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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g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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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座

sevg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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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秦晖教授的讲座,才意识到,晚清一些高官早已看到了西方制度的优越,但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安全和既得利益,他们选择伪装成保守派,将真相藏于心底。


比如,陈兰彬,担任大清驻美公使时,他举报终结了赴美幼童计划,给朝廷的报告中痛批美国文化“无礼教之本”,一副极端保守派的模样。然而,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他却对美国的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又如刘锡鸿,身为德国钦差大臣,他在法国考察时,被巴黎的城市规划、科技发展和工业实力深深震撼。但回国后,他却高唱“天朝上国”的优越,公开批评改革派为“媚外”。然而,他的日记和书信中揭示了另一面:清政府的腐败和专制才是中国积弱的根本,而西方宪政体制则值得借鉴。


这种“两面人”的现象并非仅存于晚清。无论过去还是当下,许多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丧失了说真话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出于个人选择,更是生存策略:讲真话意味着冒犯主流,表面附和则能换取安全感和权力空间。


但这样的“两面性”对社会有何影响?当说真话成为奢侈,当假话成为常态,我们不仅失去了真相的声音,更失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最终,一个人人说假话的社会,还能走多远?



秦晖:任何皇上和高官都是不喜欢民主自由的。

慈禧是这样想的,查理一世,路易十六也是这样想的。

这不是文化的区别,而是既得利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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