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抗戰-7】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文強 時任軍事委員會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上校人事科長）

八一三上海抗日戰役爆發時，我在國民黨參謀本部乙種參謀業務訓練班任中校政治指導員。因抗戰爆發，國防前線需人很急，所有在班受訓的現役諜報參謀人員，奉命調回各原保送的部隊服務。參謀本部乙種參謀業務訓練班是由軍統局的前身特務處控制的，鄭介民以參謀本部第二廳第四處少將處長的身份兼這個班的主任。特務處直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領導，鄭介民對內是特務處的副處長，戴笠是這個處的上校處長，官階上比鄭介民低一級，而權力上則是鄭介民的頂頭上司。我當年是雙重性的組織關係，既是特務處中校官員，也是屬於參謀本部第二廳的官員，而且又是民族復興社的官員。八一三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即得到鄭介民轉來戴笠自上海發來的電報，調派我為上海三級無線電傳習所（以下簡稱三極電所）所長，限即日動身前往上海報導視事。我於當日乘京滬特別快車抵滬，前往法租界拉斐德路楓林橋三極電所視事，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1. 三極電所的真相

 三極電所是為特務處初步培訓無線電技術幹部的學校，分為訓練報務員及工程人員兩大類。初中文化程度到高中以及大專學校畢業的青年男女都可公開投考。我到所視事後，才了解這所學校已經停辦，決定遷往武漢，但我仍以所長名義視事。這是為了保持上海三極電所這塊校牌來對付租界當局，而實際上則是在戴笠主持下開展對日工作的秘密中心。

 當時為了對外，我身兼三職，公開身份是三極電所的所長；秘密的身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的上校處長（戴笠為了便於我與國軍首腦機關聯繫，保舉我提升一級）；再一個是蘇浙行動委員會上校人事科長。上海抗日戰爭鏖戰到9月4日，蔣介石電諭戴笠，杜鏞（編者注：杜鏞緝即杜月笙，上海著名幫會頭目）限期一月內組成抗日別動部隊一萬人的武裝力量，配合正規軍作戰。在敵前敵後擾亂，牽制，襲擊敵軍，並肅清奸匪敵諜的活動。9月4日的代用韻目為“支”，戴笠便以奉到“支電”之日作為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和隸屬於該會的別動隊建立的紀念日。從這天起對我便有此任命。這就是三極電所的真相。

2. 浦東至金山衛及杭州灣勘測之行

 我到滬一週，即8月20日夜間，戴笠在三極電所二樓辦公室找我和另一些骨幹談話，告知上海戰役爆發是日軍挑釁，派遣浪人闖入我飛機場搗亂，企圖走一二八戰役僥倖取勝的老路。南京最高當局已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抗戰到底。戰爭爆發前夕，我軍已將闖入我機場的日本軍曹處死，敵方便大舉進攻。此事只許在座諸人知道，應嚴守秘密，不准洩露。當時在場的除我之外，有余樂醒，羅國熙，周迅予，劉戈青，王業鴻等人。

 戴笠的這次談話，是為了鼓勵我們前往浦東的川沙至金山衛及杭州灣沿海調查勘測，謹防日軍偷渡登陸，危及我軍側翼及後方補給聯絡線，以策安全。我們一行六人，由戴指定余樂醒為組長，我為副組長，羅國熙，周迅予，劉戈青，王業鴻等四人爲參謀，名稱定為參謀本部戰地調查勘測組。

 戴指示連夜做好出發準備，並告知出發前先去上海勞動協會與朱學范先生聯繫，由他介紹嚮導及沿途情況。次日晨七時許，我們到達勞動協會之後，他先向我們介紹嚮導（口音是浦東人，姓名忘記了），後介紹了自川沙縣經南匯，奉貢兩縣到金山衛的大致情況，並向我們交代，沿途有更熟悉的嚮導引路和介紹情況。朱學范先生非常熱情，在工人中有威信，為了愛國抗日，所派遣的嚮導及沿途的嚮導們，不辭辛苦，不畏敵機轟炸掃射，勇往直前，從無畏縮之態，對我們起了可敬可愛的模範作用。

 這次調查勘測之行，為時四天四夜，完成了預定的任務。白天一步一個腳印的行走在鹽灘地上，只有極小一段路程以獨輪車代步，一車能坐兩人，與四川成都附近的手推雞公車相似。我們白天在烈日下勘測繪製草圖，夜間總結所得，再繪製精確詳圖，常常忙到深夜兩三點還未入睡。余樂醒喊著“今日事今日畢”，我則喊著”分秒必爭“，規定所有圖表由我負責，雖睡眠時間不多，大家仍精神振奮，不知疲倦。

 完成任務的報告由我起草後，唸給大家聽，提出意見討論修改，然後定稿。我記得總結報告中，有以下幾條建議意見：

（1）浦東川沙縣尖端之白龍港外，停泊有敵艦多艘，砲火猛烈，有試探登陸之企圖，且港口有硬灘地帶，容易為敵軍偷渡登陸，宜加強戒備，配置重兵把守，日夜防護，不可須臾有懈。

（2）根據調查勘測資料，浦東至金山衛及杭州灣沿海一線，常發現有可疑的敵諜活動，夜間不時發現有奸細發射信號槍彈，而且散佈謠言等情。建議派警備部隊配合自衛團巡邏瞭望，限日肅清敵諜內奸的滋擾活動。

（3）川沙，南匯，奉貢等沿海地帶，皆系淺水軟灘，敵艦難以靠近停泊，且徒步愈陷愈深，難拔足推進，是天然屏障，易於防守，但亦不可疏忽，謹防敵軍舖撒鋼網，引渡登陸。

（4）金山衛硬灘地帶居多，港灣水深，乃明清兩朝嚴防倭寇入侵之重點設防區域，建議加派重兵守護，並注意縱深配備，加強重機砲火力，比之白龍港等防護更為重要。

（5）杭州灣及太湖水域，群島羅列，港汊交錯，海匪湖盜出沒無常，從未徹底肅清。本調勘小組奉命限期四天完成任務，未能做深入的調查勘測，雖距抗日前線尚遠，仍需防敵軍滲入，迂迴襲擊。建議加派一得力調勘小組，會同蘇浙兩省警保機關，做一次縝密的調查勘測。肅清海匪湖盜，不可等閒視之，但應採勘撫兼顧，方可成功。

 另外，我們在調查勘測途中，物色了兩位既熟悉浦東沿海情況，又具有高度愛國熱誠的志士，邀同參加我們小組的工作，至今猶能記起兩人的情況：一位是林鈞，南匯人，上海某大學畢業，曾任中學教師多年，在浦東，上海教育界及青年學生中，有一定的影響。另一位名陳默，時年二十多歲，有高中文化程度，是林鈞的得意學生。兩人都表示要請纓殺敵，苦於無門投效，經余樂醒與我聯名保薦，參加了稍後成立的別動隊，成為得力的政工幹部。

 在調查勘測途中，還發現太湖湖盜首領丁錫山其人，因殺人案被囚於奉賢縣監獄，判處死刑，尚未執行。同時又了解到太湖湖盜中有一股最剽悍的（數百人）唯有丁錫山可以收服。經我們建議，獲得批准，由杜鏞出面保釋，命其戴罪圖功，將湖盜收編，由丁統率，用於抗日殺敵。於是海匪湖盜紛紛投誠，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3. 戴笠，杜鏞合作組織抗日別動隊

 以上提到9月4日，戴笠，杜鏞奉蔣介石電令，合作組織一萬人的游擊部隊。我曾以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長身份參與其事，簡述經過如下：

（1） 起草綱領

 9月4日上午八時許，戴笠帶機要秘書毛人鳳來三極電所，急忙要我看蔣介石的來電。電限戴，杜二人在一個月內合作組織一萬人的部隊配合正規軍對日作戰。戴胸有成竹的說了建軍的原則：在武裝游擊部隊之上，建立一個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政治軍事領導機構，然後在該會之下，建立一支一萬人的武裝游擊部隊，取名為別動部隊。

 這支武裝力量，打算成立五個支隊，每支隊約等於一個步兵團的編制，下采三三制，每一支隊轄三個大隊；每大隊約等於一個步兵營，下轄三個中隊；每中隊約等於一個步兵連，下轄三個區隊；每區隊約等於一個步兵排，下轄三個班，每班為列兵十二人。在五個支隊之上，設一個總指揮部，統率全軍。他將編制原則說明之後，問我把他的話記下來沒有？我答復全記下來了。他將手一揮，命我立即起草一份組織行動大綱及編制表，並限當晚七時前寫成草稿，念給他聽，修改定稿後，連夜繕正，以便明日（9月5日）晚間與杜月笙會談，議出結果，限三日內向蔣介石呈復。說完，他便到前線視察去了。

 晚七時整，他帶著周偉龍一道聽我念稿（周偉龍與我在黃埔四期同學，從武漢調來），念一條，改一條，很快就修改完畢，他又仔細看了一遍，並徵詢了周的意見，改動了幾個字，置入他的皮包，笑哈哈的說，此稿要由他本人親自繕正，明日與杜月笙會談。

（2） 戴，杜會談

 5日晚七時許，戴笠與杜月笙約好在法租界趙主教路某號劉志陸的公館會談。戴笠率領一批高級骨幹分坐三部汽車，由三極電所出發，同行的有余樂醒，周偉龍，王兆槐，毛人鳳，謝力公，潘其武，方超，唐玉昆，陳旭東，黎天才，趙理君和我等人。我們下車到會議廳，杜方的人員已先到達，其陣容我記得姓名的有杜鏞，劉志陸，陸京士，朱學范，萬墨林，陶一珊等，此外還有三四位穿長袍馬褂的，忘記姓名了。

 會談的結果，一致同意草擬的蘇浙行動委員會組織行動大綱及編制預算書，也就是向蔣介石呈復的文件。其實這次會談不過是一種形式，戴，杜兩人早有默契，當無難以解決的問題，這是我預料中的事。

 相隔兩日，大約是8日晚間7時，雙方原班人馬舉行了第二次會談，主要是解決高級人事安排問題。關於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委員人選，由戴笠控制，從未在會談中提到，後來我了解的委員們的名單：俞鴻鈞，杜鏞，戴笠，楊虎，俞作柏，劉志陸，向松坡等人。

 這次會談安排的高級人員，大都是由杜鏞提出的。總指揮一職他推薦曾在粵軍任過師長的宿將劉志陸擔任，秘書長林某某擔任（此人是福建海軍系統的人物，名字忘記了）。另外提名的是三位支隊長：陸京士，朱學范，陶一珊。一萬名別動隊人員，絕大多數來自青洪幫，也有不少失業的工人，農民，以及失學失業的青年學生。

 戴笠對高級人事的安排，重在黃埔系統。對蘇浙委員會，他推杜鏞代俞鴻鈞為主任委員，他自己以委員兼書記長，設書記長辦公室，總攬一切。支隊長人選幾乎是清一色的黃埔同學。如第一支隊長何天風是黃埔二期同學，第四支隊長張鄴是黃埔三期同學，第五支隊長陶一珊是黃埔六期同學，表面上看是杜月笙提名的，實際是復興社的骨幹分子，仍為戴所控制。第二，第三支隊的陸京士，朱學范都是郵電工會的負責人，戴笠在他們下面不是安上黃埔學生做副支隊長，便是做大隊長，中隊長等，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黃埔學生。以後又在總指揮部安置楊振華為參謀長（楊振華原是王敬久第87師參謀長）。同時以黃埔第四期同學王兆槐為總指揮的指數特務大隊長。這麼一來，杜鏞推薦的陸，朱兩支隊長變成了高級人事中的少數。

（3）組織措施

 在當時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下，限一月成軍，又要急於配合正規軍與強敵作戰，很可能成為烏合之眾，驅羊群而入虎陣。但事在人為，戴笠命我採取一系列組織措施，終於這支隊伍在抗戰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1. 運用舊社會的幫會關係，將三山五嶽的幫會頭面人物團結起來，同仇敵愾，為抗戰救國，不惜生命的幹下去。
2. 為了使這支部隊成為勁旅，他交代我，速電南京黃埔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黃雍，要求輸送軍校畢業同學尉，校級資歷者六百名來滬報到，並要注意考核，寧缺毋濫，按資歷分批安置為各級幹部。與此同時，又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選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並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一百名來滬報到，分批安置於各中隊為政治指導員。
3. 估計到中，高級軍事政治幹部不夠分配，又電南京特務處本部人事科長李崗白，抽調二百名以上的中，高級幹部來滬報到，聽候分配工作。
4. 為解決班長一級的人才問題，培訓來不及，且非久戰之兵不能勝任，乃向負浦東防守之責的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求援，請在部隊中商調六百名具有班長，副班長能力的軍士級人才到別動隊服務。此事是命我親自到浦東南橋總部向張將軍辦妥的。

 以上四樁，我在一週內基本上辦妥了。當時在南市白雲觀上海警備司令部偵查大隊的樓上，專有兩個房間辦公，解決了報到幹部進入租界的困難問題。這是戴笠給王兆槐大隊長一道手諭辦通的。

（4）青浦，松江兩技術幹部訓練班

 戴笠在組建新軍的名冊中，發現所屬各部隊中有很多是經章乃器先生以及其他愛國人士介紹的失學失業知識青年，另外還有原上海公民訓練聯隊（陶一珊是這個聯隊的總隊長）中的不少大專學校出身的青年，作為普通列兵使用，不能發揮所長。於是他靈機一動，首先調余樂醒負責籌辦青浦技術幹部訓練班，不到十天之後，又調謝力公負責籌辦松江技術幹部訓練班。兩個班所任命的負責人為副主任，戴笠自兼主任。這是他一貫的手法，不如此，不能造成以他為首的特殊勢力。

 這兩個班的訓練時間都是一個月，主要是訓練偵察，行動，爆破等技術。原訂計劃是將兩個班各五百名的技術幹部，分發到各支隊工作，詎料青浦班剛剛畢業，還未分發出去，因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匆忙後撤而作罷。松江班尚未畢業，且離金山衛近在咫尺，夜間遭到轟炸襲擊，慌亂中逃入附近一竹林掩蔽，被敵軍發現，遭到襲擊，全班五百餘人，幸存者不滿五十人，其慘狀難言。該班大隊長廖曙東上校是黃埔六期同學，在無可逃避的情況下，跳入一水潭，以自衛手槍擊斃前來包抄的日軍數人，高呼：“中國不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死於亂槍之下，甚為壯烈。

（5）配合正規軍作戰

 這個部隊，除第五支隊佈置於南市一帶，負責維持治安，肅清敵諜，守護倉庫等任務外，其餘第一，二，三，四支隊十二個大隊，均按預定計劃，配合正規軍部署於蘇州河沿岸。因敵軍砲火猛烈，雖難於深入敵後，但與正規軍一起同日軍血戰，都視死如歸，前赴後繼。我曾親到前線視察慰問多次，見各大隊堅持奮戰到底，自動去堵擊陣地突破口的敵人，無論如何令其後撤也不聽，雖傷亡慘重，猶戰鬥不止。我在前線親見一支隊長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彈，兩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機手槍，高呼著率領隊員向敵衝鋒，負重傷仍不下火線。又見朱學范支隊之盛瑜大隊的一位中隊長毛勛，率領一個中隊配合正規軍作戰，接連三晝夜不下火線，全中隊傷亡過半，該中隊指導員朱巨陣亡時，高喊：“為指導員報仇！”他的呼聲，激勵著戰士個個奮戰揚威，向敵陣衝去，壓倒了敵軍氣焰。毛勛負重傷後，與該中隊幸存的戰士掩蔽在一座便橋下柴堆里，被敵機發現，慘遭轟炸掃射，死傷累累，毛本人周身著火，鬍鬚頭髮燒光，兩耳震聾，從橋邊一直滾到水裡才得救。他是湖南人，黃埔軍校六期畢業。抗日戰爭勝利後，我曾在長沙見到他，雖然傷重身殘，但他分享著勝利的喜悅，含笑著對抗日勝利表示深深的祝賀，愛國英雄志士何止千萬！

 記得11月初旬，我奉命率領葉霞娣，趙譪蘭，陳蘭等三位女同志代表蘇浙行動委員會前往租界各醫院慰問別動隊五百多受傷官兵，據人事調查科統計，戰死官兵一千五百人以上。上海戰役撤退後，我改調為前方辦事處處長，從南通天生港繞道蘇州，句容等地，負責收容別動隊撤散的部隊。我派出六個收容小組四出收容，僅得萬人中的兩千人。，除少數星散不歸者外，其餘都在戰鬥中犧牲了，他們同心同德抗日救國的精神，永遠不可磨滅。

4. 給八百孤軍送電話機

 淞滬抗戰中，感天地而泣鬼神的英烈故事實在太多，如果蒐集詳記，刊印成冊，將是一部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

 我為了部署別動隊第五支隊陶一珊部配合正規軍堅守南市，在上海撤退前夕的一個風雨之夜去見戴笠，戴問我認不認識謝晉元同學？我說是我同期同學，不但認識而且交情很好。他便說，請你即到哈同路宋子文部長公館去，他為我們準備好了四部西門子電話機，這是當時在上海買不到的。送三部到南市錦江公所，交給周道三（周偉龍的別號）轉陶一珊，要他監督協助陶部配合正規軍作戰，堅守到底，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撤退。這三部電話機都可直通我的辦公室。另一部請你親送四行倉庫交謝晉元團長安裝好，這部電話機既可以通外界，也可以與我直接聯繫。老頭子（指蔣介石）忙，但要隨時了解四行倉庫守戰的情況，與我聯繫好，也就是隨時都可稟報校長（指蔣介石）了。他說完便催我立即去辦。

 我感到上海已鏖戰三個月，精銳部隊元氣大傷，敵人如打過蘇州河，上海市郊即將腹背受敵，上海這座國際城市必將成為癱瘓的死城。更可慮的是日軍如從金山衛硬灘地帶偷渡登陸，直插松江，青浦切斷京滬線，則我軍退路全無，結果不堪設想。我懷著這些預感，一口氣向戴笠說個痛快，戴心裏雖有同感嘴上卻裝作不以為意的說，老兄是不是過慮了，國際城市我不相信日本敢獨吞。金山衛方面是可慮的，不過老兄也過於敏感了，還是快去快回，我等著通話呢。

 我立即坐自備車到哈同路宋公館，按照慣例，講了英語放進門去，並直吿門房警衛說，是來取得利風（即電話）的。他說，戴老闆已來過電話，四個紙盒中都是電話機，請簽字取走就是了。我連姓名也不曾通報，簽了“戴雨農交辦”五字。我驗收無誤，搬上汽車，直奔南市錦江公所。

 找到了周偉龍，將三部電話機交給他，並交代了戴笠的話，要他立即轉交陶一珊安裝好，戴老闆正等著通話，更重要的是老頭子等著了解情況。我的話音剛落，周過於緊張，叫我不要走，等找到陶一珊再說。這時候陶聞訊趕到，一開口就要我留在指揮部不走，並說，要死也得死在一道，周也隨聲附和。我嚴肅的說，當務之急是立即安裝好電話，通話無誤就是勝利，我還得趕到四行倉庫為謝晉元送電話機，同時是十分火急的任務。陶，周呆若木雞似的瞅著我上車走了。送完電話機後，我將陶，周心理狀態向戴匯報，他未等我說完，便立即坐車趕到錦江公所去找陶，周二人談話。

 我趕到四行倉庫見了謝晉元，他精神抖擻，向我行軍禮，擁抱我，問我前來有何指教？我捧著電話機說，這是我奉命從宋子文部長公館取來的，裡面有通天術，雨農先生等著與您通話，校長也等著了解情況，請趕快架起來。謝一聽我如平日見面一般風趣的話，很為高興，便立即將電話機接過去，交給懂技術的青年軍官，在指定的位置安裝起來。當我告辭欲出時，他緊緊的握著我的手，好像有千言萬語要向我說，可又默然無語。我很了解他的心情，不忍立即離去，反而拉著手坐了下來，相對無言，終於由我打開了話匣子。我問他，您領導這個團有建制兵員多少？防守的計劃如何？有何困難沒有？......我提出了這一系列的問題，一方面是為了安慰他，希望能對這位穿著草鞋一同入伍，後來又一同南征北戰的老同學有所幫助，而更重要的是為了回去交差，預料戴笠不能不問。謝晉元依然雄赳赳，氣昂昂的回答道，兵員有八百多點，是經過我親自嚴格訓練過的愛國志士，各級幹部都是黃埔同學，同心同德，有敵無我，是不會辜負校長平日教導的苦心的。需要儲備的糧彈以及生活必需品正在籌集中，諒不會有困難。所慮者，我這八百孤軍，舉目無援，守護無期，若水電一斷，也就難以預料了。他與我且說且走，在倉庫內巡視了一周，還向我講了設防的計劃等等。凡他引我巡視過的營房佈置，整潔有序，井然不亂，間聞愛國歌聲，雄壯激越，令人振奮鼓舞。我倆在巡視中有說不完的話，只好打斷，並針對他憂慮防護無期，水電若斷的問題，予以鼓勵安慰。回憶起來，還說過如下一些話：“您率八百孤軍死守一個倉庫，是代表了五億中國人的愛國精神和不可凌侮的國格民心。八百孤軍並不孤，您們的周圍有全國全世界的正義輿論在支持。日軍囂張氣焰縱然一時得逞，絕無蛇可吞象之憂。”我的話還沒說完，他拍案擊掌以示決心，取出袖珍日記本，寫下“永保萬里長城在，留得丹心照汗青”兩句壯語，撕下來交給我。我體會他的意思，歸去後將這一紙條交給了戴笠，也將在四行倉庫所看到一切做了匯報。戴笠緊握著我的手說，辛苦了，兩處都通了話，校長前也稟報了。

5. 組織“友誼社”

 我在八一三抗戰的三個月中，經常在戴笠身邊工作，余樂醒稱我為“陣陣不離穆桂英”，謝力公等說我是“麻將牌中的聽筒“。不論怎麼比喻，確是把我累的喘不過氣來。

 正在十萬火急組建別動隊之時，九月中旬的一天，戴笠要我到法租界拉都路某號章乃器先生的住處，與兩位上海大學畢業的學生程克祥和彭壽見面，對於章乃器先生為何要介紹這兩人？見了面怎麼辦？他都沒交代，我不便詢問。我知道章先生是上海的紅人，也是忙人，初次見面，心裏全沒有底。但戴笠平時要訪什麼人，照例直呼其名，難得加上“先生”二字，今加先生，不可怠慢。

 我按時到拉都路，沒有見到章先生，但見到兩位青年與一位女士在客廳裡談天。一見我入內，女士自我介紹是胡子嬰，自稱是章乃器先生的伴侶，同時又介紹了兩位青年，即程克祥和彭壽。我正苦於戴笠沒有交代，章先生不在無須多談，胡女士卻爽朗的說，戴先生與我們商量過，程，彭兩君是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也是愛國學生運動中的熱血青年，與章先生是師生關係。兩君愛國有心，與日本人辦的同文書院中的某教授有友好關係，願以這種友好關係為當前的抗日戰爭做出貢獻。程自稱是江西人，彭自稱是湖南人，其他未談。我心裡摸不著底，對胡女士所謂願以友好關係獻給當前抗日更是不解其意，只好將話岔開，推說詳情改於明日章先生約定時間再談。胡女士便以肯定的語氣代章先生說，明日上午八時仍在我家詳談。

 我返回匯報後，戴笠經過一番深思後說：“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書生學者上當，我們也得謹防反間之計，看情況只能將計就計，反正在租界上諒也跳不出我們的手心。”他說完後，又反問我們看法如何？我說：“章先生沒有見面，胡子嬰女士代他做了初見的介紹，並不曾談到原則性的問題。我看章，胡是出於愛國赤誠，無非是要重用程，彭兩人打入同文書院這一日諜巢穴，做出反間工作，究竟可不可靠，也得從掌握中考驗。”戴對我所言，頻頻點首，於是做出決定，擬准明日再談，注意有何要求，授權我妥為處理，並對章，胡的介紹表示感謝，希望在愛國抗日鬥爭中合作到底。

 第二天按時會面，章先生熱情款待，胡子嬰則未參加談話。我開門見山的問程，彭兩君有何要求及具體計劃？章則說明，只負介紹見面搭好橋，其它無可建議，說完就退入內室。我靜心聽取了程，彭兩人的談話，程克祥以第一發言人自居，彭壽只是敲打邊鼓。我能記憶起他們的意見有：（1）請政府信任他們的投靠是出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抗日救國做出貢獻，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辭。且申言要宣誓報國，絕無二念。（2）擬議中的活動範圍及重點所在，除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外，要深入到同文書院及虹口地區，重點在日本海軍俱樂部。（3）為了便於在掩護機構下的活動，擬取“以文會友”之義，成立一個名為“文友社”的組織，不定期的出版文藝刊物，以程為社長，彭為經理，並設男女記者五六人。（4）相應的請求條件三項：租用一所獨立的三層樓房為社址；一次發給備用金法幣一萬元；准許購置小轎車一部，配司機一名。

 我原則上同意所提的三點意見，關於工作計劃，希望再詳細擬定。經費開支及租賃社址，購置小汽車等，可列出預算，連同工作計劃書，一並由我負責報請核出。

 這次談話結果，程，彭感到滿意，章先生退入內室並未與聞。當我告辭時，我是一團高興，他也樂得哈哈大笑。但我仍不忘戴笠的指示，提防書生學者上當，特別是我們的考驗要著重謹嚴二字，決不可粗心大意。

 戴笠辦事雷厲風行，分秒必爭，夜以繼日，一天當幾天過，要求部屬亦復如此。我歸後按從權處理的內容做了匯報，原限一天時間將文友社的編制預算定下來，他嫌太慢，限連夜辦妥文件，上報備案，又限我三日內將文友社這座反間諜巢穴佈置起來，一萬元錢不折不扣的批准了。我本來想請他另找人接替我辦此事，否則人事科，辦事處裏裏外外怎能抓得開，可是在他的督責下，只能蜻蜓點水般的奔走於三處辦公室，抓住了易珍，趙宣兩位助手幫忙，才將門路打開。文友社限三日成立，我明明知道辦不到，卻也不得不辦。恰巧黃埔第六期同學王力（字 樹人）自杭州前來報到，我喜出望外，要他屈就文友社一名看大門兼收發的無名英雄（文友社租賃法租界呂班路的一座三樓三底的洋樓作地址）。既不許暴露黃埔學生的身份，又要裝作無所作為的司閽模樣，不論如何在人前受氣挨罵，也得笑臉迎人，低三下四不以為辱。他答復的很乾脆，怎麼說就怎麼辦，愛國工作必當臥薪嘗膽。他的右足在戰場上負過傷，走路有點拐，在後來的反間諜工作中，誰也沒有識破他是實際總攬全局的負責者，我又安排了由特務處調來的兩位女同志，以記者的身份進行神出鬼沒的活動，他們也沒有識破這位司閽人就是頂頭上司。程，彭兩位引入該社的記者共有三人，我知道是日方派來的間諜，毫不遲疑的用下來，但故意說為了確定工資待遇，要考試，要審查資歷，要有可靠的保證人和保證金等等，他們唯恐暴露狐狸尾巴，說是為了愛國盡義務，寧願不計報酬，我只好們在肚皮裡笑。但是問題是由特務處調來的女記者，怎麼能與他們打成一片不露馬腳呢？此事我向戴笠做了匯報，他說這好辦，先叫程，彭當考試官，當場考試，合格則用，不合格免收。實際上調來的兩位女記者，都受過大專教育和女警官的專門教育，年輕貌美，能寫會說，善繪畫黏照相，是難得的人才，當然不愁考不及格。但為了避免考試時露出馬腳，不得不秘密先訓練一番，要她們千萬不要逞能，連善於騎馬，射箭，打槍等一套也別露出來，否則工作就會全盤失敗。她倆一個叫安占江，東北姑娘，在北平警高受過良好的訓練；另一個叫吳憶梅，曾任過《上海晚報》的記者，在中央警官學校受過良好的訓練。兩人的學歷和閱歷都不是初出茅廬的鄉巴佬，可又裝成什麼也不會，而一教什麼又會起來。她們一試便中，竟以記者新手，混入同文書院和日本海軍俱樂部，將所要收集的情報資料逐日匯報不誤。特別是將日諜的行蹤及其混進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聯絡點和關係人，也大致弄出頭緒，而日諜還蒙在鼓裡，從來沒有對她們產生懷疑。

 我記得有一次通過兩位女記者的引誘，在租界上將同文書院的一個名叫福田信一的間諜教授綁架過來。這個以教授做掩護的日諜上尉，被綁架通過法租界時，知道這一行動的余樂醒本是老手，這次要他一手交出來的學生王業鴻接替了自己。不料第一次用麻醉劑裹在打濕的毛巾裡，一堵住那個偽裝教授的口鼻，他便大聲呼救起來，王業鴻慌了手腳。但兩位女記者從容和鎮定的對前來的安南巡捕說，家兄有精神病，做姐妹的要護送他入精神病院去檢查病狀，就這樣順利的把他綁架到南市警察局收禁起來。

 文友社的汽車司機是程克祥引來的，頗為狡猾，很難對付，王力多次向我匯報，要換掉他。我商之於兩位女記者，安占江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她說只能以毒攻毒。由她們在日本諜報人員中點火，說司機驕傲，看不起中國人，引起大家議論紛紛；說他是日本浪人，要對付他。日諜做賊心虛，便力促他以自動解雇為名調走了。程不知以毒攻毒之計，反而大喊無司機怎麼辦？我乘機又以招考為詞，暗中商請朱學范先生介紹了一位司機。朱先生介紹來的這位愛國司機陳阿毛與王力配合，稱得上得心應手。

 文友社的反間諜戰雖不到兩個月，但程，彭兩人在複雜的鬥爭中由腳踏兩隻船，漸漸感覺到愛國主義的威力，不得不自表忠心，文友社也就成了一邊倒的既不文也不友的反間諜掩護機關。既是對付日諜，同時也是對租界當局的一種難以告人的苦鬥。文友社之所以能做到一邊倒，章乃器，胡子嬰這兩位愛國人士是出了大力的。當我調離上海時，在揚子飯店為我踐行送別的一個晚上，他倆帶著可愛的女兒與我談了不少珍重惜別的話，還特別提到他們原來擔心程，彭不義，在我們的幫助勉勵下，使他們的學生終於一邊倒，他倆也放心了。我寫到此，緬懷這兩位英名留史冊的愛國人士，不勝崇敬悼念之情。

 1937年11月底，由於淞滬戰役形勢轉變，我奉調為前方辦事處長，文友社便交給王力負責。這時戰事進尾聲，文友社已不存在，但文友社反間諜鬥爭猶在繼續。一直到抗日勝利後才結束。

 程克祥表忠誠後，得到了戴笠的信任，要他保持與日本間諜網的聯繫，並得到日軍報導部給他的新任務。我將他帶到南京，交給南京區長錢新民，運用他與日諜作鬥爭。他一到南京，便住進德國飯店，這時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已開始形成。後來程克祥隱藏在偽周佛海的庇護傘之下，一直到日本投降時為止，與彭壽等成為八面玲瓏的新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