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民國往事(二)－黨同伐異|投稿 #33

作者：高永鈿（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前文提及，國民黨在1927年6月正式建立澳門支部，逐漸推進黨務，而本地教育家梁彥明為支部內主要負責人，並多次代表到穗參會，大有支部負責人之名。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論者對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已有不少研究，但大多忽略了對海外黨務——如澳門支部——的影響。國民黨在大陸期間內部先後出現各派系，這裡僅為大家介紹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山頭”——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

澳門支部內鬥沿起

胡、汪二人早在同盟會時期已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深得孫的信任和黨人信服，因此二人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均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另外胡在孫北上時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汪在孫去世時更陪伴左右並起草「總理遺囑」，可謂黨內「叔父輩」人物。

而蔣在黨內資歷較淺，最早從軍隊起家；1924年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之後他憑著手中軍權，多次解決軍事危機(可以理解為黑幫中的「雙花紅棍」職位)，成為黨內後起之秀。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因是否與共產黨合作而分裂，此後蔣、胡、汪三人各自拉攏其它派系，聯合一方而打擊另一方，黨內多起紛爭。

自30年代起，寧(蔣介石為首的南京中央)粵(胡漢民為首的兩廣勢力)之爭成為國民黨內一大矛盾。澳門支部在成立之初隸屬國民黨中央黨部，清黨期間又劃歸為廣東省黨部，加上澳門毗鄰廣東，兩地經濟和人員來往密切，可想而知梁彥明等人必定選擇粵系立場。

支部表態

1931年2月，胡漢民與蔣介石針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爆發衝突，胡被迫辭職，隨即遭蔣軟禁於南京湯山並對外宣稱他因病而辭。事件引起全國關注，標誌寧粵鬥爭激烈化。澳門支部接連發表通電，要求中央挽留胡，「藉資休養，並擬請收回准辭成命，免滋謠諑」。隨著各地聲討越烈，支部在5月7日公開發表對蔣態度，請他“當機立斷，接受彈劾，速將胡院長恢復自由，離京休養。”

月底，粵系軍政要員在廣州召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宣佈另立“國民政府”。澳門支部次日發表賀電，宣稱「蔣中正劫持中樞，危及黨部，公等申張天討」並對廣州國民政府「職部謹率全體黨員謁誠擁護。」或許是按照省黨部指示，澳門支部發動群眾對蔣介石進行聲討；不過受澳葡當局所限，只能在灣仔和拱北鄰鄉進行。

儘管寧粵雙方在名義上對澳門這一葡人租借地並無治權，但也無阻他們各自或明或暗地投射其權力而加以影響澳門支部，梁彥明的仕途與雙方鬥爭結果可謂有緊密關連。

怒批蔣介石與九．一八事變

8月8日，澳門支部照例在灣仔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梁彥明繼續連任執委。當中有一項獲通過的大會議案竟是「請省黨部轉請中央從速籌備香澳總支部以完成海外組織系統案」，當時正值寧粵鬥爭公開化，重提港澳支部合併一事，或許是梁彥明等人聯合香港同志，跟隨粵系立場而欲分化國民黨中央海外部的架構？

會議結束後，支部緊隨粵系輿論攻勢，發表宣言指責蔣介石「包藏禍心，劫持中樞，篡竊黨國，假訓政之名，行獨裁之實」，並矢志「誓以至誠一致擁護中央非常會議，討蔣剿共之一切革命主張」。 

然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打破了寧粵幾近武裝衝突的對峙局面。雙方在日本侵略迫在眉睫的局面下進行和談，決定共禦外侮，而澳門支部的工作重心也因此從「討蔣剿共」轉變為「抗日救亡」。

9月27日，澳門支部召集澳門和灣仔各界人士舉行抗日救亡大會。梁彥明身為支部常委，自然掌握政治話語權，於是擔任大會主席並首先發言，「報告開會理由，及日人暴行，惹慨激昂，聲淚俱下，全場悲憤」隨後大會決議成立「澳門各界抗日救國大會」，其執監委從各界自行舉定代表，擬於10月3日舉行宣誓就職；他則當場被推舉為黨部代表並「即席核擬修正」電文，之後亦獲選為總務部主任。

在民族危機激化的情況下，澳門支部成為澳門華人支持祖國、表達祖國認同的重要組織，而梁彥明作為支部常委顯然擁有巨大話語優勢。

11月27日，他聯合范潔朋、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人，在灣仔廣善醫局成立“闔澳華僑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時人稱：「是日澳僑仕女往參加者，逾幾萬人，所有一切來往快艇，均為大會全數租賃，仍不敷用」。梁彥明在會上先「恭讀總理遺囑」、報告抗日名將馬占山的回電內容，並主持會議討論各項組織辦法，其後獲舉以黨部代表身份擔任常務委員。參與兵災會成立、推動澳門華人支援抗戰，某程度上也是澳門支部的重要工作成果。

正當兵災會按計劃向富戶及各行業代表籌款時，馬占山兵敗的消息傳來澳門，「僑眾意殊怏怏，不便進行」。然而次年上海戰火突起，十九路軍英勇抗敵的事蹟傳遍全國，再次點燃澳門華人的捐輸熱情。梁彥明聯同范潔朋、崔諾枝、羅餘等人親自「從事募捐」，過程中「雖風雨連綿，道塗泥濘，春寒料峭，砭肌刺膚，亦從無缺席。故所到各殷富住宅，多慷概樂助」。同時市內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行業各自商議分配捐額，做好了向國內抗日將士長期捐輸的準備。

支部分裂與內鬥

但寧粵之爭並沒有因外敵入侵而完全消彌。1932年初，國民黨元老和粵系要人在廣州成立西南政務委員會，標誌兩廣已處於南京政府統治外的半獨立狀態，而小小的澳門支部再度成為寧粵之間的矛盾。

5月初，國民黨中央舉行會議，有人指出「香港、澳門兩支部改隸廣東省黨部以來，黨務進行未具成績」，登記黨員連年減少，於是通過決議「將該兩支部依照前制直屬於中央，以利指導」。次年5月中央議決委任「陳汝超、梁彥明、李君達、劉紫垣、盧季瑞五人為澳門直屬支部籌備委員」以上名單實際與原支部人馬接近。

中央方面欲將澳門黨務收歸其控制，但或許無其它合適人選可代替，遂不得不倚重梁彥明等一批本地黨員為其背書？而梁彥明如何看待中央的拉攏？可惜受史料所限未能進一步探討。但他被列入其中，顯然反映中央認可其能力和本地聲望。

或許是為了回應中央的行動，廣東省黨部不久便派人指導澳門支部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梁彥明依舊為大會主席之一並作主持。總結會上通過的多項決議，梁彥明等人在粵系影響下，秉持反蔣、抗日、剿共的政治立場，同時「請中央取銷籌備澳門直屬支部」，明確反對中央早前決議，顯然是寧粵之間爭奪支部隸屬權的反映。面對澳門支部的呈請，中央指各直屬支部籌備委員會已成立，明令撤銷所有原隸屬廣東省黨部的香港、澳門支部執監委員會。此時直屬支部已經成立並取代了原支部在澳門的地位嗎？顯然不是。

梁彥明向中央叫板

據現存同年8月間澳門直屬支部籌委會向中央聯絡的電文，可知此時前者已在澳門設置了會址，但「屬會處在海外異族壓迫之下，不能公開活動。關於會址問題，固環境關係擬設立兩所(一屬半公開的黨員集會處，一屬秘密的辦公處)以利進行」。早前6月上旬，梁彥明等人已明言「請中央取銷籌備澳門直屬支部」，但陳汝超(電文落款由他署名)等人依然執行中央指令，這意味著原支部在此之前或已有寧粵之間的路線爭論，此時更是出現明顯分裂。

綜合1934年7月《中央黨務月刊》和戰後出版的《澳門今日之僑運》所載，直屬支部不晚於當年7月在香港，以中央委派人員監督、通訊選舉方式選出了首屆執委盧季瑞、陳汝超、趙祥、劉紫垣、李伯廉，其後於10月7日正式成立。查陳汝超等人在原支部曾獲選候補執監委、擔任分部或更基層的區分部負責人，不據重要地位；劉紫垣則是1925年原支部籌備委員之一，可謂開部功臣(另外他也是1920年教育會籌備人員之一，相信最初在原支部內地位與梁彥明相當)；但他自1930年起已無擔任執監委(當年4月的第四次全澳代表大會，其競選執委得票僅為第6名)，只淪為區分部負責人；反觀梁彥明一直連任執委且代表支部到穗出席各種會議，二人政治地位一升一降。

筆者推測原澳門支部內部或許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設立直屬支部之際出現了分裂，支持粵系的梁彥明一派和支持寧系的劉紫垣一派對立，最終未能達成統一意見；而在原支部地位處於弱勢的後者只能建立新班子轉到香港活動。

在這一時段內，支部黨務在多大程度上因寧粵之爭而受阻？具體矛盾如何出現？可惜目前未見澳門支部的會議記錄、兩派與寧粵來往之通信等文獻，詳細史實有待考證。

或許受梁彥明等人排擠而無法在澳門立足，劉紫垣等人之後遷到香港奕蔭街25號2樓設辦事處；據直屬支部後來向黨中央報告所述，「當西南跋扈畸形獨立時，對於中央統屬機關及人員極為嫉視，是以屬部常受其威脅」、「澳門支部對峙，時加破壞。當於其時，進行工作，常多窒礙」，可知黨務無甚進展。直屬支部聲稱辦理澳門黨務，但機構設在香港，鞭長莫及之餘只淪為名義上的組織，大概只能作輿論聲援以示支持中央。

1934年2月18日，澳門支部第六屆執監委宣佈就職，梁彥明等人發表宣言，表示中國正值內憂外患，支部仝人「今後當益加奮鬥，黽勉進取」，努力推進黨務，擁護「胡展堂先生對時局宣言的救國八項主張」明確表達其傾向粵系的政治立場。也許是梁彥明作出了順應時局的選擇，因此在廣東省政壇獲得更多表現機會。

3月中，他到穗出席全省第六次代表大會，並擔任宣言起草委員之一。針對華北已淪為日本勢力的局面，西南執行部於次年6月22日發表「養電」質問中央有何抗日對策，引起西南多處黨部、地方組織發表通電響應。已連任為第七屆澳門支部執委的梁彥明在收到“養電”當日便召開會議，並於次日接連發表通電，強烈質問中央：「事關國家民族存亡，中樞有無對付方策？」

由此可見，澳門支部在寧粵鬥爭的大環境下，堅定地站在粵系一方；雖然未直接卷入內地政鬥，只是持續向南京中央發起輿論攻勢，尚能置身事外。那麼他們與中央欽點的直屬支部之間，為了爭奪國民黨在澳門「正統」，又有何直接鬥爭呢？下文將揭曉1936年間兩派人馬攻守如何逆勢，國民黨澳門支部權力大洗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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