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食天堂」的海市蜃樓（上）：邊陲城市的生與死 01｜投稿 #17

作者：靜水深流

「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吃吃喝喝。」——蔡瀾

我是一名吃貨，生活樸實無華，但有限的收入幾乎都花在了「食」上；來者不拒，就算連月吃金鯧魚也津津有味。可能是廣東人基因使然吧，粵菜和日料是我絕對的「心頭好」，但在此之外，世間各種煙火於我都別有一番滋味。食物不僅是飽腹之物，更蘊含群體的文化和個人的回憶。每次被美食所承載的巧思與誠意打動，我都不禁感嘆：「哈！真是不枉為人吶。」

普羅米修斯盜來火種帶到人間，人類文明的進化史不就是一段為嘴和肚奮鬥的歷史嗎？

因此，五年前我滿懷歡喜來香港求學，皆因從小就聽說這裡是「美食天堂」。絲襪奶茶、菠蘿油、餐蛋公仔麵（下刪N道美食）……單是看見大家樂廣告裡滋滋作響的豬扒與雞扒，就彷彿已經陶醉在飄忽的「香味」裏。

然而好景不長，在校園吃了一星期「清一色」茶餐廳後，我反而懷念起家裡綠油油一大碟的菜芯和不加味精的燉湯。或許是校內餐廳質素不高？可惜校外快餐似乎也相差無幾——冷冰冰的配菜、硬邦邦的白飯、辨不清是雞還是豬的肉扒……總而言之，無論哪間快餐店，味道都是「清一味」——原來不同的招牌全屬同一母公司。 

豬扒火腿午餐肉，泡麵茶粉調料湯，煉奶糖精番茄醬，菜都懶得燙一燙。

——筆者（半成品文化，似乎也成了香港餐飲的一大特色）

有同學笑言：「我每日食飯只係為咗活落去。」雖言過其實，但身處「美食天堂」，又何至於此？

我並非抱怨香港沒有美食，相反，香港絕對稱得上世界餐飲的「宇宙中心」。旺角、銅鑼灣的餐廳即使經受疫情也絲毫沒有黯淡。我只是疑惑：香港不缺出色的廚師及中西合璧的烹調技巧，但去哪找真正新鮮的食材？工業化的食物生產可能供應高質量的食品嗎？高租金壓力下，效益優先的營運模式能留住多少食物本身的味道？鋪天蓋地的連鎖店和人山人海的網紅餐廳，真的令我們填滿味蕾的選擇變多了嗎？當托盤盛著流水線「組裝」起的快餐推到我面前，我只是在麻木中感到一絲沮喪：「係呀，50蚊買得來多少用心呢？」

「民以食為天」，「美食天堂」的名號是一座城市的驕傲，或許也是最不該捨棄的靈魂。

一、食物從那裡來？

生活在香港這樣發達的現代都市，人們幾乎不會考慮「食物從哪裡來」的問題。街市、超市、餐廳、士多店……食物無處不在，唾手可得。大部份市民都不會爲一日三餐這最基本的需求而擔憂，也不認為糧食會是這座城市需要費心思考慮的問題——我們早已跨越了溫飽階段，不是嗎？

然而，糧食供應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議題，尤其對地處大陸邊陲的港澳來說，糧食供應是否穩定，攸關生死。香港地域狹窄、山石密佈，耕地有限，土質貧瘠，又缺乏淡水，如何養活七百多萬人口？回顧歷史，港澳都曾經歷過忍飢挨餓的時期，糧食供應不過在上世紀60年代末才漸趨穩定。百幾年間，圍繞「糧食供應」展開的角力、抉擇與行動，編寫出城市的生存發展史。

1841年香港開埠時，約有4000人口，居民過著自給自足的農漁生活。一直到二戰前後，香港農業耕作模式同華南鄉村都大體一致，以稻米種植為主，基本可以維持本地供應（註1），「元朗米」甚至出口到海外（註2）。據統計，到戰後初期，香港八成的農地都用以種植水稻，剩下約兩成用以種植雜糧、蔬菜、果園和花圃等（註3）。

二戰結束後，大批大陸難民為躲避國共內戰南下港澳，令香港人口從日佔時期的60萬激增至1946年底的150萬，到60年代末又增至300多萬。人口暴漲使這座城市的食品供應能力備受挑戰，解決溫飽問題成為第一當務。

1951年，嘉道理農業扶助會（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KAAA）成立，為農民提供培訓、農資和免息貸款等；並修建試驗及推廣農場，改善牲口品種，示範高效的耕種和畜牧方法，幫助農民自力更生（註4、5）。在港英政府與KAAA等組織的資助下，約100萬難民在新界安置下來，以農維生，在田邊建屋安居，成為香港食物本地供應的中堅力量（註6）。

這一時期，港英政府的農業政策以「鼓勵稻作與牲畜經濟生產最大化」為主要任務，以主動積極的態度發展本地農業，以令農民社群逐步提升生活水平（註7）。 

除了本地農產品供應，五六十年代，香港農產品銷售商也從內地購入食副產品。當時香港與內地存在較大的物價差，這一市場關係總體保持著穩定。然而，60年代初，大陸經歷了「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人們飢不擇食，更不可能將緊絀的糧食賣給香港糧商，香港食品供應也因此大受影響。

當時長期在香港經營和銷售供港食品的央企華潤集團，承擔起在海外為大陸緊急採購糧食的任務，華潤同時向外經貿部建議，開通內地食品供港的專線列車，一方面幫助緩解「自然災害」對供港食品市場的衝擊，另一方面穩定對港澳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註8）。

很快，周恩來批出開通供應港澳鮮活物資「三趟快車」的提案，外經貿部專門成立「供應港澳三趟快車領導小組辦公室」，各大省市紛紛建立專門供港澳食品基地（註8）。對於內地各層政府和供應單位而言，食品供港不僅是一項經濟活動，更是一項政治任務（註9）。

1962年始，分別由上海、鄭州、武漢三地始發的「三趟快車」，「定期、定班、定點」每日開行三趟，載著滿滿的食材直輸港澳。這一持續、穩定且相對低廉的內地供港食品體系一直運行至今。半個多世紀來，供港物資「幾乎未受市場價格波動、自然災荒、文革等動亂、春運擁堵等因素的影響——即便是在內地經濟極為困難的時期，供港快車也不曾中斷過」。這絕不是憑市場行為能夠維持的狀態。

食物供應線是一個城市最根本的生命線，掌握了它就掌握了這座城市的命脈。60年代後期，內地供港食品已佔據香港食物消費的60%（註 10）。供港食品外，內地供港物資後來進一步延伸至供水、供給能源等諸多領域（將在此系列後面的篇章詳述）。

現今港澳幾乎都依賴內地的食物供應，但這樣的情況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我們之後再繼續探討香港糧食供應問題。

#文章篇數：1️⃣5️⃣9️⃣

參考資料：

1. Lau Hoi Lung. Evolu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2. Hayes, J. (2006).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989-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AFD]. (1950-1960).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 Forestry.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Printer.
4.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 取自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網站：https://www.kfbg.org
5. Blackie, W.J. (1972).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1951-1971, Hong Kong: The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6. Wong, C.T. (1971). Vegetable farming in Hong Kong: a study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AFD]. (1960-1970).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 Forestry.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Printer.
8. 鄭東陽，戴平. (2011). 香港特供五十年秘辛. 鳳凰週刊. 取自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201202/http:/news.ifeng.com/fhzk/detail_2011_06/08/6876167_0.shtml
9. 羅建軍. (2019). 揭秘「供港食品」近60年歷史，總理親自指導，安全率超過99.999%. 35斗網站. 取自http://vcearth.com/p/NjBkZTVkZmMzOWRhNzYyMTgwYjhkMTYyYTlmOTI1MDc=
10. Cheung, G.K. (2009).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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