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无限

“不留遗书就自杀是最好不过的。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这是日本文豪川端康成的名言。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在说完这句话的数年之后，文豪就独自一人口含煤气管自尽了，也确实没留下任何遗言。其言其行构成了同一个的谜团：无言的死为什么是无限的活？

按照东亚传统文化，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突破有限达到无限，个体必须依附社会，即依附那些将继续活下去的人，通过在死后继续与活人保持某种联系而超越死亡，成为相对不朽的存在。正如《左传》所说，不朽有三：立德、立功以及立言。在常人眼中，川端康成便是一个很典型的通过“立言”达到“不朽”的人。

令人困惑的是，川端本人的看法貌似与众人完全相反：在死前“立言”仿佛非但不足以导致“无限的活”，甚至是妨碍了“无限的活”。此究竟为何故？

难点无疑不在“无言的死”，而是在“无限的活”上，确而言之，是在“无限”二字之上。

川端所说的“无限”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指时空上的无限么？

恐怕不是。

某些灵魂不灭论者比如佛教徒也许会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将个人的生命从狭隘“有限”的肉身中解放出来，使其进入某种“无限”的涅槃境界。但问题是：这和留遗言与否有何关系？难道留遗言妨碍人通过死亡得到解脱么？释迦牟尼涅槃之前不也留下了许多遗言么？可见，川端的“无限”恐非灵魂不灭论意义上的无限。

实际上，在理解这句名言时，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会忽略一个细节：无言的死并没有导致无限的活。人并不是在不留遗书地自杀之后才获得无限的生命。川端的原意是：无言的死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无限的活。质而言之，“不留遗书就自杀”本身就是一种“无限”的行为。

要想明白“无限”的真谛，我们更适宜反过来看，弄明白留遗言为什么是一种“有限的活”。

为此，了解一些日本的死亡习俗不无裨益。在日本人看来，死亡首先是一件给社会带来麻烦的事情。一个人的死亡往往会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或是使子女父母失去赡养者，或是使配偶失去生活伙伴，或是使村社公司失去劳动力，最低限度地——也要额外消耗其他人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迫使他们为死者举办葬礼。而自杀这一行为主动造成了他人的麻烦，所以尤其是一种“失礼”的行为。正因认同了这个事实，日本乃至全东亚，甚至世界上大部分文化圈的自杀者经常会在遗书中向活人道歉，对长者自称不孝，对幼者自称不慈，对上司称不忠，对朋友称不信……如此种种，便是自杀这种行为的“有限”性，其实质是受限于自杀的社会规范。如涂尔干所言，社会有条件地允许乃至鼓励自杀，条件是自杀必须是“利他”的，至少要在表面上遵守不损人、不害群的社会礼节。

先道歉后自杀的礼节显然很契合传统社会的世界观，即各种灵魂不灭论。而在进入无神论和唯物论的二十世纪之后，这种礼节渐渐失去了世界观基础，开始沦为繁文缛节。

在新世界观中，人死后毫无感知，自然也完全感知不到自己的死带给活人们的种种“损害”和“麻烦”，那么，他还有必要为此道歉，为此操心吗？

不过事实也不尽然。个体虽然无法从主观视角感知自身死后之事，但许多时候却不得不通过从他人的客观视角来看待自身之死。对于一个唯物论者而言，他的死亡无法由自己直接定义，而只能由他人来定义，乃至是接受并服从他人的视角，帮助他人来间接谋划他本人的身后之事。个体常常被迫通过为后人考虑，减轻后者因前者之死而造成的损失，以此来换得在余生当中得到后者的善待。

在唯物论的世界观大背景下，这种文化设置导致一个可悲的现实：面对死亡，将死者与未亡人的人际地位变得极不对等，将死者沦为了一种单向的纯客体：他被未亡人客体化，同时却无法客体化未亡人。

一个人难免会被要求在生前为自己的死亡投资，这点古今皆然，差别在于：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相信自己的投资不仅能在生前获利，还能在死后继续为自己盈利——子孙祭祀，歆享不绝或是功德圆满，荣升天堂；而到了现代，死后的福利被认为是痴人说梦、子虚乌有。于是乎，自我死亡投资的性价比大约降低了一半：权利减半，义务依旧。与过去相比，现代人的遗书越来越少地呈现为一种超越死亡的权利，而越发表现为一种义务、一种负担，乃至堕落为一种受欺凌、被敲诈的象征。所以很自然地，愿意立遗嘱的人越来越少：“立（遗）言”越多，受限就越多，当然也就越不自由。

任意自杀，不留遗言正是对于上述文化制度的极端反抗。通过回避他人的视角，自杀者在向死的残生中超脱了死亡的社会规范，避免沦为木偶式的纯客体，在此种意义上实现了无限制的活。虽然这种“无限”其实是相当短暂的——也许仅限于谋划并实施自杀的一小段时光，生命的最后时光……

接受唯物论的现代自杀者如川端康成君，不仅与他们的前辈一样有着过人的勇气，往往还要具备超越前辈的高度理性。这些“无言”的“无限”者，与其说适合生者怜悯，还不如说更适合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予以尊重。

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