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懷時代，但謹記時光──略記小說家王文興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崔舜華

我輩文青，談起現代文學的啟蒙讀物，書單之中必然列有《家變》。這部小說家王文興的經典之作，1972年於《中外文學》月刊連載上映，1973年由環宇出版社集結出版，後有洪範出版社再次出版面世。小說中，父子之間的矛盾與拉鋸，諸多心理變化的微妙轉折，家庭倫理的顛覆與濃重的弒父情結，在彼時代那緊繃肅殺的文學氣氛中，不啻於投遞下一枚巨型爆彈──不僅僅是道德的，倫常的，人性的，亦藉由語言的變形與改貌，從根基上翻覆了傳統慣用的中文語法，而創立出獨特的小說語境。

語言含納意識，意識填裝型態。自《家變》起始，評論家便廣傳一說，將王文興獨有的小說語法命名為「破中文」。但大破者凡則大立，我想王文興絕對不僅僅是一名形式主義者，他在語言上所創造的「破」，是支撐「立」的強烈力道，是從語言的間隙裡迸發出帶光的熱量，是對於傳統意識形態的打碎與重構。在70年代的台灣現代文學中，這樣的小說，彷彿忘記了時代，政治，社會的勒喉令，獨自矗立於遙遙孤孤的彼端，遠望時間流經。

小說本身的狀態，反映出小說家的姿態。王文興一輩子都瘦，瘦得像一支筆，而他確實就緊握著那一支筆。據說他一天只寫數十字，寫作的自律徹底地反映在他的形貌之間，在他輕言淡語的談話方式之間，在他如一尾孤鶴般巍巍地站立於冬夜晚風的身影之間。

《剪翼史》出版時，我還在《聯合文學雜誌》做編輯。王文興再推長篇，不啻為文壇大事件，於是編輯部決定了要做當月作家專訪。然而，《剪翼史》是多麼難讀的作品啊，我們想破了腦袋，依然難以決定訪談人選，畢竟，要看懂這樣破碎到底的破中文的人，說起來實在少之又少。

知音可遇不可求，最終，決定邀請資深出版人陳蕙慧擬題撰稿（巧合的是，蕙慧竟曾經是王文興的學生），面對面採訪這位寡言而貌似不可動搖的小說家（後來並誕生了非常精彩的訪稿：〈真水無香，雪爪鴻泥〉）。透過蕙慧的文字，我們得以稍事窺見小說家那極繁複敏銳的心智，和破碎妙異的獨創符徵。〈真水無香，雪爪鴻泥〉一文，深刻探勘了王文興對於「無色無香」的文體追求，以及小說家走至人生無風無雨處的體感之道。

採訪當天，是與雜誌常合作的攝影師小路掌鏡，為了拍出理想的畫面，攝影師領著小說家走到一團雜草地邊，然後要他趿著漆黑的皮鞋，直接踩進泥濘地裡。看著王文興一身優雅慣常的雪白襯衫西裝長褲，我當下浮現如是念頭──「這樣對待大師，會遭天譴的吧！」不過（儘管可能是意料之內），小說家始終拘謹地交握著手，怡然自在地面帶微笑，那套著皮鞋的細瘦的腳，就這樣踏進野草泥地裡。當王文興從日光下轉過清癯的的側臉，凝神回望鏡頭的時刻──那一幕，真是震懾眼球的美好畫面──你可以看見，一顆忘懷了時代、當下、一時之間的種種限制和籲求，卻始終謹記時光珍稀的嚴謹的心靈，如何在雜草叢生的城市一隅，自在自得地煥發光芒，而始終不言亦不戲。

爾後，我在文訊雜誌社坐編輯檯，雜誌每個月必連載王文興的專欄，我從同事手上接過一大疊疊厚沉沉的手稿，稿紙上一筆一畫謹慎工整地，寫著小說家在日常柴米之間的所思所辨，靈光思緒如珍珠掉落墨跡之間。傳說王文興一天只寫30字，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浪漫的訛傳（雖然確實非常符合他給世間的形象），但確定的是，小說家只透過傳真與外界往復。而王文興對於標題、選文乃至內容、用字，必一一親眼謹慎確認之後，才予以放行。每逢截稿日，雜誌部這邊守著傳真機，從彼方嗶嗶噠噠地吐墨打印而來，一日內往返傳送五六回，確實是常有的事。

這樣作者與編輯之間的來往，像寫信，紙張筆跡之間，充溢著生活的細節，實感，溫度，往往不經意便撞見耐人尋味的小心思，譬如小說家盛讚蛋黃糙米捲，稱道此食既美味又可助消化，實為人間好物──如此可愛，竟也是王文興的真實樣子。

曾應小說家之約，兩度約在台大側門公車站處送取手稿。淋漓冬雨天，王文興將一整包厚厚沉沉的手稿遞給我，並叮囑贈送給文訊留存──回想起來，那也不過是三年前事，我當時很驚訝，對於創作者來說，願意將珍貴的手稿贈送給一家出版社／雜誌社，那是多麼深厚的信任與默契──縱使我僅是一名普通編輯，也能隱隱察覺，這並非一件隨手鑄成的小事，凡事必有徵兆，留待日後見真章。

聽聞小說家逝世，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家變》，不是《背海的人》，不是《十五篇小說》，而是那個在台大側門巴士站，撐著一把素傘、懷下挾著一包牛皮紙袋裝的手稿，不疾不徐地信步走來的清瘦身影，彷彿一幀很瘦很瘦的風景畫，畫裡裝載著滿滿的塵世風聲，在那側面的縫隙中，有著寂寂靜立的一株白夜曇。

謹悼 王文興（1939～2023）

崔舜華
一九八五年冬日生。有詩集《波麗露》、《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婀薄神》、《無言歌》；散文集《神在》、《貓在之地》。 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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