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覆波瀾真亦幻 ──《真亦幻：香港散文及非虛構寫作探析》前言（節錄）
文｜樊善標
一
散文和小說，用具體的作品來比較，固然可以不勝其異，也可以不勝其同。但最常見的對照方式是從文類的「本質」看：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散文則貴乎呈露真我。先不追問「虛構」和「真我」的確切意義，究竟具備這兩種「本質」的是哪些作品？如不具備就驅逐出「小說」或「散文」的範圍以外？誰有權力訂立這些規矩？如何確保能夠執行？也許，更根本的，是為甚麼要「比較」，為甚麼是和「小說」比較。
「散文」遇上「小說」，並非很古遠的事。東漢末年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1]把八種文類分為四組，各指明相應的寫作要求。據說除詩文外，曹丕還撰有志怪小說《列異傳》，但他開列的八種文類沒有包括小說。曹植在詩文上的聲名超過乃兄，他對小說也不陌生，《魏略》記載，曹植初會名士邯鄲淳，施展渾身解數讓對方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項正是「誦俳優小說數千言」。[2]有趣的是，曹植當時精赤着上身，還表演了擊劍、跳丸和胡舞，之後穿戴整齊，才繼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等，[3]刻意把今天相提並論的「文章」和小說隔開。
這種區隔並不偶然，六朝文學評論鉅著《文心雕龍》全書共五十篇，其中二十一篇以文類為篇題，但沒有小說。明代的《文章辨體》和《文體明辨》，所辨文體多達五十九類和一百二十七類，連佛道二教張貼在道場的榜文也包括在內，卻排除了小說。明末時有「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的說法，《紅樓夢》更為清代文人所稱道，[4]但在晚清小說界革命之前，文人雖然可以寫小說，名山事業還是在正統的詩文。文章和小說雅俗有別，不可同日而語，也就不需要互相界定。此後，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在打倒傳統文化時，把文類的位階顛倒過來，抬高小說，貶抑文章（古文、駢文），兩者才有了相遇的機緣。
古代的「文章」和現代的「散文」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一九二二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裏說：「這五十年的白話作品，差不多全是小說。直到近五年內，方才有他類的白話作品出現。」[5]他總結五年來──即新文學運動之後──的白話文學成績，按文類分為四點：白話詩、短篇小說、白話散文、戲劇與長篇小說。把長短篇小說合起來，就是後來所謂的新文學四大文類了。值得注意，胡適這裏指出除了小說，其他白話文類都是剛剛誕生的。他接着評論新生的「白話散文」：「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6]在胡適的文學發展藍圖裏，新文學和傳統文學是斷裂的，白話散文作為一個文學文類，也是從沒有共識處開始的，所以他要借助周作人的論說定義散文的「文學性」。現代散文史的最初二、三十年，不妨視為作者紛紛藉創作探尋「散文」如何成為「文學」的時代，贏得典範榮銜的作者也就創造了散文的「文學性」。而在探尋和典範化的過程中，白話小說早就成形，穩穩當當地作為對照面了。只有這樣追溯，才能解釋為甚麼我們總是拿小說來與散文比較。如果現代的小說以虛構為再明顯不過的標誌，「本色」的散文最好反其道而行。
散文文類的「本質」既是逐漸形成的，它自有可能在不同的條件下繼續變化。因此，對讀者來說，文類標籤不能永遠保證內容的「真實」；對作者來說，取信的工夫更需要在文類經營之外。沒有恒定的權威可供依賴，作者和讀者必須更積極地投入讀寫的關係裏了。[7]
二
黃錦樹二○一三年在報上發表的〈文心凋零？〉說：「抒情散文以經驗及情感的本真性作為價值支撐，文類的界限就是為了守護它。讀抒情散文不就是為了看到那一絲純真之心、真摯的情感、真誠的抒情自我，它和世界的磨擦或和解。這興許是中國抒情詩遺留下來的基本教養吧，那古老的文心。黃金之心。」這是有感於一再發現徵文比賽得獎散文大幅虛構內容，黃氏甚至提出「文風敗壞至此，或許文學獎的散文類是該考慮取消了」。[8]唐捐（劉正忠）在報上以〈他辨體，我破體〉回應：「文之類型、體式陷於混淆，要務在『辨體』；流於僵化，則要務在『破體』。在實踐上，這兩者最好同時顧及。」又說：「台灣主流的報刊文學獎，常具有新人獎的意義，一律採用『單篇匿名參賽』，以示看文不看人。……它可能會引發不安、製造亂象、鼓勵膺[贋]品，但也可能強化文類的生長能量。」[9]後來二人各自撰寫學術論文延伸己意，把評論徵文比賽擴大為深究散文文類的性質。[10]
童偉格、胡淑雯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一的〈編序》裡說：「一篇傑出的華語現代散文，首先是一篇看不出技術斧鑿之痕的作品；它唯一該具備的，是一道作者的聲音之流，衷誠地，鳴訴一段本真體驗，而使人共感於無論是記趣、憶往，或者，即使是那般艱難的傷逝與受創。」又說：「這部選集的編選範疇，除了一般認知的文學創作之外，也將涵蓋或許作者並無文學創作意識的自傳、傳記、報導，及任何就我們所知、能及時索讀的『非虛構的白話文寫作』。」[11]朱少璋〈虛構與撒謊〉則認為：「散文基於修辭的考慮而稍作『虛構』，並非不行，但散文的主體內容若與事實不符，就不能美其名為『情節虛構』，而該算是『撒謊』了。」[12]由此可見，在特定編選原則下，對散文真實性的要求變得更強烈，但在其他情況下，太多的偏離也未必容許。
各家所談大抵是在應然的層面。黃錦樹認定某些珍貴的價值──「文心」──絕對不容放棄，但如何強制作者遵從規範？劉正忠不完全否定虛構，他接納「破體」是着眼於文類將來可能有的發展，但怎樣的「破體」值得欣然接納？朱少璋主張細察虛構的內容，再判斷可否寬容對待，是折衷之道，但仍然要回應衡量標準的問題。不過在執法之前，是否應該先回到實然的層面，看看現有的散文作品──包括「非虛構」寫作──，假使弔詭地真有虛構成份，它們如何虛構、為何虛構，那些虛構對一般讀者和研究者可以有甚麼意義，以及虛構和散文的文學性有何相干？
三
本書各文大部份以散文或非虛構寫作為對象，但並非成於一時，各篇有其獨立論旨，不過多少總觸及這些問題：在沒有絕對約束力的紀實文類契約下，讀者可以怎樣披文以入史，可以怎樣看待紀實中的凌虛，作者又曾經怎樣尋求文學性的認證。現在聚攏成書，正好在散文的虛實和文學性這個主題下稍作梳理，並略為補充。
散文紀實的契約儘管沒有絕對約束力，但在一般情況下，作者不至於恣無忌憚地捏造。讀者如沒有確鑿的證據，也樂於預設作者所說為事實，因此展卷之時往往帶着認識真相的心態，要是閱讀時空遠隔的作品，更有重返歷史現場的期待。「輯一：世相」有三篇論文因編選《香港文學大系》的散文卷而撰。「大系」是一種獨特體式的選集，寓有藉文存史的任務，而其中的「史」要是僅僅用來附和既有的歷史論著或論述，那就未免多此一舉了。體察歷史的深邃，呈現過去的肌理，或流於大言不慚，但確是當時的目標。因此嘗試「配合時空背景及作者行事來重讀那些作品，毋寧是想細察：作者的紛歧感受、思考、主張，甚至幻覺、錯覺，以及在當時環境下有意無意的藝術創造」（〈人在亂離時〉）。所謂時空背景及作者行事，又以連繫發表場域者為重，乃從媒體、載體入手。「自然副刊不是孤立的，它從屬於報紙，報紙又連結在更大的商業、政治、社會關係網絡中，而在這些關係網絡上活動的是人」（〈香港散文的生產與變遷〉）。作品是活動成果之一，也就留下了種種連繫的痕跡；反過來，作品意義的詮釋，也當參考那種種連繫。這樣，諸如意識形態的歸屬、對國家民族的功過等大問題，就不致過於簡化地一分為二了。並讀薩空了、蕭紅、葉靈鳳、徐遲、穆時英等在同一場戰爭裏的作品，更令我感到需要探尋他們在底層的共通處：「複雜的心情在複雜的環境下如何表達」（〈如果遠方沒有戰爭〉）。人決非只有一個向度，這或許也是探討散文文學性更底層的問題吧。
輯一另外兩篇論文，〈抗戰時期見於香港《立報》的「五四」紀念〉以更廣泛的非虛構寫作為研究對象，擴展文化史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 的觀點──「把報紙理解為考察某一時代人的『探尋意義的方式』的憑藉」，──以考察層層中介（香港社會、香港《立報》、副刊園地、編輯人員等）與意念表達的關係，也旨在重申，同一時代往往並不是只有一個眾志同心追求的意義。在方法上，這和前面所說的閱讀原則是一致的。另一篇〈文學史「如何香港」的設想〉討論前行學者怎樣面對「主體性」概念的複雜和弔詭。這是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基礎，也是我嘗試藉散文體察「世相」時，感到步步荊棘的原因，很希望能夠尋得出路，但到現在恐怕仍只能借用篇中所引述陳國球教授的話：把它「『問題化』（problematize），目的在於啟動思考，還未到解決或解脫的階段」。
[1]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縮印胡克家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721。
[2]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頁603。
[3] 同上注。
[4] 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9卷，頁278。
[5] 沈寂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中局，1993年），頁134。編者注：「本文作於1922年3月3日，原載1923年2月《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同上書，頁94。
[6] 同上書，頁160。
[7] 本節原題〈散文文類「真實性」之源〉，刊於《字花》第74期（2018年7、8月號） 「目擊者」專輯，頁53-55。此處行文略有修訂。
[8]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年5月20日。收入黃錦樹《論嘗試文》（台北：麥田出版，2016年）。
[9]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年6月6日。
[10] 黃錦樹〈面具的奧秘：現代抒情散文的主體問題〉，《中山人文學報》第38期（ 2015年1月），後收入《論嘗試文》。劉正忠〈現代抒情散文新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情動與批判：現代文學／文化中的語言、身體與政治」學術研討會（2019年12月）報告。
[11] 童偉格、胡淑雯〈編序：靈魂與灰燼〉，童偉格、胡淑雯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一 雪的重述‧萌》（台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頁12、13。
[12] 載《字花》第74期（2018年7、8月號） 「目擊者」專輯，頁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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