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上海 我的日子

一直没想清楚，自己应该在matters上写什么类型的文章。

从3月12日到今天，整整过去了一个月。我想我应该记录起2022年的上海，即使是在俄乌战争的阴霾之中，在残酷布查屠杀的对照之下，上海依然显得如此兵荒马乱。我为什么每天要遵循惯性，在墙内与删帖搏斗？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又像全中国抗击奥姐。以后每天，在这里记录上海疫情一切相关的讯息和每天“足不出户”的生活。记录一个国家如何逆流而下，如何陷入疯狂。

三月

我记得很清楚，3月6日那一周和JJ分开之后，我们为了基金申报焦头烂额。体制的逻辑总是一以贯通，不要给体制找麻烦，但是体制并不介意给你们找麻烦。一个必须要有宏的Word文档，一个必须要在Windows操作系统里打开的Word文档；让我们整整忙活了半周。12日JJ回家发现家里的台式机可以打开，我们兴高采烈的修改和保存。哪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束却是一整个月封控的开端，命运总是在回头的时刻展现出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在记忆里顽固的纠缠。

其实从3月初开始，防疫的气氛就慢慢变得紧张了起来。虽然每天“上海发布”的新增数字都显得可控，流言却悄然增多了起来。人们在不透明的信息里交换着彼此并不十分确信的情报，却怎么也拼凑不出什么更真切的画面。但是三年以来防疫的效果以及显得十分及时的时不时溯源封控48小时观察，这一切如同游击战一样，让人渐渐习惯，觉得这一切一定会过去。

8日去学校做了中期报告之后，第二天便收到了学校封闭管理的通知。10日在杨浦图书馆渡过了三月最有工作效率的一天之后，晚上便收到了图书馆即将无限期闭馆的通知。这时，疫情的紧张气氛开始加码。11日我收到了所有教育系统的人做一次核酸的通知，去了B说很快速的岳阳医院；结果那里早已人满为患，排了整整两个小时。而我没想到的是，这正是我三月核酸大奉送的开始。

14日小区开始组织核酸，很快19日、20日又连续测试了两次；测试时人们也并不被允许离开小区。这两天的连绵阴雨，使我错失了这一短暂的自由时光，很快21日就被困在了家里。即使是21日我所在的楼栋被封，我却也不了解具体的情形，只有各类微信邻居群组传来的消息，即我们楼栋出现了确诊，因此一栋楼都被定义成次密接，需要7天居家观察。一直到28日解封，这七天在家我体验了平静——烦躁——忧郁——平静的心绪循环。开始看亨廷顿的《美国政治》，完全停止了所有的学术工作。很快，我就对时间失去了坐标感。

这七天对自由的渴望，使得我在28-31日这几天，几乎天天出门散步，且是以2个小时为基本单位的闲逛。事实证明这太明智了，因为很快，4月就面目全非的来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监狱之月。

四月

当我以为3月底我对时间失去了坐标感已经足够糟糕，等到四月才发现时间还会变得如此混沌。4月1日按规定在家呆了一天后，2日我便蹑手蹑脚的下楼查看。楼下竟然连个把守都没有，居民却没有一个出门。强制力和驯顺，我竟不知道哪一个更糟糕一些。站在洞开的门口的刹那，我意识到一种强烈的，出于自身尊严的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我必须走出去。

然而站在门外四下无人的小区花园里时，一种强烈的“恐怖”紧紧攥住了我。那并非违反威权规则的恐惧，因为我的理性早就告诉我，即使被发现了也不过是被辱骂和驱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也不是简单的发现，在没有强力和暴力即刻的威胁下，所有人都温顺的遵守着完全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规定的“恐惧”。而是一种难言的心理感受，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和煦阳光和绿荫下的空无一人，是一种绝对的“孤独”感觉，伴随着理性的知道这里存在着无数个人。后来我明白，那一刻我直面了人性中的“unsocial sociability”，the human “propensity to enter into society, bound together with a mutual opposition which constantly threatens to break up society”.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政治隐喻：1，封楼，24小时楼门口有人把守；2，封城，外面空无一人，而楼门大开无人把守；3，出门，在门外偌大的世界里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人。

后来的日子我每天都会出门，早晨晚上，随着小区管理的曲线的起伏溜出去。碰到不发一言沉默走动的邻居时，内心会涌起欣慰。看着夜色里互不叨扰的行人，我也第一次理解了“道路以目”。而早晨我也遭遇过两次驱赶，一个是掏出手机开始拍我的居委会成员；另一个是骑着电动车冲过来的穿防护服的保安。我不发一言，和基层累死累活的他们，又有什么可说？

4日再次核酸，还破天荒的放在清晨六点钟。这个政府就像疯人院里的精神病人一样，似乎总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说出来的话语也和放屁一样不作数。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也亲眼见证，5日既不可能解封也确实并没有解封。中国政治中的言语，一类被意识形态和官僚权力败坏，变成一套黑话，一种八股，成为他们筛选“自己人”以及设置“门槛”的手段；一类则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变成连绵不绝的语焉不详与谎言，为政治信任的消逝埋下祸根。

虽说一切都朝着无可奈何的囚牢发展，我却在人心惶惶的沪上看到了希望。比起14年、19年的孤单一人和大部分人的冷漠旁观，这次我却看到了更多对人们构成了冲击而非选择的信息。我也明白了，人的改变不是信息丰富带来的，而是信息冲击带来的。于我而言，可堪欣慰的有三点。首先，国家能力果然没有那么行，强力带来了混乱而非秩序；其次，三年抗疫，一切如旧，那些洋洋得意者应看到真实；最后，运动之下，早已没有新型的、且具统治力的意识形态，毕竟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比起改造社会的马列主义差的太远了。

自从我深刻意识到康德说进步是理性为历史寻找的大方向之后，遇到现代的野蛮时刻我都会想，人类的标准还是提高了；如果说历史本身只是循环论正负反馈的平衡的话，遇到这些野蛮行径我也会想，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总而言之，时代如果变坏，那是自然而然；时代如何变好，那是我们所有人理性之所向的共同努力才行。不要过多陷入道德主义，也不必因此而虚无犬儒，政治的奥义在于平衡与审慎。这几年眼见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离合悲欢；反而不容易无力绝望了。看似失败，其实未必失败；看似挫折，其实并非挫折。所谓审时度势的时代大势，往往是纤毫微小的个体命运搏出来的。你看它此刻输了，未必是输；你看他锦衣御马、烈火烹油，却算不上赢。

6日是原先CT检测出肺结节，按二月的预约去复查的日子。前一天向居委申请，虽然她们百般希望我延迟，我却意志坚定，一是想外出放风，二是不能放过这样一个观察医疗系统运行的机会。晚上先通知我不能成行，过了半小时又来说街道批准了。

具体的流程则是，如果有私家车可以申请通行证外出，如果没有私家车则需要居委协调志愿者的私家车来接送。我等待时，身边是要去做化疗的中年大妈；我到医院时则因为4日早晨7点多的核酸超过了48小时，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入院。不知道那位去中山医院化疗的邻居，有没有顺利入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些强制安排的核酸时间，在危急时刻无路可走？而后的讯息，果然如惨剧精准预报一般，一条条一幕幕无可避免的出现了。而这些惨剧，在新闻媒体那里，并没有一点位置。

回来之后我跟居委沟通，必须要在6日核酸48小时过期前再送我去一次医院。居委真是辛苦极了的工作，为了进入体制、为了保障，无数的国人甘愿将自己的生命和才智消磨在这些“吏”的工作中，充当着安全气囊，充当着三明治夹心。

8日总算如愿进了肺科医院，外面空空荡荡，医院门口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医院里面倒是别有洞天。门诊的四楼坐了不少来看诊的人，比预想的多，也比寻常时的人流少了近九成。CT倒是只有我一个人来做，做完挂号，开单的护士建议我挂胸外科。胸外科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我只坐了没几分钟，便进去见着了医生。

他瞥了我一眼便问，来干什么？打疫苗了吗？在我简单答复两句，他便开始了输出。复查你们小区怎么放你出来？你不是浪费医疗资源吗？你这个起码再观察半年也没事！这个我也没办法现在也做不了手术！实在是一连串的诘问和责怪将我震晕了。直到回到家我才回过神，为什么我正正常常的看病要被说成浪费医疗资源？为了抗疫关闭大部分医院的大部分科室把医生防控在家里这才是浪费医疗资源。

回来和接我的志愿者商量了一下，他很爽快的同意在离小区一公里的地方放我下来。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看着偶然驶过的汽车和稀少的外卖员，看着路上覆满的落叶，就这样，一整座城市被迫暂停了。而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景象，还是2014年占中时的湾仔。两座联结我生命的城市，先后被拖入噩运的深渊，正如我个人的命运，亦被这令人慨叹无力的国家左右着。

下午在家听孙希文的直播，我一直很喜欢去和科室的各类医学专家聊天。他们共享一些相似的特点，最重要的就是“权威”。这种权威是常年的实践赋予的，是“民主选择”的，临床医生并不单单凭借论文、体制奖励和关系获得prestige，他们比起民主体制的政治家更加直接的面对病人的质疑和考验，同时也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托付。这些人通常都保有一种平和、自信的气质，非常善于用非绝对的断语沟通。而他在直播中所说的是，对于医生而言，出于科研的需要，医生为了研究必须把疾病现象和问题精细化操作，从而变得复杂；而对于病人而言，他们则恰恰需要将复杂的病症简单化，把自己的疾病理解为简单可操作的治疗步骤和康复意见。不仅如此，他还建议病人将疾病视作新生的契机，以此作为信号去改正生活中曾有的坏习惯。

我觉得，这正对应了一个人身上的思考与生活。

10日读书会，和许久未见的小伙伴更新一下近况，并沉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编织的伟大故事之中，总算有片刻的解脱和欢愉。精神世界的丰富其实很难与沉重的肉身分离。当肉身不再自由，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力量和意志去达致精神的自由。当年看霍布斯时，我就很不以为然他的“思想永远自由”的论调；直到遇见阿伦特，她清楚的表达了一个人的行动不再自由，思想往往更难自由。我们的物资一直充足，各类团购的蛋奶肉都没有特别短缺过。然而读书会里也同样有刚刚签约了房子，屋子里缺衣少食的朋友。

11日和12日，又在各式各样的消息中混混沌沌的过来了。小区的一栋楼，似乎因为阳性转移不及时造成了楼栋群聚感染。只能透过稀稀疏疏的声音，听到他们的哀号。没有人配送他们的物资，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何时可以得到治疗。人们在对奥密克戎的恐惧中自我限制着，而我已经在这样封控的生活里感到疲倦，只想跳出这样无休无止循环往复的梦魇样的生活。我好像已经开始用“检测核酸”来标记一天的特殊，生活变成了抗原检测的一天与核酸检测的一天。社交是微信里不断跳动的团购群、上海朋友群，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信息涌入眼帘，而我只能以情绪简单应付。

11日流传在网络之上的，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去徐家汇考察。在去了原定的小区，并在原定小区住户配合表演收发快递之后，他提议去对面小区看看。计划外的行程总会给共产党干部计划外的收获，李同志收获了轮椅老太和牵狗老太的问候。微博上流传着牵狗老太的原话：先烈把江山交到你们手里，却搞成这个样子，我是痛心疾首，你们有罪于国家，愧对先烈，愧对天地。一贯的国人指责官僚的话语，还是那一套话语，还是那一套思维。而流传的微信截图里则有人提到，李强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声：什么是团长？

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过着什么样特权的生活呢？他们的生活里不需要有抢菜、团购、公交和市场；他们遭遇到的一切都是文质彬彬，都是礼貌的，都是善良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坚不可破的同温层的话，那应该是叫赵家人。

12日，则主要是关于东方卫视的抗疫晚会的消息。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这些让人爆炸的正能量，这些形式主义、赞歌、伟大光荣与正确，直直的让人透不过气。每一个后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居民都能够深刻体会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密不透风的大网，强迫着你感动、鼓掌、欢呼和快乐。Kitsch，极致的刻奇。他们不只要求你忍耐，更要求你从他们带给你的苦难里寻找救赎，理解苦难，甚至歌颂苦难，最好是全身心的相信苦难就是你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