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以及她们之后的故事

因为无意间再提起《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这部纪录片，这两天我终于有机会将它补完。

这部片子拍摄于2000年左右，影片开头是一段独白，简单交代了记录者和摩梭山区产生交集的起因：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从昆明坐二十个小时的车，终于到达了云南省丽江地区宁蒗县永宁乡的摩梭山区，当时我最需要找一个有电话的家庭，让我可以与香港的家人联系。”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记录者的视角是很像“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透过简短的讲述，我们知道他历经长途跋涉来到丽江永宁，故事再往后，就是“复前行，欲穷其林”。

以最先接触的永宁乡妇女主任达史拉措一家为例，他在这里见到了摩梭人独特的走婚传统与家庭关系，感到十分惊诧。于是开始对当地人进行采访，和工作小组一起在这里完成了一部围绕三个摩梭女子的叙述展开的纪录片。

影片于2001年问世，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但人们还是像记录者进入摩梭山区时一样惊讶，并形容此地为“乌托邦”、“大同社会”，蒙着神秘面纱的“女儿国”。所以众多网友仅仅是看到片中受访女子分享观念的截图，就萌生想要去做摩梭人的想法，也不足为奇了。

但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们呢？

“走访式”的性联盟

在永宁这个交通并不发达、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与世隔绝”的摩梭山区，最先让记录者感到诧异的，恐怕是在住进达史拉措家的时候，面对其母的不解：

“当我努力向永宁乡政府妇女主任达史拉措的母亲解释，我为什么需要住在她家时，她用摩梭话跟达史拉措说，叫这个香港男人别那么烦，住下来行了。”

回头再看这段独白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为什么记录者要“努力”向达史拉措的母亲解释自己需要住在她家——仅仅是语言不通造成的交流艰难吗？

我想会不会是因为，母亲以为这个男人其实是来和女儿“走婚”的。

关于什么是“走婚”？第一位出场的女子达史拉措的外婆也已经在影片开头向我们说明：

“我们摩梭以前没有结婚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听过男女组成一个小家庭。所有人都是跟母亲和姐妹们住在一块儿。走婚是很自由的，主要是两人的感情，喜欢谁就跟谁养一个孩子，农忙时就去他家帮忙干活。平时万平米各自住在自己的家，男子晚上到女方家，早上回到母亲家。”

女方生下孩子后，就由自己和家人共同抚养，男方只是偶尔上门来看看孩子，遇到农忙时也会过来帮忙干活，或者时常将一些粮食、茶叶和酒等作为礼物送到女方家中。

但我一直很怀疑“走婚”甚至是“走婚制”的说法，因为摩梭人的这种习俗并不是婚姻关系的一种，与人类现有的任何一个婚姻定义都不相符，并且一定是先于“结婚”、“婚姻”等概念出现的。

影片中的达史拉措讲述，当自己被外人问道，你们摩梭人还走婚吗，她非常生气地回答说，你们还结婚吗。

后来我看《永宁摩梭》一书，其中提到，”摩梭文化以母系继嗣制度和独特的走访性性联盟为特点”，我感觉本书作者在这里所使用的“走访性性联盟”都要比“走婚”更加贴切，这是一种得到当地社会宽容的性伙伴关系。

在永宁，绝大多数成年摩梭人都把异居制走访关系而非婚姻关系作为他们制度化的性联盟方式。并且在他们的社会性别制度当中，是将女性而非男性置于文化的中心位置。

影片中，八十多岁的阮苦达度一边一手夹着烟，一边神情自若地面对镜头说道：喜欢我的人非常多，我的孩子的父亲都不一样。

结婚最大的好处？年轻的车拉措歪着头想了一会，她笑着回答说：不知道。

《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虽然主要是围绕摩梭人走访性的性联盟方式展开采访，但透过影片中好几位被访者的讲述，还是感觉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已经受到旅游和商业的侵蚀。

摩梭人的失落与忧伤

最后一位摩梭女子阿车马·车拉措就是当地的一名导游，从她的视角也可以看出，早在二十年前，旅游发展为当地人带去了繁华和梦想，也制造了一些失落与颓丧。

车拉措或许已经是摩梭年轻一代中的极少数，她怀念过去的时代，怀念过去人们的关系。她一边走在潮流中，成为村里第一个使用手机的人，一边也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变化。比如面对家里新装的铁门，她还是选择不敲门不打扰，掀起裙子就翻进去。她的动作非常利落，那样高的铁门，也不过像是她熟悉的马背。

就连阮苦达度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也忍不住流露出一种惋惜，“从前女人……”、“以前的规矩就是这样”。影片中在城市长大或主动融入城市文化的新一代摩梭人，则对摩梭文化表现出批评和抗拒。

除了摩梭人以外，记录者还采访了当地游客，他们大都怀抱着“世外桃源”的想象，也在亲身到达后通过对比外界来一一应证这种想象。但在我看来，他们对摩梭人总有一层误会，他们对摩梭文化、对当地人的欣赏都是十分肤浅的。

当镜头转到一位在泸沽湖边上拉小提琴的人，他说出自己的担忧，大意是并不希望外界打扰这里，破坏摩梭人的生活传统。

“我是从北京来的，我之所以喜欢泸沽湖与摩梭人，并不是因为仅仅某一个方面，我认为人与景色应该相濡以沫。这个地方就有这样的好，但我不希望美好的会变——害怕他们把它（泸沽湖）变成人工湖，也害怕有些人的思想观念有些转变，把都市不好的东西带到这里来。”

我原本非常抵触这种观点，凭什么你们拥有的时候就是好的、便捷的，而进入到摩梭人的生活以后就是“不好的”、令美好发生转变的。

后来留意到一部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湖岸》，影片记录了云南丽江泸沽湖畔的摩梭村落小洛水的社会变迁。

这部片子距离《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面世已有十五年，在我看来是能够形成某种对照的，也许可以看作是发生在年轻的摩梭女子车拉措之后的故事。

影片中，摩梭人的生活被浓缩和打造成一种“旅游产品”，在花了几十年时间划定好的景区内“售卖”。外来的游客持续发出惊叹，带着对世外桃源的想象，主动参与或卷入到这场“异域风情”里。

随处可见摩梭女子换下传统服饰，在城市街头茫然地发着传单。

同样是当地一位导游，在面对镜头时流露出更剧烈的忧伤情绪：除了我们的鼻子还是摩梭人的，哪里都不摩梭了。

那些变化已然发生了，是客观存在，也是需要被讨论的。我想起自己在本站的个人简介（来自边疆地区的年轻人）来历，它同样是一位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发问：我们可不可以不发展。

两部纪录片都生动地向我们讲述了摩梭人的生活变迁，层层拨开桃花源的迷雾之后，无疑透露出一种焦灼感。

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和她们之后的故事，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表层的物质呈现，更多的是人在精神上面临这场社会巨变时所承受的痛苦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