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45周年“改革”和“开放”的中国 到如今只剩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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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下萎靡的政经状态,令很多人难以置信,因它发生在了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恰好进入第45个年头之际。1978年的十二月,中共元老邓小平带领着执政集团,召开了推动中国走向巨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场重要大会的举行也被视为改革开放的肇始。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陈胜王
原文发布时间|12/18/2023

年末这刻,中国又被新一波感染潮搞得措手不及。机场重新捅起了旅客鼻子,多地的健康码也开始复活,一种隐约不祥的意识正随病毒在民间传播。年末年初这个时间点,中国的经济也没有如一年前人们曾以为的那样,出现报复反弹式的激增,清零政策虽一夜间被抛弃,但市场信心的低迷和经济表现的不振已然持续到今,没有多少显著改观。

中国时下萎靡的政经状态,令很多人难以置信,因它发生在了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恰好进入第45个年头之际。1978年的十二月,中共元老邓小平带领着执政集团,召开了推动中国走向巨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场重要大会的举行也被视为改革开放的肇始。按照中国的政治习俗,遇上这种“逢五逢十”大日子,这个冬季本该排满规格铺张、溢满赞颂的纪念仪式。然而,这个十二月,官方对举办庆祝活动的反应异常低调,至今未见当局对此大声量宣传动员。

等待中的三中全会

本该在秋天登场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也没有消息。11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没有遵循这类会议的传统,只字未提何时召开三中全会。官媒通稿一出,民间揣测猜想迅即四散开来。围绕三中全会何故迟来的分析铺天盖地,像是什么人事处理未决、酝酿重磅国策、掩盖经济不景等等,观察人士们隔着厚厚红墙已经把“前因后果”都猜了个遍。

过去的40多年,三中全会一般都是在中共党代会后的次年10月或11月召开。用这一规律来推论,这届三中全会本应该在今年10月或11月就会召开。然而,从8月公布会期月份的惯例被打破,到11月底传统会期已经过去,再到眼下官方依旧未置一词,政治高层迟迟未定下会议日期,恐怕三中全会很大概率要延宕至明年某个时间再开了。今年不开会,意味着这届三中全会就成了继2018年那届大幅提前改为2月召开后,当局再一次破例,改变三中全会的召开规律。

三中全会未能如期召开,时下正引得外界浮想联翩。这个党内会议之所以引人关注,皆因其历来在“中央全会”制度中有着特殊的意涵及地位。通常来说,中共的“X中全会”,都是在每5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后逐次举行。这5年间总共有7次全会,一般是较规律地被安排在每年召开1至2次。但也有例外,比如战争时候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了4年多才有了二中全会;又比如1950年代的中共八大,全会也常常是隔几年才开一次。

这7次全会当中,又以三中全会的含“金”量最高。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通常是处理权力交接和党内人事任命等固定程序,议程多属行政事项,一般不涉及重大政策制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从前多是商讨军队人事,后来逐渐转为讨论党建和五年计划等主题;六中全会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建设;七中全会又要为下届党代会做准备。因此,专门聚焦经济议题的三中全会,便格外受到外界期待,过往一些涉及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国策,也多是在三中全会上被推出。

这正是迟迟未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于此迷茫当下广受民间及市场期待的原因。它被外界给予厚望,希望可以承前启后,于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再推出一波重磅国策,以此呼应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度为中国打开新局面。当年那场三中全会上,追求务实的邓小平要求党内即刻刹住阶级斗争的惯性,把精力转用在经济建设上。通过那场会议,他亲手中止了几十年来无休止的政治内耗。中国的制度自此不断变革,国门也开始朝外越开越大。

改革开放45年间的尝试和发展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岁月,意识形态改造的执念盘踞朝野,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人道灾难因而轮番上演,这些叠加的苦难给中国带去了无尽的贫弱。那个时期,城乡之间遭人为分隔,人们普遍留在非己产权的耕地上,从事低效率又低价值的劳作;国企近乎垄断一切资源后,生产力水平便一落千丈;一门心思钻进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最终也忽略了消费品短缺对国民生活造成的困窘。

十年文革让社会几乎陷入瘫痪,1978年中国的GDP人均只有381元人民币,人均粮食产量连1957年的水平都赶不上,国家的贫困程度与孟加拉、马拉维和乍得不相上下。举国动荡、饥饿的乱局,迫使邓小平最终选择出手。

那一年,中国决定硬着头皮,实行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步并行的经济政策,没想到,这对中国的产出增长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此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当局拿出了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性质、任务和具体政策样样俱全;1988年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上确定了把其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并要求国务院严格控制物价的上涨。邓小平这一系列的主动选择,令到经济潜力得以释放,连续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都保持着高速成长。

这段令中国转危为安、经济发展取得诸多成就的励志故事,第二章节则是始于1992年。那一年,邓小平通过著名的南巡视察,成功引导中国走出了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紧缩局面,重新回到市场经济之路。也是那一年,二度来到深圳的他,要求当地要“敢闯”和“冒险”,深圳的崛起神话从那时按下了开始键,风驰电掣的情节此后陆续到来。

邓小平南巡过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在神州大地上突飞猛进,短短时间里爆发出惊人的发展动能。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没有赔本的生意”,即便是以运营效率低下著称的国有企业,也能够轻易搭上经济起飞的风口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的财富故事震惊了全球,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也算得上奇迹,而它唯一做对的,就是在“姓资还是姓社”的答题上选对了方向。自那以后,几乎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邓小平改革理念的继承人。从1992年到2012年,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的20年间,堪称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个时期的三中全会,密集释放的改开政策也长久地改变了中国。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官方端出了围绕整个19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要求转换国企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当局强调了对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承诺;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被首次提出,允诺了法律没明令禁止的领域,非公有经济都可以进入;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得到了政策规范。

与之相对应的回报,则是中国经济总量在当时跃居世界第二,并日益显示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态势。其对世界经济的开放态度,也因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得到正式认可,这是新中国经济的开端,此后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以至全球产生了重大经济影响。在全球化机遇中获益丰厚的中国,不仅稳居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在互联网、生物科技、医疗制造、电子制造、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尖端科技领域,向世界借鉴了丰富的技术经验。

而实际上,1978年之后中国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用一句“搞活国内经济”大致来概括。别看这个用语几乎没有描述出任何具体政策或是如何执行的做法,但它恰恰体现出了中共执政集团,在策略实操层面习惯留有的那种模糊空间。对于改革开放,邓小平使用的措辞是他自己发明的。他从没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术语,来解释他口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他把各种“主义”搁置在旁,用“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些浅白无比的言语,为他是怎样把西方制度与政策经验拿来为己所用进行解画。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用东欧经济学的同义语境,来解释中国尝试引入资本主义基因后产生的经济奇效。即便他选择让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但他毕竟是从计划体制那段岁月中走过来的人。

语言上的模糊性,也解释了改革开放之初,很多经济发展的态势以及政策层面上的行动,其实并非是源自中共官方主观意愿。邓小平最初也未就如何实施市场经济,拿出成体系的理念及方案,更多的是在庙堂之上,因势顺势审慎地推动政策来辅助。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把中国一开始能够推动改革开放成功走下去的功劳,归功于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这些“边缘力量”首先在农村领域的推动,换来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初步的农村工业化、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个体经济开始冒现。它们才是真正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中共自己反倒是改革初期“红利”的受益者。

当下中国经济未知的挑战

正因为有了民间为改革所打造的“榜样”,后知后觉的中共,才日渐参透了方向与路径。19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内在肌理,从野蛮生长转向自上而下,底层的活力被上层的制度和体量整合吸纳,中共那个时候推进的市场化进程,也基本反映的是民间所需。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神来之笔,而是一种顺势而生的必然宿命。而恰好的是,改革的实践又在国内与国际都找到了发展共需的空间。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最终复活了,这种复活也塑造了今天的中国,更让“改革开放”这个议题成了中共建政到今,为数不多值得人们反复思忖回味的正资产之一。

只可惜,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常常押韵。改革开放到今四十五载,无论是向内的“改革”,还是对外的“开放”,现在似乎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十年间,国内政治的高压使“改革”受到巨大冲击,国际局势的变化也让“开放”面临空前阻滞。前35年的顺遂,为后10年的逆境埋下伏笔。中国正在重返经典共产主义制度,世界对待中国的态度也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接下来,中共领导层如何讲述“改革开放”的故事,将不仅关乎在45周年这刻如何找回曾经的体面,也直接关乎它未来如何应对前路未知的挑战。早前的11月,现任的中国领导人用一次暌违三年的“沪察”之行,似乎隐晦呼应了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之旅。只可惜,市场并未对这个政策信号报以多热烈回响,敏感的商界还在继续观望,等着看执政者的下一步动作。

如今,政治已经亲自下场,用高压催促“改革”与“开放”重新归来。成效如何?留给时间和历史作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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