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業資本主義」能有效解釋當下澳門嗎?記六月份「學人嗡馬交」講座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在早前文章,我們介紹了澳門大學傳播系教授Tim Simpson有關澳門博彩業的最新研究專書Betting on Macau: Casino Capitalism and China’s Consumer Revolution,檢視澳門博彩業如何在各種國家及國際力量的交織下得以崛起,並發展成今天的樣態。假若各位讀者有留意那串不短的英文書名,或會(再次)發現一個於澳門研究中「老是常出現」的學術概念:賭業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
在一年前的Podcast中,我們作者之一志輝曾介紹「賭業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府獲得認受性的取徑,如何解釋澳門自回歸以來的政府與社會關係,以及社會抗議事件出現的成因。在概念提出十多年後的今天,澳門已經歷了劇烈的轉變。到底「賭業資本主義」是否仍能有效解釋當下的澳門?而又有甚麼新議題需要/能夠被解釋?
在剛過去的六月份「學人嗡馬交」講座中,我們正好邀請到首先提出以「賭業資本主義」概念解釋澳門的學者盧兆興教授,介紹該主義概念的背景,以及對澳門近年發展的觀察。
除了一種產業以外
我想首先提出一個或許相當反直覺的問題:各位讀者試想像一下,倘若澳門不是以「賭」作為經濟命脈的話,那麼不是「賭」的澳門,大概會長成甚麼樣子?
各位或許有不同的樂觀或悲觀假想,但不論是何種答案,我們或會意識到一個近乎「常識」的現實:博彩業與澳門的關係如此密切,使得我們難以把兩者分拆理解。
在思考「博彩業」對一地的影響時,我們難以忽略澳門的經驗;我們亦很難設想當澳門不是一個「博彩城市」之時,到底還有甚麼可行的替代經濟模式(漁村?)。
雖然博彩業與澳門總是如影隨形,但如果我們暫時把視角暫時抽離,來重新審視熟悉的經驗的話,或能發現「博彩業」其實只是澳門(政府)所「選擇」的一種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換言之,在平行宇宙中,澳門還可以存在著其餘無數的經濟形態。
正如澳門政府近年嘗試透過經濟多元化來減少依賴博彩業,博彩業在澳門,並非是一種「自然而然」(因此「只能這樣」)的經濟形式,而是決策、機遇及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但一旦博彩業成為了澳門所「選定」的經濟形態,產業本身的特性將會帶來某些制度性的後果。盧教授指出,澳門博彩業在過去十多年的發展,既帶來了機遇,而又有潛在的不確定性。
在二千年初賭業的對外開放以後,賭業資本主義為澳門創造了將近二十年的經濟繁榮及充份就業,以及相對的社會穩定,而此亦奠定了澳門政府透過實際的管治績效,作為其認受性的來源。僅是在二零二零年疫情爆發後,此種一直以來穩定且行之有效的模式才(再度)出現變化。
但賭業資本主義亦衍生了負面的影響,那便是擴大了階級間的收入差距,使得澳門的社會不平等逐漸浮面。
面對此種制度上的不利因素,特區政府提出了一個可謂「順理成章」的解方,那便是透過博彩業所產生的龐大政府收入,來推行廣泛性的社會福利主義(Social Welfarism),以各種福利措施來抵銷博彩經濟所帶來的不良後果,並於澳門扮演維持社會穩定的「安全閥」角色。
換言之,「賭業資本主義」除了是一種經濟形態以外,其衍生的重大影響亦深刻地形塑了特區政府的管治資源及策略,以及獲得認受性的來源。而更深刻的意涵,則是使得某種特定的管治模式更易被採用,以及當某種模式落實以後,難以轉向其餘替代政策選項的局面。
在賭場下的政府
如果「賭業資本主義」與「社會福利主義」共同構成了澳門政體的兩大特徵的話,那麼在這種「基調」下,澳門的政治結構為何?相對於其他行動者(例如資本家或市民社會),澳門政府又扮演著甚麼角色?
在講座中,盧教授舉出了澳門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徵: 首先,對澳門政府可謂「不可或缺」且相當關鍵的持份者 ,便是「國家」/「中央政府」。對其而言,澳門政府的首要任務,便是維持一個相對廉潔及有效率的官僚體系,以及於經濟上著重福利及重分配的特色。簡言之,一種由上而下的,對於政府效率及社會穩定的期許,便成為了特區政府施政及決策的「常數」。
而在具體的情況中,特區政府相對於社會上其他行動者,則維持著一種相對自主的位置。例如,對於在相當時間內扮演社會運動主力的工人階級,特區政府以體制吸納的方式(例如以親建制的工會及利益團體來代表工人),以消解其組織的動員能力。
至於對可謂掌握澳門經濟命脈的博彩業資本,我們可以想像的是,博企在澳門經濟中的重要性,理應可以使其對政府決策有較大影響。但澳門政府的政策並未有完全向博彩資本傾斜,而仍然維持一定的自主性。
一方面,北京抱持著以下一種想法:如果政府與資本家「走得太近」,反倒會削弱澳門政府的認受性,因此,前者本來就鼓勵兩者維持「適當」距離。另一方面,澳門博彩業的「特殊性」(作為全中國唯一賭博合法化之地),亦使得政府相對於資本而言,更具備行動的空間(正如賭牌續期時,反而是博企需配合澳門的產業轉型)。
雖然特區政府具備了相對的自主性,而決策在一定程度上亦稱得上果斷(例如疫情初期的一系列措施),但在官僚體制的實體運作上(例如部門間的協作,以及危機管理),特區政府在過往的不同事件(如天鴿風災,以及疫情爆發期間),仍暴露出一定的弱點。
對當下澳門的啟示
在講座結尾,盧教授對澳門近期的發展及未來走向作出了一些觀察。其指出,港澳《國安法》的先後落實,便意味著澳門與香港的發展模式,在未來將會愈發相似,例如皆強調國家安全及良好管治(以減少潛在社會不穩)的元素。
除此以外,透過與鄰近區域行使共同管轄權,或是制度上的趨同,港澳兩地將會進一步與區域融合,或是融合到區域當中。但是,澳門政府的一系列「基礎能力」上的不足(例如規劃、估算、以及研究分析),或會反過來成為區域融合的障礙。
雖然澳門似乎正不斷變動,但有一項結構性因素,至少在短時間內,暫時未有變動的跡象:中央及澳門政府皆嘗試透過不同方式,減少澳門對於博彩業的過份依賴,但博彩業在澳門長期以來的「悠久傳統」,似乎令經濟多元化的道路仍然相當漫長。
在可見的將來,博彩業仍將持續影響著澳門政治及社會的不同方面。
*文章篇數: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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