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技术让专制升了级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其发端于1861年初恭亲王奕欣上奏的《统筹全局折》，而于1894年9月北洋水师败于中日甲午海战而宣告破产，历经30余年。

后代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几经反复，褒贬杂陈。目前，官方的主流意见倾向于肯定“洋务运动”学习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奠定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的历史性作用。

我以为，就“洋务运动”的初衷和直接目的来看，它想强国富民，想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它是失败了。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它对中国的整个近现代近程具有什么样的长远效应呢？却仍然有待深入分析。

我认为，至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便是“君权”或者说是“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历史。这种历史趋势由两大因素决定。一是中国人所秉持的政治文化价值，二是中国社会所拥有的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手段。前者是初级变量，后者是次级变量。而至今为止，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价值仍然停留在“君权至上”的层次上，从古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手段的发展，将更有利于增进“君权”直接控制社会的力量，而不利于增进自由的力量和诱发出自由的价值观。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以为，“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历史作用便是增强了集权专制控制社会的能力，相应的减少了国民所能保留的自然权利，客观上为专制升级提供了物质条件。纵然它及之后所引进的技术不断地改善了国民的生活品质和便利程度。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社会从分封制转入郡县制后，郡县制便绵延了2000余年，历经大大小小的改朝换代，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改朝不改制。变化是有的，但基本的大框架和结构却非常地稳定。

郡县制的社会结构，很好地适应和解决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与物质生产高度分散的经济格局相协调与相互济的问题。它有两个政治结构和三种基本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一个是以皇权为最高权力的官僚体系。皇权通过郡县的行政体系而到达县；在县以下乡村，则主要由宗法权力来支配。三种基本的政治力量则是民众、士大夫阶层和皇权。国民受到两个政治权力的管辖，而读书人则掌握着社会价值解释权，维系着儒家的忠孝价值观。进则成为官僚体系的一分子，退则栖身于宗法家族之内，成为沟通和调和两个政治结构的桥梁。皇权虽然握有最高权力，但却要受到儒家价值观的微弱的软约束。

为什么郡县制的社会结构能稳定绵延这么长久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产发展水平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专制社会本身并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机制，它在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只能依靠偶然的获得，而不能通过创新机制系统性的大量获得。所以，在2000余年里，中国社会的生产技术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但“洋务运动”及其后续的引进使得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国专制社会也能获得和应用先进的技术，也能获得和应用建立在这些技术上的组织管理手段。交通通讯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商品交换的更加密切，都会不断加强中国社会内部之间的联系。这使得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以宗法家族内部为主不断转向以外部为主，打破了各个宗法家族之间的界限。这自然会削弱宗法家族的力量，冲击基层社会的宗法家族结构。同时铁路的修建、电报的使用等交通通讯手段的提高、嫁接在会党组织模式基础之上的列宁式政党组织形式的出现、威力巨大的新式军备和新的组织更为严密的军队建制，等等，都为专制力量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提供了巨大的可能。

当基层宗法家族结构不断削弱和解体时，有什么东西来填补它呢？自由自治民主可能吗？太小可能了。这缺乏相当的思想基础。除非有外部力量的强力介入，或者能在一个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长期持续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熏染。自然而然，专制的力量会乘虚而入，它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扩张冲动。一如分封制转向郡县制，一旦物质条件具备，专制力量便会乘机扩张。在分封制下，并非天子不愿意直接管理所有的土地，而是他拥有的控制太弱，只好委托给诸侯打理。而在郡县制下，也并非皇帝不愿意直接管理所有的土地，而是他的控制力仍然还弱，只能将控制末端延伸到县级。而在乡村基层社会，则不得不交由宗法家族来管理。因而，当专制力量强大到可以直接控制整个社会时，它自然而然地就会不愿意再依赖宗法家族和读书人阶层，而要消除它们。它就会“灭孝强忠”，将控制末端延伸到基层社会，并剥夺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解释权。

“太平天国”应该算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专制升级这一冲动的最初尝试。但那时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手段尚不足够，支撑这一新的体制的思想准备也尚未完成。当然，它最终就失败了。而当中国社会经历了“洋务运动”，技术和组织手段都得到不断提高，并在随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等一系列“灭孝强忠”、剥夺知识分子价值解释权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后，一个将控制末端延伸到基层社会的“政教合一”的新型专制雏形就形成了。根本上，这一雏形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沿着原有的历史趋势而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借助西方世界的技术的终极定型。

因而，我们可以说，“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的专制升级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至今为止，西方世界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为中国社会的专制升级提供了外部输入。而“洋务运动”也是中国社会唯一从西方世界获得的起到了实质性巨大效果的外部输入。其它的输入，包括马列主义等思想和制度，大多是徒有其外来的表征，但实质上，却包含在中国自身的文化信息之中。近现代中国历史本是中国文化的题中之义，至今为至，并没有被西方文化改变方向，是中国“君权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外部条件下并借助于外来躯壳的继续展开与升级。

200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