰相。早年，苏定方征高丽，朝廷任命刘仁轨代理带方州刺史。接待任命后，刘仁轨立即就近到官府申请朝廷颁布的历法。他告诉人们：此行一定要削平辽海，颁示本朝正朔，将那里纳入朝廷的版图。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一首著名诗作，名曰《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

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

五百年间置不问，圣主下诏初亲征。

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

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

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

驾前六军错锦锈，秋风鼓角声满天。

陆游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随南宋大军出征，成功收复西域的汉唐故地。陆游梦中的国家安定祥和强盛统一重要标志之一便是统一使用宋朝历法：“文书初用淳熙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