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前,不可能有技术创新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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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2015年的GDP为67.67万亿元,约为11.8万亿美元。但中国经济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本币不是国际货币,二是缺乏技术创新。当然,这仅仅是从经济层面来看。

为何中国缺乏技术创新呢?纵然政府在某些方面也非常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原因有三个,一是技术创新的利益驱动不足,二是缺乏技术创新的利益保护,对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都不够。三是教育和职场压制创新思维。

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所谓技术创新就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改变生产函数,从而使得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下,产出更高。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模型就是将资本和劳动作为自变量,两者统称为生产要素;经济产出则是因变量。

提高产出的方法无法乎三种;一是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二是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三就是改变生产函数。除了技术创新外,管理创新也能改变生产函数。

回顾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改进了劳动和资本的配置,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产出率更高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将投资从中间产品转向了消费品,转向了出口。前者改变了生产函数,后者优化了生产要素配置。前者得益于开放,后者得益于市场化;另外,加大了劳动和资本的投入,然而劳动投入会有一个限度,有8小时工作制,人们需要更多的闲暇时间;但缺乏自主技术的创新。

为何缺乏技术创新呢?因为引进技术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比技术创新的利益驱动更高,能以更少的投入和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产出。技术创新总是出现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之后。当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还能增加产出,就不会有技术创新的动力。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涌现那么多技术创新的部分原因,因为它的要素配置在一个充分的自由市场中得到了最优配置,无法再通过改变要素配置来增加产出了,只能通过技术创新。

在中国,通过市场化,应该说劳动力要素得到了比较好的配置,以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从而释放出了巨大的潜能。但仍然很不充分,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城乡分隔的社会制度,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虽然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但却是依赖行政化手段,而通过市场来实行城镇化的总体效果更好。如果土地能自由交易,也不会出现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现象。

但在改革开放中,相比于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土地资源的配置差得多,离优化配置差得很远。现阶段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虽然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城市土地的商业化和政府征用农村土地用于工业生产,产生了巨大效益,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土地配置仍有相当大的优化空间,这就是绝大部分的农村土地没有得到优化利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在已有的农业技术条件下,通过优化配置,可以大大提高产出效率。

土地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资本,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活动都必须依赖于土地。由于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在扩展的生产函数模型中,将土地从一般的资本中抽离出来,将产出看成是劳力、土地和其它资本三者的函数。土地资源的合理优化利用能释放出巨大的产能。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都会本能的意识到改善土地配置的巨大增值空间,远高于技术创新所能带来的盈利。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城镇化,就是为了有限地改善土地配置,以从土地增值及附着其上的经济活动的增值中征收费用。但这种努力受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限制,效果会大打折扣。目前看来,成效不大。但它又不会推进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私有化,因为这样会失去对土地的控制,从而影响执政基础;同时如果土地以自由交易的方式实现优化配置,它从中能征收的费用也没有它用行政手段来部分地实现优化配置征收得多。

土地配置改善的巨大增值空间一样会吸引企业家的强烈关注和投入。根本上说,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最主要的基础性因素。可以说,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土地资源利用和衍生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包括房地产、土地用于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基础产业和实现机械化规模农业。我不是说,中国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了,只是说那还不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劳动力的配置的改善的余地也不大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受制于产业升级的停滞,而这正与缺乏技术创新有关。

总而言之,技术创新和劳动力要素在近阶段都不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土地的优化配置才是,有巨大的增值空间。而在释放出这巨大的潜能之前,不会普遍产生技术创新的动力。

2016年4月27日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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