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猝逝，谁在拿着鲜花怀念这位“最弱势总理”？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夏念梓
原文发布时间｜10/31/2023

中国国家领导人一向高寿。抗过了多次“死讯误报”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22年去世，终年96岁。中国共产党元老中最高寿的前政治局委员宋平，2022年以105岁的高龄亮相二十大，还因“未鼓掌”而上了新闻。上一位在迈入古稀前去世的中国领导人是前副总理黄菊。他于2006年被诊断出罹患胰腺癌，一年后病逝，终年69岁。而上一位因心脏病去世的中国领导人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74岁的胡耀邦突发心肌梗塞离世；后来发生的事，现在则被指代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10月27日周五清晨，中央电视台在八点新闻播报中发布了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猝逝的消息，死讯传出，举世震惊。

根据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前总理李克强周四（10月26日）晚在上海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北京时间周五（27日）零点十分逝世，终年68岁。中共中央政府至周五傍晚发表正式讣告，称呼李克强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综合官媒报道，李克强病逝前正在上海休息；未经证实的网路消息有指他在游泳时突发心梗。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两个月前，有民众拍到李克强由当地官员陪同，参观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影片中，李克强不见病态，身穿招牌装束的他不时微笑，与一旁的游客打招呼。

李克强猝逝发生至今，仍有许多细节未向公众披露。坊间指责官媒对李克强死讯播报仓促，处理不够谨慎。而李的健康状况对外一向良好，且按退休领导人待遇，李若有心血管方便的疾病，哪怕是隐患，身边大多有专门的医疗团队会为他制定方案，这令外界质疑事故发生当日的医疗处理和应变方式。包括“阴谋论”在内的各种揣测和推论，一时间浮上水面，也将李克强的死讯推上海内外媒体头版。

综合外媒评价，BBC称李克强为“受掣肘的温和改革派”。《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储百亮 (Chris Buckley) 发表评论文章，指李作为改革派，主张都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威所掩盖。德国媒体亦将李克强的个人形象定格于“改革家”，称他的死是“改革家之死”。

而在安徽合肥红星路80号李克强故居前，自周五以来不断有民众自发前来悼念，留下满街鲜花。其中一副挽联引用了中国另一位前总理周恩来的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也有人以科幻小说《三体》中的人物身份比喻，来缅怀李克强，称其为“破壁人”，将李形容为顽固“破壁”却一无所获，但仍受敬重的政治家。悼念的影像陆续在简中网路流传。

迅速崛起的仕途

李克强1955年7月生于安徽，十几岁时经历文化大革命，跟随“上山下乡”运动号召，在安徽省凤阳县的一个农业公社成为了千万“下乡知青”中的一份子。

1976年，李克强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的首届高考，李克强考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后获授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他的英文造诣极深，曾协助将多部重要法律作品从英语翻译成中文。

学而优则仕。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他的团派前辈兼提拔人胡锦涛（胡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及同辈（如李源潮，在高考恢复后，李源潮考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一样，随着文革后“出生论”、“阶级论”箝制的消退，拥有高等学历的李克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选择走入政坛，并迅速崛起。

1998年，李克强担任河南省副书记，隔年就晋升为省长。43岁的李不仅是最年轻的省长，也是首位博士省长。2002年李克强升任河南省委书记。

在河南的六年里，李克强的政途起始点因河南艾滋村事件蒙上污点。

九十年代，河南政府大办“血浆经济”，许多农民卖血以求“脱贫致富”，却导致大量村民感染艾滋病毒，进而引发艾滋病大流行。外媒估计，仅河南就有150万人感染艾滋病。但河南政府被外界指控一直掩盖情况，包括阻挠传媒到“艾滋村”采访，以及打压揭露河南艾滋病情真相的人士，如持续追查“血祸”的高耀洁医生和王淑平医生。直到2001年，中央电视台才首次以“血祸”正式报道事件，到2004年河南省进行了首次普查确认艾滋疫情。

2010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前所长陈秉中教授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发表致时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公的开信，举报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领导时严重失职，导致血浆经济引发大规模艾滋病流行。陈秉中教授说，李长春、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领导人的时候，封锁疫情，拒绝向上正式报告河南省发生的严重问题，才导致后来艾滋病流行的恶果，认为李长春，李克强二人至少应该向中国人认错道歉。

但这件事并未影响李克强的仕途，李依旧平步青云。2004年，李克强转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到了2007年，李克强在中共十七大后，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位居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而他也是四名副总理中最年轻的一位。2012年十八大后，李克强顺利连任政治局常委，排名也跃升至第二，仅次于习近平。2013至2023年间，李克强连续十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是习近平前两个执政任期内的“二把手”，当时这一权利架构被称为“习李体制”。总的来看，李克强生前担任过三届政治局常委，连任了两届总理。在权力鼎盛期，他是中南海党政系统的二号人物，仅“一人之下”。

外界区别他于“保守派”

与成长于红色家族、根正苗红的习近平不同，出生于普通家庭的李克强在北大求学期间，对西方思想和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爱好。

学者李少民在李克强去世后，撰文纪念这位学生时代的同窗。文中，李少民形容李克强“思想敏捷、刻苦用功”且“有使命感”，并提到“李克强爱讲西方的法制传统”，及是贝多芬乐迷。

而李克强的妻子，之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今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程虹将描写英国内阁政治的讽刺喜剧《Yes, Minister》翻译为中译本《遵命大臣：内阁大臣海克尔日记》。 1987年，李克强骑着自行车奔走北京各大出版社，询问是否能出版妻子的译本。 至1991年，程虹的译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除此之外，李克强求学和从政初期不免与一些自由派人士有往来，其中就包括在“四五”学生运动中成为意见领袖后去国赴美的王军涛。根据李少民的回忆，他与李克强和王军涛等人参与了一个跨系的学习小组，常讨论国家大事。在八十年代自由的时代风气下，北大会举办沙龙，由学生辩论西方思想和政治体系，以及国家前途；李克强也会参加。据王军涛回忆，他与李克强在当时“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很多让我们发生分歧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出现”。

“李克强指数”和“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的科班背景令他在洞悉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有独到和精准的观察。最著名的是所谓的“李克强指数”。

“李克强指数”最早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于2010年提出，起源于李在2007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他会用3个指标来分析辽宁当地经济状况的数据，分别是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及银行贷款发放量；再经花旗银行计算后，分别依25%、40%及35%的权重编制出李克强指数。

《经济学人》以2010年过去十年为时间轴，将“李克强指数”与官方GDP走势对照，发现趋势总体虽一致。但上下波动方面，“李克强指数”表现比后者剧烈，被认为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状况。

“李克强经济学”则是李克强在2013年3月当选国务院总理后不久，时任英国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根据2013年3月李克强上任后掌管经济的思路，以及他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中推断出的政策理念（虽然李克强本人从未提出过），包括“避免大规模刺激”、“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等，并称“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核心则是向市场放权让利，支持民营企业，旨在减少中国对以债务驱动增长的依赖，并引导经济延续改革开放的路线，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被架空的“二把手”

这一强调“民进国退”的经济学理念并未走得很远。2013年11月，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李克强的经济领导地位被削弱。到2016年，官媒已经不大提“李克强经济学”，转而解读“习近平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提倡“供给测结构性改革”；重回“国进民退”的老路。

2018年，李克强第二个总理任期开始，但经济管理的任务被交给了新任副总理，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刘鹤，打破了以往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经济“一把手”的惯例。习近平随后任命刘鹤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更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由习自己出任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

李克强最后一个有关经济的理念，是在2020年武汉肺炎蔓延时，在山东烟台考察期间大力提倡的“地摊经济”。李克强称“疫情过后民生为重”，强调地摊经济可以给受冲击的百姓一条基本生路，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一度引发社会效仿和风潮。

然而，这一理念很快遭官方“打脸”。包括《北京日报》在内的官媒开始为“地摊经济”降温，指“地摊经济不适合一线城市”，是城市管理者“治理乏术”，为这一释放民间经济潜力的政策画下句点。

是“不合”还是“相争”？

2016年，中共十八大确立了“习核心”地位，从那时开始，“习李”体制已从二人集体领导转为一人权威。在过去十年里，一系列新创办的办公室和委员会行使了原本国务院的职能，在国家安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取代了李克强和他管辖下的部分国家部委的决策，让李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面对“顶头上司”，有观察家解读，李克强似乎从未公开对习发起过挑战，不过他偶尔会通过一些姿态表达不同的意见。

习李之间对经济和民生政策的分歧，在疫情期间多次现端倪。2020年的中国两会，李克强在闭幕记者会上表示，“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这番“大实话”被指揭露了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当年6月回应，指2019年中国确有6.1亿人的月均收入，还不到人民币1000元；这与习近平提出完成“全面脱贫”目标有巨大差距。

此外，李克强在疫情封控期间到地方视察全程不戴口罩，也曾引发外界揣测，认为他不认同习近平的“清零”路线。

随着李克强的任期即将届满，他的发言开始充满想像空间。2022年，李克强访问特区深圳，发言指“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盐田港的水会滔滔不绝”，称“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与领导人多次提到的“共同富裕”相距甚远。

今年3月李克强卸任国务院总理时，被人拍到与国务院工作人员发表告别感言，称“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被外界解读为“意有所指”。

不论是“习李不合”或“习李之争”，真实情况外人难以知晓。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储百亮在上文所提及的评论文章中写道的，“李克强和许多其他技术官僚‘在总以残酷无情为特点的精英政治中并不是那么游刃有余’。”

的确，李克强曾被视为所谓“团派”的表表者，胡锦涛的潜在接班人（胡也是在共青团里晋升的国家领导人），仅与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宝座一步之遥。但到了2012年，是由习近平出任党总书记，李克强则于2013年担任国家总理一职。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虽是中国政府各部委的领导人，但被视为（或安于）“弱势总理”，长时间生活在习近平主导的政策阴影下。

今年两会，李克强未能进入政治局，代表这位最高学历的中国前总理已正式退出风云莫测的中共权力政治核心圈——若真有争斗，那也是李克强败下阵来。

“苦苦支撑、节节败退”

李克强逝世后，他的故乡安徽省和曾工作过的省份（如河南省），皆出现了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依照以往的历史规律，中国但凡有总理去世便会引发群众集会。这次会否有例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论是“十里长街送总理”，还是引发类似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在民间掀起哀悼浪潮，最终演变成为学生和群众运动的反应，都被认为是低概率事件。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封控，在如今严苛的舆论和社会管控下，悼念将成为高危行动。或为低调处理，27号的新闻联播、各大官媒，甚至是网路平台均未将李克强的死讯作为头条播报。与此同时，中国各高校正加强控制，对学生下达“禁悼令”。29日，有未经证实的传闻指，中央决定不为李克强举行追悼会。

对正在网路上（甚至是李克强故居前）小心翼翼或真情流露悼念这位总理的国人来说，他们悼念的，到底是什么呢？

部分人怀念李克强，可能并非因为他非凡的政绩（李克强在位期间，大多政策都遭阻滞，他卸任时中国GDP增速已骤减至30年新低。），更多的则是惋惜他“十年破壁”、“居高位却不得志”的悲情形象——那一个“苦苦支撑却节节败退”的“李中堂”的形象。

把李克强比喻为百年前的“同乡”李鸿章，似乎有抬举之嫌。李克强没有作出“办洋务、立新学、建水师”的功绩，也未设立京师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跨时代机构，甚至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裱糊匠”，能为“上面的人”收拾烂摊子。但他的仕途的确有与李中堂相似之处，那就是“生不逢时”和“英雄无为”的悲剧感。

作为中国摆脱“毛体制”后走出来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李克强也许不论在才智还是性格上都更符合西方政治所期许的领导人形象。但这一形象，可能更适合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初期的中国（参见与华莱士谈笑风生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政治高层愿以集体执政换取一定的妥协，以片面的对外开放和改革获得经济的先行发展。这种“政治上收紧，经济上放松”的方针终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一旦有决策者执意要巩固个人威权，挑战原本自洽的执政守则，这一场政治游戏就不在于“谁能管好中国”，而在于“谁能管好中南海”。

这对于仍（或曾）寄希望于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深化改革和重回开放的人来说，他们恐怕要失望了。李克强的逝世不亚于是“改革派”最后的告别，宣告了“温和改革路线”的失败。

也许，那些哀悼“总理千古”的人们是在无言地哀悼中国改革时代的落幕。和李克强一同逝去的，可能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盛况。毕竟，当政权中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告别历史舞台，那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路线的绝对开始。

思及此，人们发现，他做得好不好不重要，全靠同行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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