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生活的香港菜檔：本地食材工作室「田嘢」

這是我在台大的畢業作品〈後社運時代的農耕——直面夕陽的香港新農〉系列報導的第二篇。採訪了不是農夫，但用農業推廣的方法，亦嘗試復興香港農業的「田嘢」工作室；以及找出這種進路，與其中一位掌櫃過往參與反地產霸權運動的關係。

香港農業不只有農夫。

2008年到2011年間的反高鐵運動，以及2014年的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帶動香港社會關注農業和土地議題。2017年成立的「田嘢」工作室，同樣被這一浪思潮影響。不過，掌櫃浩盈和Nicole參與農業的方法是成為中介者，推廣本地食材和食農教育。浩盈向人介紹田嘢時常強調：「我不是種菜的人，我不會叫自己農夫。」

每逢週一至四的清晨，與田嘢合作的農夫，會把收穫送到掌櫃浩盈和Nicole在錦田的住所附近，她們再請相熟司機繞經八鄉及荃灣街市，把其餘菜園的蔬菜運上車，送到工作室準備訂戶的蔬菜包裹。

工作室選址荃灣白田壩街科技大廈。這裏不像菜園般簡樸，工廠大廈單位內設備齊全、空間整潔，有水、有電、廚房和廁所，更看得出兩個掌櫃精心佈置的痕跡：門口招牌處用稻草、木棚架搭配，齊膝高的木架上有農產乾貨。即便在炎熱夏天，人們來到亦能享受冷氣，還能用手機打卡拍攝精美的本地產品。

作為農業推廣組織，它在新年揮春祈求的願望，除了「農產豐盛」，也要讓自己與同業「菜如輪轉」。

吃菜社群

田嘢想在香港維繫一個「吃菜社群」。兩個田嘢掌櫃視消費者為合作夥伴，跟另一端的夥伴農夫連結，自己則成為橋樑。

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運動支持者興起「黃色經濟圈」，推廣支持民主運動的商戶。在一些「黃店（支持運動的店鋪）」名單上，可見田嘢的名字。

浩盈說，自己一直以來，的確想要推廣香港的認同和身份，但是創辦田嘢的時候，她沒有特別把它跟民主運動連上關係：「我當初其實沒有想過，它屬不屬於黃色經濟，我把它看為一種在地生活的可能。」

田嘢目前的銷售模式是「菜包（蔬果組合；台灣稱「菜籃」）共購計劃」。訂戶每月須預繳菜包費用港幣1,000元，每星期會得到4磅的菜包和加工農產品。在共購模式下，消費者不能自己選擇蔬果款式；其中4-6種蔬果的搭配，由田嘢依照跟農夫的生產計劃、訂戶家庭的健康需要、天氣和時令而決定。

在採用菜包模式的第5年，浩盈和Nicole已能記得百多個訂戶的食物敏感等身體狀況，避開訂戶要忌口的食材。搭配蔬果後，她們會用可重用的餐布包裹，再放進環保袋內；最後交給合作的送貨司機，由他們送到訂戶府上。浩盈的5歲女兒豆豆正讀幼稚園下午校，菜包的製作經常也有她幫忙。

透過社區支援農業的願景，至今仍屬較小眾的訴求。香港勞工工時長，衍生大量外食需求，隨處都有餐廳的地景，便是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誕生。

浩盈看過傳媒報導，指香港人均每月用1,300元買外賣。相比之下，田嘢共購計劃最受歡迎時，也只有160個訂戶。她要思考怎麼調和港人少煮飯的習慣，和農夫每天都有收成的情況。

即使逆勢，她仍選擇推廣這個願景，是因為十數年前參與社會運動的啟發。

早在2006年，她參加過香港反地產商運動先行者龐一鳴的「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行動，抵制連鎖商店及餐廳。

讀文化研究的她，說「地產霸權」是當年最多人討論的詞彙之一。「那時候地產跟官商勾結是很明顯的，（地產商）會將一個地方剷平，然後就tub（倒模製造）一個商場、tub一個商場這樣。當然這些仍然在重複進行中，但都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我看到將軍澳、天水圍、青衣的新住宅區，tub、tub、tub被製造出來，就有很深的感受。我本來是住青衣的，在這個很小的社區，整個社區的環境在幾年間被改成跟別的區一樣，失去原本的特色。那我就在想，欸？那我喜歡的那些社區元素到底去了哪裏？小商鋪、街道為什麼可以就這樣消失？」

大專畢業後，她無奈香港不斷發展的趨勢，更不想只是成為經濟體的一顆螺絲。「在我畢業的年代，文科畢業生能選擇的工作都很無聊，總是做financial planner（理財專員）、保險囉。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只可以從事服務業？

那我們在創造什麼呢？其實是沒有的。那文科生讀那麼多馬克思、存在主義，讀這麼多叩問自己人生的東西，然後畢業就去當一顆螺絲？我做不到囉。」

從小店和餐宴連結本土

反對深水埗K20-23重建計劃示威的經歷，再種下浩盈對社區的信念。

2007年時，在當時的行動組織者、幼稚園老師周綺薇的鼓勵下，本來心灰意冷的居民為抵抗政府在缺乏諮詢的情況下收回居住地，以藝術手法抗爭，辦「一家一畫街頭藝術展」，又發起「請局長（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吃飯」。眾居民在自家店舖前高掛日常生活繪畫，再用膠帶在街上貼成朵朵鮮花；引起媒體和公眾關注。

雖然重建計劃不變，周綺薇書《推土機前種花》寫下：「我們期待今天大家一起種下的花，能在明天結果。而明天結的果，不單是我們終於得以留下來；每個街坊心裏清楚知道，我們目前爭取的每一步，同時也為以後家園可能被毀的人發聲，我們要守住平民百姓最珍惜的生活方式。」

這已經讓浩盈相信改變社會的可能。

「我很相信社群的力量，看到周老師帶領街坊，跟當年的城規會溝通後，我覺得社區組織起來是有希望的。縱然社群未必能改變什麼，但只要聚集眾人一起發聲，就能維持公民的意識，讓更多人被賦權，起碼不會把自己看低，不會說『講了也沒有用』，就放棄任何爭取。」

她和夥伴繼續鼓勵街坊光顧小店，實踐良心經濟，並在臉書寫下：「我們依然堅持抵抗，仍然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所以我們坐言起行！」她說，那時候開始，自己正在建立對香港的身份認同，以及歷史的認識。

2011年，浩盈跟反地產行動的夥伴在九龍城書節擺攤，挑選處33款小店聖誕禮物清單，包括曾在先達商店開店，但後被拒絕續租的世紀小店製作的繡花鞋。後來，又推介有三十年歷史的大埔山貨店「福和棧超級市場」的懷舊迷你火水燈。每年的12月，媒體都會報導行動和轉載貼文。直到2018年，因夥伴各有外務，這個行動才暫停舉辦。此時，他們的臉書群組已經累積超過一千成員。

帶著改變社會的想法，浩盈於市區重建計劃，如嘉咸街街市、紅磡寶其利街、中環結志街等重建計劃中持續發聲：「誰都知道，香港人的生活日益被整整齊齊地收入一棟棟的現代化大樓，或者一家家連鎖店；我們每天見到一家老鋪，一家菜檔，被號稱現代性的巨輪被吞噬。」

浩盈說，她在小店上能追溯到很多歷史，學到街道和商鋪在人們的活動習慣下，形成了一個個社區。跟小店熟稔後，她在2013年創立「橫街小店」，不僅在聖誕節行動，平時也辦社區活動，帶街坊了解不同社區故事。

然而，開展探訪小店行動幾個月後，她發現小店和本地生產的連結其實很弱，很多貨源都在中國大陸和外國。比如說，我們在香港的士多（雜貨鋪），其實很難能買到本地製造的醬油和麵品。「士多就一直賣這些，不會思考為何賣，也不會想為何不賣本土產品。」

「其實直到現在，香港也還是有本地製造的食材。有些廠商在造麵條，有些在釀醬料，產量是真的不少。甚至你在連鎖食肆吃粥配送的醬油，都可能是悅和醬園生產的，只不過它沒有把品牌名印刷在包裝上。

你會發現，我們經常在餐廳會吃到本地製造的食材，但很難自己買得到。那就很有趣了，究竟在發生什麼事？很幸運地，我認識到悅和醬園的負責人，知道它們原來傾向做批發生意，以求維持產量，而零售只佔很少部分。

以前我們的醬油曾經出產到南美。我沒有想過，原來從前整個九龍城、長沙環都是醬園，只是城市發展讓它們搬到了郊區，在公眾視線消失。我們想連結它們，發掘本地製造的故事。」

2014年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後，浩盈決心進一步發掘本地經濟的可能性，跟5個夥伴一同創辦推廣本地生產的團體「港嘢」。

「我們由下而上，每一件撲上去找、凝聚一餐飯的可能性。我們好想在香港煮一餐九成以上用本地食材的飯。醬、豆、菜都是本地生產的，這樣的一餐有沒有可能呢？」歷經艱辛、撞板，港嘢籌辦過多場名為「今晚，我約咗港嘢食飯！」的本地食材晚宴，也找餐廳嘗試本地食材餐單。

她說，「香港生產」這個議題，是2019年之後大家才開始廣泛討論。在2014年的時候，這對人們來說仍很新鮮，大家好像沒有聽過，香港原來還有自己的生產。「開始看到香港不同的歷史，好像在建構一份身份認同。」

不做螺絲的土壤

在反地產霸權行動，他們用小店禮物讓人知道除了連鎖店的倒模商品，也可以買到本地製造、有人情故事的物品；在港嘢，浩盈與Mandy、Kitty、Summer、龐一鳴和Kelvin一班成員，示範不用進口食材也能煮得到飯。他們認為，要更多人支持本地生產，先要製造機會讓人接觸，告訴他們可以有選擇。

兩個行動持續的同時，香港民主派爭取普選的訴求亦日漸高漲，更在2014年爆發雨傘運動。以當時的政治光譜來看，兩個行動都算是較溫和的主張，在政治改革訴求外，更希望改變人們的消費和生活習慣。

不過，浩盈回應道，其實她參與的行動，跟雨傘運動的精神同出一轍。「是同一件事情來的嘛，那雨傘運動，也是在質問中環價值啊！」

雨傘運動期間，她和港嘢戰友有深刻共識，跟眾多民主支持者同樣支持普選目標。在2014年9月28號，港嘢成員在台北與當地推廣本地生產的團體交流，正準備翌日回港。得悉香港警方用催淚彈驅散在中環的示威者後，他們當晚即呼籲港嘢的活動參與者和訂戶一起抗爭。

另一邊箱，他們認為也不能忽視資本主義下的壟斷問題。

到了10月26號，示威者已佔領金鐘五天。浩盈拿著「撐小店」紙牌，和從灣仔買來小店製作的60個飯盒到海富中心，向現場人士派發，希望大家開始多光顧小店：「我們在這條街的另一邊對抗對抗一個政治霸權，但轉個彎進了商場，我們就光顧一個消費霸權，你覺得講得通嗎？」

雨傘運動未為香港帶來民主改革，普選目標仍然實現無期。然而，在普選訴求外，香港社會繼續反思財閥壟斷，諸如發展新市鎮時的「公共私營合作制」、領匯租金昂貴的問題被擺上檯面。年輕世代更反思主流找好工、賺錢買樓的人生規劃觀念，以及發展至上的城市規劃思維。

浩盈說，「我們就在用行動彰顯中環價值以外的價值嘛，我不覺得這比較不重要啊。而這（另類的生活價值）也讓人生活有更多希望，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被套在主流價值的螺絲模裏面。

為什麼一個城市有那麼多人有心理病？就是因為跟主流價值沒辦法溫和，那種焦慮、不安感，不斷想能不能進入主流社會的安排，讓很多人都處理不了。」

傘後，農業也順理成章給了浩盈不做螺絲的土壤。如戰友龐一鳴常說：「不可能一步登天，所有事情都是揼石仔（一步一步）地做出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她決定繼續在最基礎的生產業學習，尋回自己在這座城市的根源。

曾在00年代創辦「土生合作社」和「自在生活」，團購有機食材的楊寶熙說，在早期的民間農業組織，人們關注的是環保、綠色、食物安全、照顧土地跟農民，較少從生活自主的角度去看農業。

雖然現在對農業或生活有一套論述，浩盈說自己剛接觸農業時，是傻頭傻腦的。她最初把視農場為其中一種小店單位，會買加工產品和參觀，希望用金錢支持存續。

拿著漁護處推出的《休閒農場指引》，她走入八鄉的農場。「什麼都不懂，覺得自己真的很傻，那種傻是你根本連種田都不懂，聽不明白別人講話。只能『嗯嗯嗯...嗯』，你只可以點頭，因為不知道人家在講什麼。

那我就醒覺了。發現農業不是一種小店，它是另一個世界，不是一個店鋪就這樣擺在那邊，你喜歡什麼時候參觀、關心就可以去。它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要你來遷就它，不是它來遷就你。因為這是直接關係到大自然的事情，當然要跟隨它的時間表；或者說，是我找回自然的時間表。」

塱原的米田、川龍的西洋菜、打鼓嶺雷公鑿的苦瓜、南涌的蓮藕、古洞北的醬油、昂平的茶葉⋯⋯在香港這個經濟都會，仍有人能依節氣和環境產出特色農產；蕉徑的農夫文哥，甚至成功馴化本來是雜草的莧菜，自留種子、種出味帶甘香的名種「馬屎莧」，浩盈至今感動。

「大家都覺得種米不可能、本地菜自給率少，但還是有人去做。是不是因為事物的佔比少，它就沒有價值呢？如果有價值，那它跟現代人的生活要怎麼契合呢？我們要把這種契合找出來。」

四年間、過百場的港嘢活動，以及早前反高鐵、反新界東北發展示威時的參與，讓她累積農夫人脈。而參與者對購買本地菜的詢問，讓港嘢在2017年開啟「田嘢本地菜共購計劃」，與支持者一起買菜。

同年5月，浩盈在旺角租地舖試營門市，並以「田嘢」命名。她說，田嘢是一個自己參與銷售、物流和經營菜店的嘗試，不只是買賣菜的地方。從最初70平方呎大小的門市開始，她啟動了一個全範圍銷售本地商品的實驗，除了蔬、果、米和調味料，它也賣生活用品。

營運4個月後，浩盈發現一個人應付不到店舖的工作量。於是，她找上反地產行動和港嘢活動期間認識的Nicole。「我要找一個能夠互相明白田嘢理念，而且有機會相信社區的人。」

Nicole不是港嘢的成員，但曾多次參加港嘢的活動，跟浩盈關係熟絡。浩盈聯絡她的時候，她已在澳洲渡過一年半的工作假期，正思考要留下還是回港。她說，自己參與社運不算深，雖然在立場上跟浩盈相近，但她自大學開始投入更多的，是服務患智力障礙青少年的義工活動。

「我的情況，更多是在工作假期後要思考將來想做的事。做田嘢對我來說是一個選擇、一個新的開闖。」Nicole說，加入田嘢後，她對菜包有熟悉感。一方面，她小時候在老家惠州曾幫忙收割稻米，也常常接觸蔬果農產。此外，她想在香港營造更多社群，田嘢是一個實現的機會；就像以前服務青少年社群，現在她維繫的社群是吃菜訂戶和農夫。

調整經營模式

一開始，田嘢兼顧訂菜和零售的模式，是浩盈和Nicole的慘痛經歷。

浩盈說：「那時我們很蠢。一來，門市位置不好。而且，我們當時是寄賣本地菜，在菜賣出的時候才有收入，壓力就很大。比如說，油麥菜一整天賣不出，在晚上已經開始顯皺，那還怎麼能用同一個價格去賣呢？如果第二天也賣不出，那要怎麼辦呢？

我們也會收到單次的蔬菜訂單，這些訂單很浮動。在事前，你預計不了會有多少需求。農夫有收穫，但你可能沒有客人。久而久之我想農夫跟顧客雙方都不爽。

零售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有很多人手。門面要有人，行政也要有人做。這些因素加起來，讓我們入不敷支。」

她和Nicole反思辦田嘢的初衷，是做食農教育，於是參考台灣主婦聯盟的菜籃模式。「我們把門市砍掉。顧客還是可以來買東西，但我們的重心不會再擺在零售。」

有別台灣主婦聯盟的大菜籃共購，目標訂戶為4人家庭，田嘢調整每週菜包份量為的4磅，適合香港2-3人家庭。在社交平台召集有意加入菜包共購計劃的顧客後，Nicole便逐個打電話。「我怕得要死，要想怎麼跟別人開口：『你好啊，我們接下來會做菜包共購』。要解釋一輪，每個電話都要談半小時以上。」最終，共購計劃有8個初始訂戶。

做了一年後，田嘢累積50個菜包訂戶。帶著這些訂戶，田嘢搬遷至荃灣工廠大廈，讓面積翻倍，也減輕了租金壓力。再者，位置靠近菜園常送貨的荃灣街市；她們在街市附近與農夫交收，就可以節省每次200元的車費成本。

兩個掌櫃說，田嘢每個月要有大概160個訂戶，才能夠支付租金、成本及維持合理生活。要長期達到這個規模不容易，而就算訂戶突然大量增加，單憑兩人也應付不到這麼多人的需要，難以因應每個家庭的需要和飲食習慣配搭蔬果。另外，每個季度開始前，田嘢都會跟合作的農夫商討種植計劃，即使訂戶中途退出，田嘢仍然要兌現接收農產的承諾。

幸好，遇上COVID-19疫情後，香港出現菜荒，中國大陸的蔬菜因為出口管制無法即時到港。田嘢能累積到新的訂戶，讓它能夠穩定經營近兩年。

現時田嘢有些訂戶已訂菜超過3年，有些更在颳颱風時主動提出分擔農產失收的損失，說那個星期沒有很多菜也可以接受。這讓掌櫃們很感動，「我們平常看到街市長期都擺滿青菜，不知道供應是會停的。這些菜客知道，要靠農場繼續運作才可以有安全的食物，樂意繼續支持。」

我對有什麼人有能力、又願意每月付出1,000元訂菜很好奇。兩位掌櫃解釋，田嘢的菜友，有的十分關心食物安全，有的是熱心支持本地生產的青年。她們也積極讓自家煮飯的難度降低，為讓很多不懂烹調的菜友開心處理食材，又準備菜譜，連冷門的蓮藕、荷葉，也附有建議食法。不用運送菜包的週日，田嘢不時舉辦食農共學課和加工農產工作坊。

「煮食會改變我們對農產品的認知，是很大的學習。做銷售，你不能只懂種田，你要知道農產品到了客人手上是怎麼樣的，會有什麼變化。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能只會吃，知道種植過程也會讓吃的體驗不同。」

2021年開始，田嘢推出「香港蘿蔔」計劃。透過這款冬季農產，它嘗試突破農夫缺乏銷售通路的困境，連結上中下游，和13個香港農夫合作，每年種植出9,000至15,000斤蘿蔔，再跟20多間小店合作銷售加工製成的蘿蔔糕。

「想讓人發現『Oh！香港也有農產品的！』而且是好玩的，日常是可以應用得到。我不希望人們覺得蘿蔔很『涼』，所以就不吃，於是跟食養導師岸本太太合作，告訴人們健康可行的搭配。現在是第三年，我們更一起在天台、社區學種蘿蔔，菜友會互相幫手照顧。」

在香港推廣農業，難免要從少數人開始。「直到現在都是開心的。雖然也痛苦啊，因為經營是有一點困難。」浩盈經常自嘲，田嘢的賣菜量，在香港僅剩的一點蔬菜自給率中，連1%佔都不到。

她說，只要有更多人關注，甚至參與香港農業社群，並留在這個社群內，就算是一小步成功了。平日，田嘢的社交平台貼文，也經常推介其他本地貨小店。「哪怕他不來田嘢，去屯門、西貢、大埔的本地菜檔，我們要讓他進來這個社群，而且不要讓他離開！這個就是我的目標。」

一次大學的客席講座中，浩盈讓學生分辨一盒進口和另一盒本地的車厘茄，結果大部份學生都答對。她解釋，只有本地產的番茄才能做到「樹上熟」，即在成熟時才採摘，不怕長途運輸讓番茄變壞。這樣讓果實有更濃郁的滋味，不止甜還有酸和鮮味。她說，我們的舌頭被餐廳的高鹽高糖麻痹了，要在本地菜中重拾味覺；「我們不求自給自足，但最少要讓更多人感受到這些。」

「我很相信由下而上的改變，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有很多合作社、工會、運動都在努力改變消費文化，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呢？我明白不可能100%、每餐都吃本地菜，但3成、4成行不行呢？」

在地生活的3.5斤重量

Nicole笑說，很多人覺得田嘢的工作很浪漫，以為可以經常接觸農田和山水。其實，她們更多時間是用在製作菜包後，與訂戶的線上溝通。田嘢用WhatsApp傳送菜包圖片，作為配搭的紀錄，兩個掌櫃的手機相簿已被過萬磅蔬果的圖片佔滿。

農業的生產、銷售和加工環節，浩盈都體驗過。她發現農夫既要種菜，又要處理銷售，實在分身不暇。她又認為香港的食農文化很落後，「人們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麼，連娃娃菜跟椰菜都區分不了。」

為讓本地農業持續發展，她想承擔農業銷售和推廣的角色。「我暫時還有對社區熱情，那為什麼不去cultivate（培育）一個土壤，改善大家的食農文化呢？如果這邊的土壤做得好，農夫都能更方便地賣菜，之後有一天我再回去種田的時候，也不會不行。

種田呢，有很多人在種，他們是不太會離開的。就算我也去種，暫時來說，多了我一個也不算多了很多。而且我只是一個新人。既然我不抗拒做客服，那我就留在這裏多一陣子吧。」

浩盈常常思考，「香港的買菜社群究竟是怎麼樣的呢？本地菜的敵人是誰？是大陸菜嗎？」她卻發現不然。要令本地菜找到消費者，首先要改變的是香港人的飲食習慣和偏見，懂得不時不食，也要讓人體會生產端的處境後，發自內心地支持農夫。

浩盈不否定香港人對本地菜有些熱情。因為疫情和防疫政策限制，每年有很多農夫殷切期待、並為此種了很多菜的「漁農嘉年華」在2022年停辦。為此，田嘢自行舉辦「漁農時菜派對」。她回憶，兩日間有很多人仗義幫忙買菜，全部參與的農戶共賣了1,000斤。

她也記得，2019年後有一批消費者，因為支持本地生產而購買本地菜；疫情期間也有更多顧客查詢加入共購計劃。「我覺得情況危急的時候，本地菜顧客都會出現的。」

不過，這樣的幅度不顯著，且不持久。當港人願意煮飯時，家常菜多是菜心和白菜；但它們都不是香港夏天能種出來的菜，只能在其他地方進口。另一邊廂，港人又對夏天的本地菜興趣平平。

採訪中，浩盈用手憑空描繪香港本地菜的四季銷情。春夏秋冬四季，以夏天為低位，形成一幅山谷狀的折線圖：「每逢四月開始，大家連（香港夏天適時適種的）莧菜都馬上say no。」

她按經驗和參考香港社區支援農業著作《從三斤半菜開始》後估算，港人家庭每個星期大約消耗3.5斤（約等於4.67磅）菜。「這個就是本地菜在生活中能夠佔據的重量了。其實大家都看輕了自己的3.5斤，對我們來說，多了一個菜包絕對不少，但大家很容易就會放棄。其實，每人每週按著農場的生產節奏來吃1斤菜，一年就會吃到52種農產，能夠見證農場轉變。」

浩盈對香港人單調飲食感到苦惱，並為香港菜抱不平。為了推廣香港夏天的真正時令蔬菜，田嘢委託插畫師MUSTA為莧菜、通菜、番薯葉和潺菜製作插圖，「我們要把它們sell（推廣）到好像菜心般那麼有名，要做跟菜心齊頭！齊名呀！（同等厲害跟有名）」

用菜檔反抗資本邏輯

在做菜檔生意的當下，回看多年前反地產霸權的啟蒙，浩盈在思考的，一直是制衡資本對本土特色的侵蝕。

即使地產、商場的發展不止，她也要跟Nicole一起把香港的農業擺到人們眼前，讓更多看到。但是，從單純的抗議者，到實際經營菜檔，這盤反資本邏輯的生意要面對同路人的質疑。雖然田嘢與大部份農夫的合作都愉快，但個別農夫曾指，田嘢在銷售中收取的佣金過多。

浩盈說這樣的質疑令她苦惱。她說自己推廣農產的初衷從未改變，在好幾次的推廣計劃中，田嘢都未能賺回成本。不過，田嘢的確要考慮盈利，畢竟要賺回兩人的生活費。而且，它為農夫打開銷售通路和策劃推廣的活動，要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

盈利的考慮，使旁人較難理解田嘢對農業的貢獻；也不像做農夫的朋友般，只要說出自己的職業，常常會得到尊重。但兩個掌櫃對自己的選擇堅定，更對沒有像其他非政府機構般，申請資助感到無悔。

她們掌櫃說，「有funding（資助）的好處是同事的工資穩定，不用自己賺回來，也可以有更多人力、做更多事。但funding一般都是為期兩年，經常要追趕KPI，也要常常準備下一份計劃書，自由做事的時間比較少。

農業項目的週期經常是幾年，我們覺得在接受funding的模式下，我們還沒實現成果，就要收爐了。而如果沒有持續的資金進來，之前做的事就難以維續。」

她們覺得，不申請資助，不用為別人的目標而做事。「如果我們想要做一個新計劃，馬上就可以去做，如果不適合現在做，也可以等到適合的時候再開始。」

於梅窩推廣農業和保育社區的組織「好老土」，是近年另一個受關注的香港農業推廣組織。跟田嘢不同，它曾申請多個資助計劃，包括環保署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可持續大嶼辦事處」資助，和「何鴻毅家族香港基金」。

項目主任Miffy分享經驗指，香港與農業相關的資助計劃不多，而且大多數跟鄉郊保育有關。更甚者，申請資助需要專門知識，平均需時至少半年。好老土長期有一名成員負責申請不同資助，但仍不敢肯定能否持續受助；如果資助不繼，一些項目就要煞停。

Miffy說，漁農自然護理署更在2016年設立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基金」其實與農業最相關，但又因署方要避免利益衝突等原因，暫未開放予田嘢般的盈利團體申請。像田嘢一樣的小團體，比較適合申請的，可能是發展局的創科創投基金；只不過，金額通常只有幾十萬港幣，資助週期也不長。她認為不同資助方，要思考資助如何能切合農夫和農業組織的需要；不然的話，有很多認真貢獻農業的行動很難存續。她讚嘆：「其實我也不懂，為何田嘢可以靠自己做那麼久。」

總結自負盈虧運作7年的經驗，Nicole說，田嘢能夠堅持到現在，是因為她跟浩盈分工妥當訪問期間，兩個掌櫃互指對方付出最多、最辛苦。在工作室，浩盈習慣思考願景、負責發掘新方向，被Nicole戲稱為「火車頭」；她說自己的想法經常天馬行空，需要擅長執行的Nicole幫忙貼合現實。

留下來努力

近年的移民潮，就為香港社會和田嘢帶來新的現實，需要因應調整經營的策略。

浩盈和Nicole形容，現在田嘢的狀態是「低飛」。作為農業中間商，它的收入來源是菜包和零售產品的賣出價，與購入價的差價，以及偶爾的工作坊報名費。浩盈透露，每個月要出售大約2,000斤菜（約等於137個菜包訂戶的訂單）才能回本。160個訂戶能讓兩人賺回低於香港中位數的工資，但現在菜友的數目已經減至100個出頭。況且，長期支持的訂戶離開，亦讓長久建立的關係斷裂。

「最近一年移民潮很厲害，我們一開始都沒有很大的感覺，但慢慢就感到傷心。離開的訂戶，很多都訂了菜一年半以上。尤其是4、5年以上的訂戶，他們簡直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常常會聊天。這些理解你、跟你對嘴、相信你做事的人離開，真的有失落感，很氣餒。」

近來，她思考要怎樣轉變經營社群的方式，「這些同溫層離開了，而新加入的訂戶，有些對菜的認知超級差。這是一個衝擊，我們要怎麼轉變呢？」

她說只能一點一點地嘗試，看看如何讓新訂戶學到、共鳴更多。「大家不懂，沒有問題，那我們就一起做比較初階的事。」今年，田嘢出版食農月曆，每頁都附上該月適收農產的故事：「當你們問什麼時候才有粟米，什麼時候才有沙律菜可以吃——你翻到這一頁月曆才問我吧！」

除了菜友移民，曾經港嘢的戰友也有的已經移居外地。很多朋友都叫浩盈移民，「說環境很差，要走啦！因為我有小孩嘛，大家都不斷叫我走。我也很失望啊，不論對農業社群狀態，還是社會的形勢。我看到法庭新聞都會擔憂，那股沉重、無力感好誇張，更不知道小朋友未來在這個城市會怎麼樣。」

Nicole感嘆，「我想，很多現在留下來的人，都很有心為香港做事，想著既然留下，就要更多事。但現在就是越來越無力，就算這幫人有心，政府越來越讓人心淡。我們做了那麼多，不知道政府有沒有看到？但它還是不斷收地、迫遷。」

她說田嘢起碼要多做幾年。平常工作的艱辛，在看到顧客或活動參加者，因為田嘢銷售的本地產品而感動時，暫時能得到紓解。

「有人說，要在任何一個行業成為專家，起碼要做10年。我也覺得我們現在認識的還很少。農業的知識有很多，我們僅僅是在銷售的位置。除了要對消費者了解更多，我們對上面的農夫也要學習更多。」

浩盈亦選擇留下，「（移民）不是在這個階段啦，我不覺得要在這一刻馬上走。我不覺得香港已經沒有可能性。當然，也有灰心的時候，但還有很多人在努力，我也想在這裏一起繼續。」

她最大的希望，是繼續為女兒豆豆維持一種可能性。「讓她可以選擇任何事業，像周思中那樣種田可以，像龐一鳴那樣喜歡開書店也行。我希望她不會認為生命只有一種固定的型態，非那樣不可，能看到生命的不同可能性，活得更自在。」

隨工作室長大的豆豆，貪玩時為媽媽跟田嘢在紙板上寫下：繼續快樂、繼續努力、繼續加油。

文：梁景鴻

編輯/指導老師：黃舒楣、李志德

口試委員：鄭肇祺、張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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