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的这一年，从内卷里跳出来

去年的五月，我还在武汉的家里，窝在封城前一周拿到的沙发椅上，在电脑里打开硕士学校申请官网查看offer的状态，刷新一看，已经从conditional offer变成了deferred offer。defer成功了，未来两个月内，我无需纠结是否要办存款、签证，网课还是出国；未来一年内，我无需上学。我瘫倒在这张从江西一个不知名的小工厂里送来的沙发椅上，如释重负。

但在决定gap的前后，我对未来这一年其实是毫无规划的。2020年的五月，武汉只是刚刚恢复了生活秩序，但是城市里仍然一片安静，大家若无其事地，好像疫情没有影响过自己的生活，可是，大家又心照不宣地沉默，或是小声交流。封城的阴霾远没有散去，在所谓的后疫情时代，要如何重新开始生活，重新开始规划人生呢？没有人知道。

五月，我开始静悄悄地投简历、找实习，无一回音。封城期间，是找远程实习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一份实习也没有做，甚至也没有打开一页即将要考的FRM一级复习资料。我的确对于寻找实习几近绝望，尤其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在上海的实习。而我眼前面临的困难有实习经历的贫瘠、面试官的地域歧视、长时间没复习金融和社交导致的面试恐惧和面试困难症、异地实习的花销问题，以及我对金融实习的些许厌恶。但我并没有在五月经历任何从面试开始的困难，因为我投了近100家金融和咨询机构，没有收到一次面试电话。

但我其实比往常更轻松，我总是安慰自己，反正我也讨厌金融，排斥面试，不如在这时先呆在家里，安静地独处、读书、休息、陪伴父母。每当有人知道了我defer的消息，他们会很好奇地问我gap的计划，我总是敷衍一般地告诉他们：多实习几次，再休息一下，多读会儿书。他们总是对我这种更自由的选择感到羡慕，而当我问他们要不要一起defer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我也很想像你一样defer，但是gap了一年意味着毕业校招时比别人更大了一岁“、”我想早一点赚钱“、”很多互联网喜欢更年轻的人“、”国内研究生扩招了，晚一年校招的竞争力会更大“、”校招的时候还要和比自己小一岁的小朋友竞争，有点不舒服“。我其实非常能理解他们，因为在我选择是否defer的时候，我思考了这些问题无数次。只是，我不断提醒自己在经历封城的时候彻底想清楚的一个重要决定：往后短暂的余生一定不能苟且偷生，一定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样的想法第一次在实践上的运用便是我终于排除万难，做出了defer的决定，即使代价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们的道路错行，以及未来一年该如何好好安排才不浪费的不确定性。

我开始疯狂地买书、看书、练习英语、学习线上python和性别研究课程、参加疫情期间才兴起的各种线上沙龙和讲座，关于公共生活、自由主义、性别议题、黑人民权运动等等。我仍然每天窝在房间里的沙发椅上，面对着小桌旁的窗户，窗外早已被很近的另一栋居民楼遮挡住，毫无生气。我没有出门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交，也开始和朋友们的节奏不太一致，他们有的准备研究生复试，有的已经找到暑期实习，有的找到了工作。但在这十平米不到的一个人的房间，我仍然自由自在，不被约束，我有对自我生活绝对的掌控权。

六月一次校友内推的机会，我意外地突然得到了一份薪酬不错的远程实习，远程+薪酬，这还是很吸引我。被录取的原因或许是我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在本就习惯了作息颠倒的夜晚通宵写出了一篇万字报告，作为笔试答案交了上去。

我开始做这份仍然在系统内的一家咨询公司的996实习，即使是远程。已经超过半年没有工作甚至与陌生人说话的我在工作中显得十分笨拙，一份总结做得比不上小一届的实习生有逻辑，一份transcript错漏百出且是别人的双倍耗时。但好在我只是需要付出时间，便可以按工时拿到不错的实习工资。

我当然是厌恶这份工作的，除了远程能让我无需接受任何人的凝视。我厌恶客户公司——一家失去道德感的打着民族旗号的上市公司，我厌恶工作内容——满屏互联网黑话，仿佛无法用正常的汉语词汇搭配进行交流，我厌恶工作时间——一个月的工时加起来总共做了34个8小时。可我被困住了，似乎无路可走。尽管在封城期间，我有认识在上海和美国的新闻前辈，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也为我推荐上海和北京的媒体、咨询实习，可是没有一家愿意给我面试。我的简历里，除了金融实习，就只有容易被人无视的志愿经历。

七月底，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得到一份在上海的对冲基金的实习机会，据前实习生说工作很闲，不加班。正值彼时上海电影节开幕，电影院第一次重开，我便开始想方设法这次一定要去上海。刚刚走出封城阴霾的我到上海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看上影节电影、顺利过了两轮面试、和本科好朋友重逢、带着人间观察的视角认识青旅里面新的朋友们、喝酒蹦迪、自由地狂奔，这是封城之前的我可能完全做不到的，我目标清晰坚定，开放包容所有人，乐于经历和尝试一切新事物。在终于恢复正常的生活里，我珍惜每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和行走的日子，每天和朋友说的最多的话是：一定要珍惜现在这样的时间，以后很难再有了。我在上海疯狂社交，见每一个不认识但有些许连结的朋友，结交有趣的人，好在几乎每一次的聚会都令人开心而不是无聊。在这期间，竟然也意外地找到了挺志同道合的男朋友，在我几乎对贵国男生彻底失望了之后。

尽管接下来的实习令我痛苦：除了007的工作节奏，还有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职场性别歧视和骚扰，第一次亲眼见识到这些的我大为震惊，可是我却一句话也不敢怼回去。实习之余，我尽可能多地强迫自己不要被那一套话语体系限制，我仍然需要其他的阅读和思考，仍然需要认识不一样的人来开阔视野和解答疑惑。之后，我在一次社交之夜上认识了活动主办方，并成为了这个女权组织的志愿者。年底，男朋友无意间推给我一份导演助理的JD， 我几乎怀抱着一份想要逃离资本市场的心态，给这位纪录片导演真诚地写了一份关于自我剖析和人生理想的Cover Letter。最终也非常意外地真的成为了导演助理。至此，我同时做着对冲基金的投研实习、某科技女性组织的志愿者和纪录片导演助理三份事情，住在房租1000元左右偏远窄小的loft，没有休息日，每天只睡4-5小时，得以暂时在上海存活。

直到今年过年，我提前从上海回武汉专心写申请文书，为了赶上最后一轮港中文和英国学校的社科申请。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下定决心从金融工程转申中国研究相关的专业。当然也恰恰在这个时间，我被请喝茶了。

我内心聚着一团非常浓烈的火，永无止息地在燃烧，我拼命地释放它全部的能量，觉得我就是可以干任何事情，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在不同行业和工作间随意切换角色和思维模式，以最高效率不错过任何一件事和机会。我带着这种力量拼命地想要冲出这内耗一般的“卷"。单纯地“卷”在一个公司，困在一间办公室，早已无法完全充分发挥我自己的力量。

年后当我重新回到上海，已经辞掉了那份高薪的投研实习，开始做起这份无薪水的远程导演助理工作。我只能自寻出路，在自由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养活自己。确实，我拿着年前还剩一些的实习工资，在上海自由自在地办公，可是钱终究会在4月便花完，我还是需要提前想好办法。退出了那条平凡地但是稳定的道路，我必须独自面对每一天的不确定性。

这时新的机会又来了，我又得到了一份更top的投研实习机会和一家很喜欢的关于青年文化的咨询机构实习，与此同时，一家外媒记者找到我——我与他在武汉封城期间认识并成为了朋友——希望我可以做实习生。他们的薪资虽不多，但也都够我在上海温饱，勉强经济独立。我在短暂权衡了之后，几乎果断地选择了后者，自由职业记者实习，并一直做到现在。这份实习不限制我的工作地点，我与记者本身已经很熟悉也有了一些默契，同时，我也无需放弃导演助理的工作，导演也建议我可以亲身体验一下拍纪录片需做的采访与媒体采访各方面的区别。我再一次同时经历两个行业的工作，两份工作的老板都很希望我能深度参与，于是我不断交错在这两个行业之间，认识不同的人，问不同的问题，以微妙地不同的语气和身份，这或许是只会发生在gap year的事：下午两点我作为导演助理约好一位癌症患者做纪录片拍摄前的访谈，我必须真诚地、小心翼翼地询问和与她熟悉，按照她的节奏，期待她能分享给我她的故事，而不至于伤害到她或令她不适，两点四十多我与她访谈结束后，三点我作为媒体记者开始与已约好的半导体专家通话，聊IC行业相关问题。我在不同的角色间交换，用着不同的语气和思维，我有时在家，有时在咖啡馆，有时在书店，总之我仍然感到自己能够充分掌控生活，我自主施展和探索的空间几乎没有边际。

我也有了更多更多的时间读书。记得有一个周末，周六天气晴好，我约好了拍摄，见到了以前就很喜欢的一个researcher，与她进行了一天愉快的拍摄。周日下雨，我便与男朋友窝在家里一天，他在旁边玩游戏写论文，我看书和看纪录片，不需要再去时不时看手机是否有急事找，因为各自也都在过自己的周末。

这可能是gap year的红利，我可以尽情地大胆尝试，而不用过于担心后果，因此我反而获得了很多自由。当然我也必须承认，每个人面对这样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都各自不同，我也在这短短时间里经常感到余额紧张，也在无数次只有开支而没有收入的时候对自己失望，即使我对消费主义早已祛魅。可是总的来说，我的确并没有活在糟糕的空虚和绝望中，我还是可以自给自足，还是可以有时间社交、看书、看新闻、观察周围人和生活、研究行业和事件，我有了更多维度的空间去施展能力，有足够多的机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为应付和讨好任何人。我的确相信，尽管很难，尽管当代如此畸形的社会运转机制难以打破，但也许，真的是可以勇敢地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