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派 | 斯派克·李落在黑人激进运动的后面了吗？

2020 年 9 月 6 日

在美国黑人激进运动风起云涌的当下观看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的新作《誓血五人组》（Da 5 Bloods）也许非常应景，但它似乎并非对当下黑命攸关运动（black life matters:以下简称“#blm”）的一个完美注解。从《黑色党徒》（BlacKkKlansman）对黑人在体制内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一厢情愿，到《誓血五人组》对黑人士兵参与越南战争立场摇摆，斯派克李落在黑人激进运动后面了吗？

文 | 恰东风

《誓血五人组》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四位曾经参与美国对越战争的黑人士兵在几十年后重返越南丛林，寻找他们战死的班长的遗骸，以及他们在战时秘密留藏的黄金。导演试图在对真实历史影像与主人公主观回忆的交叉处理中展现越战给黑人参战者带来的长久伤痛，并用生动的故事提供一个针对黑人进行历史赔偿的解决方案。从这一点来说，影片弥补了好莱坞越战电影制作中黑人士兵的缺席，并且响应了#blm运动的重要诉求。

但在许多关键细节上，影片的处理显得缺乏耐心，时而对敏感点欲言又止，甚至避重就轻。由于故事发生在两个非常不同的越南，影片又不得不同时处理法国殖民者、发动战争的美国政府、黑人士兵以及越南人民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使得影片具备广泛的问题意识，却在许多地方没能给出足够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些问题都有损影片本身的完整性和思想性。

撕裂的影像：忠诚或造反

影片的开头延续了斯派克·李自《黑潮》（Malcolm X）以来形成的历史蒙太奇风格：通过密集而凌厉的影像剪接迅速向观众抛掷出一系列动人心弦的历史时刻，以传达明确的政治立场。在这组剪辑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拳王阿里（Muhammad Ali）、马尔科姆·X（Malcolm X）、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鲍勃·西尔（Bobby Seale）、夸梅·图尔（Kwame Ture）这些黑人名人以及激进运动领袖如何对越战表达反对立场，并将这种对外战争的暴力与美国国内警察暴力以及白人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奴役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到美国军队如何对越南人民包括越共党员实施屠杀，以及军队中那些不幸的黑人面孔。

然而就整部电影而言，影片并没有处理好反战与开战这两组镜头之间的逻辑关系。

对于激进运动分子来说，在黑人权力运动兴起的上世纪60-70年代，立场是很明确的。遭受白种人种族主义迫害的非裔美国人必须与遭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越南反美解放力量站在一起，黑权运动本来就是轰轰烈烈的全球反帝解殖运动的一部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被美国国家暴力监禁的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Huey Newton）与越共主席胡志明的头像一起成为全球进步运动中最频繁出现的标示。在美国、法国和其它地方，与“释放休伊”（free Huey）的口号一同响彻街头的是“ho-ho-胡志明”（ho ho ho chi minh）。

60年代的黑权运动轰轰烈烈。图片来源：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E5%BE%9E%E9%9D%9E%E6%9A%B4%E5%8A%9B%E6%8A%B5%E6%8A%97%E5%88%B0%E6%9A%B4%E5%8A%9B%E9%9D%A9%E5%91%BD-%E9%BB%91%E4%BA%BA%E7%82%BA%E5%B9%B3%E7%AD%89%E4%BB%98%E5%87%BA%E7%9A%84%E8%A1%80%E8%88%87%E6%B7%9A/

而在冷战以单方面的绝对胜利告终，资本主义完成新一轮全球化的今天，斯派克·李却显得有些迷失了。

导演试图将战死的班长诺曼（Chadwick Boseman）塑造为一个黑人领袖式的人物——对于他的四位忠心耿耿的追随者来说，他同时是“马尔科姆·X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但这种描述在大部分时候显得缺乏有力的情节支撑。一个基本的矛盾是，如果诺曼倡导任何意义上的黑人权力，他就可能会放弃这场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甚至不会开启这段军人生涯。但在影片中，我们却看到他一边教导自己的士兵“战争总是和金钱有关”，另一边在与越共的对战中冲到前头。当越共的广播宣传员“河内汉娜”向黑人大兵告知马丁·路德·金被枪杀的死讯，诺曼阻止了黑人士兵试图发动的“暴动”。他对举起枪打算进行报复的黑人士兵说：“如果你们要这么做，请先把枪口对准我。”

事实上，诺曼的人物形象在影片中被两个截然相反的驱动力给撕裂开了——他对美国国家以及军队的忠诚，及致力于黑人解放的信念。出于后者，他在夺取CIA原本要支付给拉祜族的黄金后，决定不上交而是藏匿起来以用于日后给予黑人的“赔偿”。但影片没有交代这一人物是如何转变的，以及他个人如何处理这两种分裂的哲学。将这一人物形象处理为无法自洽的矛盾体原本很恰切，但在影像文本当中，前一种驱力并不真正与后一种驱力产生交锋，而是以回避辩论的方式搁置了真正的矛盾。而由于诺曼在其他主人公的回忆中变得形象破碎，并且经过了神化，这种并不严谨的搁置得以逃过观众的注意。

当然，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总是很难的。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中，我们不可能赞扬帝国主义所派遣军队中的任何组成，哪怕军队中的部分群体本身也是受害者。这就意味着在影片中突出黑人士兵的英勇尽职是怪异的，哪怕示意黑人士兵在军队中的表现没有得到承认也并不合适——例如在影片开头二十分钟，主人公们提到在越战中被第一个授予荣誉勋章的黑人士兵米尔顿·奥利弗（Milton Oliver），他为了救助另一位士兵而被榴弹炸死，因而他们将其视为一个真正的英雄，而影片结尾有很明显的镜头给到越战纪念碑中的文字：纪念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服役者，我们尊敬和铭记他们的牺牲（we honor and remember their sacrifice）。这一来自帝国的致敬与影片开头激进领袖们的反战宣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无疑透露出导演个人内心的摇摆不定。

另一方面，由于真正的白人士兵是缺席的，影片并没有直接情节来展示军队种族主义给黑人参战者造成的创伤——正如影片中所言，黑人士兵能荣升为班长是很不容易的事，但也正是通过这种人物设置，影片规避了白人军官与黑人士兵之间的直接冲突。我们本可以将班长诺曼这一角色视为白人霸权在黑人士兵中指派的代理人，在实际功能上诺曼也的确履行了这类职责，但通过赋予诺曼一个消逝的领袖形象，影片实际上对这种黑人代理人的身份给予了褒扬。我们完全可以把黑人士兵的这趟旅程视作多年后重返创伤现场寻求自我治愈的心灵之旅，但影片并没有试图揭示出，这种创伤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恰恰是诺曼的矛盾体。这一形象如同幽灵一般紧紧缠绕着仍然幸存的黑人，在每晚的梦境里对他们进行召唤，要求他们回到丛林里来继续执行未完成的任务，对帝国效忠。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诺曼矛盾体的纠缠（创伤后压力症候 PTSD）对所有从各种种族主义灾难中存活下来的非裔美国黑人幸存者都是存在的。就像当初他们从非洲故土被抛掷到那片陌生的美洲大地上去成为世代奴隶一样，他们也被迫抛掷到越南闷热的丛林里成为白人的炮灰。对美国身份的强烈质疑本应该成为核心主题，但影片显然回避了它。

如何处理越南：激进遗产或后社会主义景观

在斯派克·李之前，大致有两类好莱坞影像对越战进行处理：一类诸如《猎鹿人》（Deer Hunter）《越战先锋》（Missing in Action）《第一滴血II》（First Blood II）这样的影像，它们或是通过将越共描述为滥杀战俘的杀人魔形象来为美国发动战争做道德辩护，或是如《誓血五人组》中借主人公之口评论的那样，是一群试图通过虚构回到越南救回战俘、赢得战争的疯子所制作的作品；另一类则是诸如《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和《野战排》（Platoon）这样的反战电影，其中《现代启示录》被斯派克·李的新片多次致敬。

然而无论具备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些影片都没有认真对越南本土的民族历史以及在战乱中兴起的共产主义政权进行足够的审视，而只是将越南塑造为一个丛林战场，残酷、神秘。另一方面，在电影描述的年代里，它们也无需处理柏林墙倒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经历转型或转轨的历史，因为一切还未发生。

在《现代启示录》等以越战为题材的电影里，越南被塑造为丛林战场，残酷、神秘。图片来源：豆瓣

在斯派克·李的镜头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被资本主义都市景观所占领的胡志明市——那里有装饰着闪光玻璃外墙的商业大厦和生意兴隆的全球连锁快餐店，以至于重返越南的黑人士兵们不禁嘲笑道：如果当初美国派遣必胜客、肯德基和麦当劳而不是军队，那么他们在一周之内就可以打败越共了。当然，我们依然可以在影片中看到具有更朴素“前现代”风格的水市以及利用耕牛耕作的稻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越战中布设并仍在吞噬生命的遗留雷区。但斯派克·李的突破似乎也仅仅到此为止。

影片并没有试图去直面黑权运动与越共政权之间相互关联的激进遗产。同时向四位黑人士兵颁发运回诺曼遗体的许可证，成为美国与越南政权在当下的唯一直接关联：似乎是一种和解的象征。“河内汉娜”作为向黑人士兵宣传反种族主义思想的标志，成为一个遥远的历史影像。而在黑人士兵奥蒂斯与越南亲人团聚的场景中，我们只看到越南裔-非裔美国人混血儿——奥蒂斯与他在越南的本土前女友阿仙所生的女儿米尚——作为一种功能性符号的存在，昭示战争的结束以及伤痛的平抚，而看不到青年一代自己的态度。

不仅没有抗衡，影片几乎全盘接受了越南政权当下的官方意识形态。所有越南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有选择性的。越南向导阿荣作为南越军人的儿子，似乎乐于对重返战场的退伍军人们展示越南的全新面貌。而阿荣的越共党员亲戚则在酒吧里请主人公们喝酒以尽地主之谊，并似乎认同阿荣的断言：越南抗美战争仅仅只是一场让南北越之间手足相残的战斗。阿仙作为一个和美国大兵生下女儿的妓女，则长期在越共政权过去的统治下受到歧视。好在现在她因从事国际出口贸易行业变得富有，得以居住在豪华高档小区，成为了“人生赢家”。这些设置几乎完整地构成了越南版“改革开放”史学的核心要素。

实际上，通过对越南向导阿荣或是混血儿米尚更为精细的安排，影片原本可以做到对越南社会状况更为客观的评述。但由于两人均被排斥在作为影片主线的寻宝历程叙事之外，他们缺乏与主人公们进行更多沟通的机会。然而，这也是影片开头所展示的激进革命遗产并没有真正获得邀请进入到影片叙事中的结果，由此越南的社会状况没有进入影片

尽管越南的户籍制度正在瓦解，但越南工业的迅速发展仍然得益于几十年来对农民工的残酷剥削以及劳动权益的丧失。伴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以及快速发展，社会出现了阶级的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的维权运动则被政府以高压手段镇压。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以及新的冷战的到来，产业转移使得越南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业基地。当然这种转移必须是建立在维持欧美等经济传统分工优势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真正从马尔科姆·X或马丁·路德·金的眼睛去看待今天的越南，我相信我们不该疏漏了这些重要的事实和分析。

黑人电影：新老两代人之间的交接

尽管《誓血五人组》中最终对黄金的分配似乎非常公允：一部分被捐赠给了正在兴起的新一波黑人激进运动#blm，另一部分则被用于越南本土的排雷。而原本试图从中牟利的法国殖民者遭到了彻底的清算。但黄金的给予方式仍然令人困惑。排雷的资金被来自法国的白人公益活动者用来创设了一笔基金，而基金会是以在排雷工作中牺牲的白人工作者为名的。这种来自世界顶端人口的赎罪券式的慈善事业，尽管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并不能改变制造战争的帝国体制。当斯派克·李将这种组织放在影片的结尾时，它就像提出来作为一种系统性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令人难以置信。而象征着对越南进行历史赔偿的资金并不是由越南人自己进行管理而是借由法国人的手进行施予，也是颇为怪异的。至于对#blm运动的致敬，尽管非常直接，但由于整部影片在对待历史的立场上的摇摆而显得不够诚恳。我相信导演绝不是对#blm中激进主义的传统与延续不够了解，而是不愿意认同。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给#blm实在做了一个过于温和乃至保守的注解和宣传。

实际上，斯派克·李早在上一部电影中遭受到了来自年轻黑人导演的批评。《黑色党徒》为斯派克·李拿下了他电影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奥斯卡奖项——尽管姗姗来迟，但该片的确容易使激进主义者失望。就像《抱歉打扰》（Sorry to Bother You）的导演布兹·瑞利（Boots Riley）在他的公开推文中所说的，《黑色党徒》将一个参与了FBI反黑权运动计划（ COINTELPRO）的黑人警察塑造为抗击3K党的英雄形象，这与事实截然相反。根本没有理由将这样一个白人体制内的黑人形象与参与黑权运动的黑人激进女性并置在一起，使他们成为肩并肩作战的情侣。这些处理暴露出导演对整个种族主义体制仍然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警察在关键时刻会帮助黑人运动者打击白人至上主义，但历史恰恰相反。这种试图弥合融入白人体制与排斥白人体制两种路线分歧的尝试，如果说在《黑色党徒》中显得一厢情愿和信口开河，那么在《誓血五人组》中则由于撕裂而显得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

尽管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情，但黑人导演的一代宗师斯派克·李可能真的老了。在过去十年这一黑人电影崛起的时期，尽管拿出了技术娴熟的作品，但斯派克·李曾经具有的锋芒已经消退。所幸新的力量已经成长起来。《抱歉打扰》探索了在新一代有色人种中建立跨族裔工会的题材，奇幻片的外壳以及幽默而律动的叙事节奏使得影片可看性非常强。在影片结尾，阶级斗争式的暴力革命露出了它的苗头。要知道，上一次出现同类型题材的影片还要追溯到1954年的《社会中坚》（Salt of The Earth）。而近两年名气更大的黑人导演乔丹·皮尔（Jordan Peele）则在接连两部票房大卖的恐怖片中传达出自己的激进意识形态。《逃出绝命镇》（Get Out）刻画了白人自由主义者对黑人长期的身体和文化殖民，并在影片的结尾给予观众一个黑人反叛的暴击。《我们》（Us）则不光批评白人的种族主义，而且将矛头同时对准了融入资本主义秩序的黑人中产阶级。影片尝试勾勒出一个阶级分化、底层人民造反的社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