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及其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仍未从根本上接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西方文化始终是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加以应对的。对科学技术，自然是为我所用；对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则是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之上为我所用。这未免有些让人感到困惑和惊奇，为何中国接触先进的民主自由思想已一百多年之久，而仍然对之如此疏离。笔者认为，实际上，民主自由在中国从来就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之中，而没有广泛而有效地传递到广大民众之中，并不为广大民众所认同。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观念上接受西方文化以来就随之开始了与民众的分离。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同时伴随着其自身功能的改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也是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线索。

一、传统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绅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知识分子维系着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体系，具有对社会终极价值的阐释权。这一权威是相对独立于皇权及其官僚体系之外，而被全社会，包括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所认同的。其次，知识分子在皇权及其官僚体系和民众间起着中介的作用。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礼义和教化维持着本地的稳定与秩序，协助地方官实施朝廷的政令；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地方利益，对地方事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传统社会通过科举等其他选拔手段，对民众中有知识的人赋予功名这一特殊身份，使之区别于民众和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
 
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密切接触和保持一致的价值观是知识分子对民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重要原因。由于传统社会城乡生活的一体化，知识分子也广泛地生活于乡村，生活于广大农民中间，因而与广大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知识分子主要通过日常生活对民众产生影响：通过祭祀、婚嫁、葬礼、人际交往、戏曲和口头文学的传述等广大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将儒家思想传导给民众。因其长期性和具体性，知识分子所维系的儒家人伦思想和政治思想遂根植于民众心中，浸透于民众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之中。因而，传统社会实际上具有一个相对独立于统治权力之外且长期稳定的价值体系。这使得广大民众普遍具有判别朝政好坏和批评朝政的能力，对朝政具有一定程度的制衡力。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朝政偏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施政纲领，便会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批评并得到民众的极大响应；当朝政腐败透顶致使民生凋敝，民众奋起造反之时，一些知识分子便会放弃对当朝的维持，转而加入民众的反抗并予以引导。

二、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遭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和凌辱，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间便开始产生分离。这首先表现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通过不断地探索和挫折，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转变思想、变革社会，才能使中国富强，推翻和摆脱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控制。由于知识分子比广大民众更为关切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由于他们比民众具有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渠道，于是在要求变革社会，向西方学习和抛弃旧的文化传统方面，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应当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效仿西方的政治体制；到五四运动时期，向西方的学习更是深入到变革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提出了科学与民主，摧毁传统的宗法礼教制度的主张。虽然一直以来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上，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严重分歧，但向西方学习和批判旧有传统文化的主张最终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在五四运动期间，向西方学习和批判旧有的传统文化的主张已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同。反观民众方面，由于在国家事务方面普遍没有知识分子那样强烈的关切感，以及受知识和信息渠道的限制，他们对社会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并没有强烈的要求。在广大的内陆农村，绝大部分民众仍然因袭于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生活在历史的惯性之中。虽然有一些因受到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而破产的农民流入了城市，成了城市产业工人，但为数甚少，也不具有强烈的变革社会的自觉精神。向西方学习和变革社会的要求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没能有效地传递到广大民众中间，成为广大民众的共识。基本上，中国大部分民众没有接触到西方事物和受到西方的影响。而那些对西方事物有所接触和了解的民众，也未能如知识分子一般，将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区别对待。他们一方面因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压，另一方面强烈地感受到西方思想与传统思想格格不入，而对西方的一切产生强烈的愤慨、抵制和反抗情绪。如中国民间的反教运动，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就强烈地反映了民众对西方文化的这种愤慨、抵制和反抗态度。
 
其次，知识分子的生活领域也随之与民众相分离。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求学途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向西方的学习，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和改变了他们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对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知识也产生了新的要求，四书五经等伦理文史知识不再是唯一的内容。算学、工程技术、外语等实用性知识成为知识分子知识构成中日益重要的部分。知识分子的求学途径随着新的需要也由过去的以私塾为主转为以学校为主。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则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和个人奋斗目标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在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起着选拔人才的作用，同时从社会制度上对知识分子的价值权威和在民众之上的社会地位给予了肯定。科举制度的废除，改变了社会的选拔机制和知识分子的晋升渠道，同时取消了知识分子价值权威和社会地位的制度保障，知识分子的价值权威和社会地位就只能仅仅来源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经济基础。知识分子开始从制度化身份转向职业化身份。除了传统的仕途之外，他们开始经商、办厂，从事工程技术、教育、写作、翻译、编辑和记者等新的职业。
 
随着商品经济和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新的交通工具和信息传递手段使得城市的信息接受量迅速增长，与乡村生活的差别日益显著。受城市生活的吸引，和随着求学途径、知识结构和社会身份的改变，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范围也随之改变。过去，在城镇和乡村都具有相差不多的教育机会和质量，而现在，由于知识内容和学制的改变，在城市受教育的机会更多，质量更好。这使得知识分子的受教育过程基本在城市完成，而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新职业及生活来源，这些职业都是以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和职业特征，都决定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城市定居，不再返回乡村。就这样，乡村精英被源源不断地吸纳入城市，而不再返回。这与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流动具有很大不同。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在城乡间的流动是双向的，而现在则是单向的。这就造成两方面结果：一方面，知识分子与乡村生活日益脱离和隔绝，与占民众绝大多数的农民日益相分离，对民众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另一方面，乡村精英的不断流失和得不到补充，也使得广大农民的精神素质日益下降。
 
随着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传统社会的解体，知识分子脱离乡村和与民众的分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由于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起着解释、维系、更新和创新社会终极价值的作用，自然地在传统社会趋于分崩离析之际，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重建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寻求社会发展之道的重任。在失败面前，他们不得不以成功的西方作为参照体系来对传统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加以重新审视。最终，转向从中国之外 — — 主要是从西方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和思想资源逐渐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正是这一转向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与广大民众的彻底分离。广大民众是传统社会的基础，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体。通过风俗习惯礼仪代代相传的潜移默化和长久浸淫，传统文化的神理已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血液和细微的日常行为之中。这与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秉承有很大不同。知识分子除了从风俗习惯礼仪中领受传统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读书求知辩理来习得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和缺乏对新事物的接触与敏感，在社会变动之际，广大民众仍然抱守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大大落后于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中脱离出来转向西方文化的步伐。这就必然造成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的分离。

三、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影响力的减弱

虽然知识分子日渐与乡村和广大民众相分离，失去了社会价值权威的制度保障，但他们仍然继续发挥着在解释社会终极价值方面的作用。他们致力于重新解释和批判传统的价值观念，引入新的价值观念和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并力图使民众所信服。同时，当时社会也还广泛地认同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权威作用。知识分子最终认识到，中国积弱贫穷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束缚人性发展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于是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自由、平等与博爱，批判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他们抨击传统的集权政治制度，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废除陈规陋习，抨击中国人的对社会事物的漠然，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他们还极力提倡和推动白话文的普及，以使他们的思想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从国外引进的思潮多种多样，其中的主导思想是自由民主与科学，其共同点在于批判传统的思想意识。可以这么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中国种下了追求自由民主的种子。然而，归根结底，新文化运动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运动，广大民众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五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知识分子、工人和城镇市民的政治运动，广大农民并没有参与进来。一方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取向上相对立和两者相分离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新文化思想的传播采取了新的方式，主要通过报纸、讲课和演讲而得以传播，需要一定的传播条件，特别是报纸需要受众识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范围只能局限在城镇，严格地说就只能局限在城市。而在此之后，参与这场运动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严重的分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继续坚持自由和民主的观念，而且主张应该通过由教育与文化运动来达成改革，不主张政治变革。他们逐渐避免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而退入学术工作的领域里，使得民主自由的观念越发受到局限，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而其他知识分子则不同程度地投身于政治运动，用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形成的思想来指导他们所倡导的政治运动，以致力于改变和强大中国，摆脱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与压迫。然而，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他们的指导思想或多或少偏离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主导思想。因而，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中国广大民众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四、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整合

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价值取向上的分离与对立，也是中国近代多次政治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共产党深入到农村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中国的历次政治变革都未能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同时吸纳进来。政治变革基本上发生在社会的上层结构和城镇范围内，各种政治势力，包括统治阶层和反对派都从国外寻求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和经济上的支持，因而它们的政治基础都十分脆弱而不稳固。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权力的更换，也即改朝换代有很大不同。传统的统治权力的更换一般从社会的基层开始发生，也就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当知识分子认识到旧的统治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或无法挽回时，他们就会加入起义队伍，并用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来加以引导和予以辅佐，以建立一个新的符合儒家政治伦理规范的统治。这种统治权力更换的思想资源是内在的和恒定的，所依靠的力量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基础。它从基层开始，通过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上达最高权力，因而新的统治具有牢固的支持。
 
在国民党清洗共产党之后，共产党被迫转移到农村，并逐步转向自觉地在农村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动和依赖占民众绝大多数的农民，将自身根植于农村。共产党在依赖对象和活动范围上的改变使得它的权力来源重新回到了传统的方向，这一转变必然伴随着共产党对其思想资源加以转化，以满足广大农民的诉求。因为广大农民仍然广泛认同传统的思想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排斥和仇视外来之物。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势所必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到了整合中国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的作用，成为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粘合剂，将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对待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上的分离与对立的立场奇妙地结合了起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思想，迎合了知识分子否定传统思想的倾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即它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植入其内，又符合了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取得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一是它的权力产生于广大民众支持的基础之上，二是它将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结合在了一起，动员起了广泛而强大的社会资源，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缺乏知识分子或基层广大民众任何一方的参与，均无法成功。

五、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相分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从而使得中国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和影响。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得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同一化了，加强了中国集权主义的政治传统，强化了权力意识，损害了权利意识在中国的树立。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解释权，也随着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逐渐丧失，而最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完全消除。通过对延安文艺界的整风，知识分子被限定为党的宣传工具，其任务是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通过文学艺术手段向工农兵群众宣传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而且，知识分子只有通过先向工农兵学习，才能够教育工农兵。而知识分子是否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是以党的利益出发由党来确定的。虽然这针对的是延安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应发挥的作用的定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局限在宣传、贯彻和执行党既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而没有对理论、方针和政策的质疑权和解释权。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就被消除，从而处于一个十分微弱的完完全全的从属地位。
 
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价值解释权的消除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和生活范围上与广大民众相分离是其社会价值解释权被消除的客观基础；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向广大民众的阐释过程中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党组织的运作，也就是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变革和军事斗争完全结为一体。为了确保政治变革的成功，将社会价值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十分必要。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更进一步赋予了党根据实际具体的情况和利益对马克思主义不断做出新的解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即使知识分子根据马克思的原著所做出的解释也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必须加以清除，更不用说根据其他的思想渊源。第三，具有高度控制力的政党组织形态成了政权结构的主体，加上可采用的先进的通讯交通方式，大大增强了政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党组织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组织，采用先进的通讯交通方式，可以保证政权的最高层对最基层的有效控制，保证政令的下达和信息的反馈。虽然不能说富有效率，然而却能满足保证政权稳定的需要。这样，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保持社会稳定的中介作用，在这里也不再需要了，知识分子过去所担当的在统治权力与民众间的中介作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基本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变异的形式对西方文化的抵制与拒绝，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也可以看成是从根本上依赖于传统文化资源和政治力量而取得的成功。因而共产党执政后，其政权与存在于文艺界和教育界中的自由主义观念相冲突就势所必然。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固，清除自由主义观念和“改造”知识分子也就十分必要。实质上，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反右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消解知识分子价值解释权的继续，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侵入其“机体”内的西方文化的清洗。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变得十分低下。而通过实行城乡隔离的管制政策，中国知识分子被强制地与民众进一步相分离，而相互隔绝。就这样，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思想意识及表达，完全丧失了影响民众的渠道，而相应的广大民众也普遍丧失了批判能力，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政治与思想高度同一和集中的控制之下，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一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农民既是最贫困的阶层，又是集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强大基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决定和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制度及其发展。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从表面上来看，农民是现今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最低的阶层，但实际上他们支配着中国所采用的政权形式。一方面，广大农民一直普遍认同集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政权的形式和结构不得不迁就和依赖于他们；另一方面，这个依赖于他们的政权也很大程度地在长期利用它们，不公平地对待他们来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其最严厉的措施就是实行城乡隔离，使得农村和农民长期得不到发展，让广大农村和农民长期隔绝于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物质文明，从而牢牢地控制住农民。因而，知识分子要求自由民主的主张得不到民众的响应，民主自由的观念不能普及。而相反，广大农民，或者说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也就是崇尚和服从于权力而漠视和侵害权利，通过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传递，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二致。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民主自由仅存在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之中，既没有成为广大民众的共识，也远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和实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经济价值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大的体现，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空前高涨。但知识分子仍然缺乏完全独立的表达，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思想观念仍然相对立，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影响仍然十分微弱，知识分子对社会价值的解释仍然不具有权威性，广大民众仍然普遍缺乏批判能力。而这些之所以依然如此，根本上在于使得知识分子与民众相分离的城乡差别和隔离仍然存在。所以，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乃是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首要，不只是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如欲成为一个相当程度上的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必要前提，便是广大民众普遍认同民主自由的原则。而只有消除城乡差别和实现城乡一体化，才能使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民众之中，才能让广大民众充分接触到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物质文明。如此，才能够让民主自由的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然后贯穿于民众的日常行为之中，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开放革新和不断削弱的集权政治结构是较好适合于中国民众的稳定的政治结构，是能够包容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较好的政治结构，是向民主自由社会平稳过渡的可行的政治结构，是可以和应该接受的政治结构。
 
 2004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