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炽燃最近的生活

先是几家著名出版社有不同程度的性侵害与性骚扰事件曝光，接着是青年作家、知名编剧、摄影师一一被指控，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了反性骚扰的浪潮。

在编剧史航作出回应称，指控他的二十多位女性和他均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而后其中一名当事人写下长文控诉，陈述自己是"如何成为史航的前任"。她几近绝望地说，“我们就是要微博升堂”，我想就已经宣告了这场反性骚扰和以往的不同。

我想起发生在 2018 年的陶崇园被导师骚扰导致跳楼身亡事件、公益人雷闯涉性侵案、2020 年的鲍毓明性侵养女李星星事件、拉锯多年没有结果的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2022 年的吴亦凡性侵案，它们的核心诉求可以说都是法律制裁，而根据情况恶劣程度与政治因素，有的人如吴亦凡确实受到了惩罚，最终判刑十三年。在伊藤诗织胜诉之后，这种愿望都还在上升，中国女性仍然希望法律和历史能够给她们一个答案。

但今天二十多位女性诉史航性骚扰，就直说"我们要微博升堂，因为核心诉求并不是法律制裁，而是揭穿他的嘴脸，让公论留在正义之士的心里"，继而将"被侵害"的叙事掌握到自己手中，不允许加害者用春秋笔法掩盖——比如史航的回应就强调是"交往"，没有性骚扰。我觉得这也是"运动"的一部分，虽然"运动"听起来极其恐怖，尤其是我们这种有前科的国家。但我想说，当我们说"反性骚扰运动"、"Metoo 运动"的时候，难道与世界范围内我们鼓起勇气支持的那些相似的运动不同吗，为什么我们可以无条件支持遥远的，却不能理解眼前的，眼前的女人不是人吗。

我早上起来，看到也曾被指控性骚扰的朋友在说什么"人有沉默的权力"、"人类事务被推向极端"，而他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比作我们的前科、那疯狂动荡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匪夷所思，我没有办法将他被指控性骚扰的事完全摒弃后再来看这些观点，他有什么立场来谈"警惕性骚扰话语"？但即便是仅看这些观点，也觉得足够荒唐，怎么就可以轻轻松松推给"那十年"做总结陈词，刚过去的三年核酸时代也没见说什么，怎么现在公开个性骚扰就要说是最疯狂的年代了。所以最疯最恐怖的还是女人，而并非轻易收割的政权。是这个意思吗？这让我无法接受。

我承认自己是激进的，并且想要从过去的文章中找到同样激进的观点和伙伴，但是我得到的结果几乎都是"警惕反性骚扰话语"，而少有的案例也只是在林奕含自杀后，曾退稿她的编辑遭遇网暴几欲自杀。这几天内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想要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也意识到自己在谈论性骚扰的时候变得异常有攻击性，而至少我不希望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伤害到别人吧，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看了一些 2018 年的有关文章（彼时中国紧随世界掀起 Metoo 运动的狂潮），发现那时被留下来的声音也仅仅是"各打五十大板"后"反性骚扰"要符合"国情"。有些学者长篇讲述了美国八十年代性论述的分歧，最终也不过是含沙射影地指出，我们的情境与美国不同，但当前的"反性骚扰"盲目承接了美国的女权主义立场。或者更离谱提出设想：我们有没有可能跳出美国的性论战与“快乐与危险”的框架，在中国情境中构建另外一种性论述的可能？这种性论述，实践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情境，对话于南南、南北以及全球？

确实是“生而为中国女人”、处在“中国情境”里没错，但什么东西都想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只能害了你。到了今天，不会还有人认不清"中国式"的真面目吧，有哪一个"中国式"的实践是值得全球参考的？要我说，中国当前的性论战可能就是史航一派说是"交往、互相撩拨"，"反性骚扰"群体认为行使权力越界。但即便就这样都没有共识，又谈什么构建另外一种性论述的可能呢，难道美国人性骚扰和中国人性骚扰还能有什么人种差别。欧美女性公开陈述自己遭遇性骚扰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反对她"写小作文"、叫她去报警解决。我之前写《同意》作者凡妮莎的经历，评论也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应该去报警，而不是写这本书、谈什么性别政治，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报警能解决，也就不必有这本书了。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林奕含自杀，也没有改变社会对种种"房思琪事件"的轻视，人们还是称呼林奕含为"美女作家"，哪怕是鼎鼎有名的女性主义学者。你可能会觉得我大惊小怪，但你我都应该知道，在我们固若金汤的社会文化里，这隐含了怎样的揶揄，也可以说是对"房思琪"事件带来轻视的因素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或实践可以接住房思琪，而只能一而再地撕裂她，这不是最大的恐怖是什么。

我并不认为"反性骚扰"到目前为止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是加害者还在巧舌如簧地、玩弄是非，我也不认为声张几句"反性骚扰"就能真的伤害到什么无辜，而铺天盖地的认为会导致"性保守"的言论也让我匪夷所思，反性骚扰又不是反色情，如果性变得过于保守了，那一定不是 metoo 的问题，不是检举性骚扰的问题，而是整个保守势力上升，我们在性方面的关注越来越窄导致的。

你可能会接着引用姜思达的例子，说姜思达不是受到"反性骚扰"的伤害了吗，他的播客节目不都下架、他的言论不被允许发表了吗，因此就有了我的朋友将这场反性骚扰比作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先前那一幕。我觉得这是十分残忍的，对受害者而言是十分不公的，她们是谁，她们有什么翻手云覆手雨的力量掀起足以和文革相比的惊涛骇浪，她们不是被那浪潮轻易扑翻，现在站起来反抗那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权力吗。

再来看姜思达，他是主动删掉播客节目并向公众道歉的，不是碍于什么"必须爱国"的压力，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阶层向他施压，而是他的受众提出了拒绝这个商品——因为他的受众和史航侵害的群体显然是高度重叠的。如果他是个生意人，收回这个商品无可厚非，如果他还自认为是创作者，那么他展现的其实是自己思考的痛苦过程，他完全可以将这个东西当成是作品就留在那里。但他和他的拥趸者显然将其当作一种公共讨论和必要获得同情的声音，于是这种撤退就沾染了某种悲情色彩，让身处其中的人感觉自己是受到了"反性骚扰"的伤害。

其实很简单，姜思达想要在这个节点上获得同情（同情他的两难），显然也是极不合理的（你问问那些被侵害的女性、失语的女性，她们能不能同情？），所以最终也并没有得到，而不是说他的观点多么有问题、应该遭到驱逐。没有人驱逐他们，可以理解，甚至理解他说和史航是好朋友、史航给过他很多帮助，但不会给予同情，仅此而已。而有些人还能将这种立场比作"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我觉得是可耻的。那些被侵害的、被挤出互联网话语领域的女性，她们唯一有机会站在权力中央的时刻，就是受到权力侵害的时刻。

2018 年刘瑜称 Metoo 有“贴大字报”的嫌疑，今天又有人说“沉默是帮凶”何其像那十年。我觉得这种对“反性骚扰”的指控太不公平了，如果说“反性骚扰”真的有什么恶，我相信它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而且我感觉“小作文”和“大字报”其实是一对，当年刘瑜对 Metoo 的指控一文虽然招致了很多批评，但这种观念确实已经向大众渗透完毕，将中国人对“大字报”的恐惧变成嘲笑“小作文”的轻佻。我也想过是否可以将“大字报”这个词彻底吸收、消化，哪怕是承认这种行为也有避免其走向邪恶的可能。但我最终认为，只有超过一半的人对极少数人做的事、获得了“造反有理”的首肯，那才叫“鸣大字报”。可是今天没有人觉得“反性骚扰”是绝对正当的，它只有少数人支持、无法得到公正，且不会得到任何奖励，它是 Metoo（我也是）、是 Kutoo（苦痛），如果这都算邪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纯白的正义。

我也相信并祈愿“反性骚扰”不会走到那一步，因为它反对的就是"行使权力达成某种目的"（相反没有行使也就不构成权力），反对权力的扩张和自我呈现是越过边界并侵害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