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何去何從（繁體中文版）
（我是本文的作者，歡迎大家轉載，轉載請注明作者和出處。文昭先生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學者，他在事實及邏輯層面為本文提供了不少驗證理論的依據，這篇文章比知乎上多出來的段落就是文昭先生所提供的依據，我也有賴於信息共享時代的福，由於我當年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這些依據還沒有事實證明，現在有了所以就補充上去，再次感謝文昭先生。）
要回答房價何去何從，首先要先回答房價為何居高不下？房價為何居高不下？我來給大家講個故事（此文很長、很長、很長，閱讀前請做好心理準備）。
首先我國的房地產都沒錢，那麼錢從哪裡來？沒錯！就是問銀行借，那麼銀行為什麼要借給你，因為有擔保，誰來做擔保？就是地方政府和國企！那麼他們用什麼來給銀行做擔保？用地方財政和國有資產做擔保！（有朋友說國有資產不能直接提供擔保，呵呵，沒事，國家可以直接投資房地產企業，比如廣西崑崙投資有限公司背後的出資人就是國資委，其結果是一樣的）。
那麼房子這麼貴實際上能不能賣出去呢？答案是不能！有價無市！那麼有的知友可能會說，不對呀，我老家的房子一預售就賣空了呀，對的，那麼是誰在買？還是那群資本家在買，那麼這麼貴他們怎麼買？問銀行借！銀行為什麼要借？因為有擔保。誰來做擔保？地方政府和國企！他們拿什麼做擔保？地方財政和國有資產！這個過程叫什麼？炒房！
所以實際上房子並沒有被真創造的社會財富給賣出去，那麼銀行的欠款要不要還？是要的！還不上怎麼辦？斬倉！也就是拍賣房產和擔保財產！但是這可以嗎？不行！為什麼？
首先，房子實際上根本沒有多少價值，價格是被哄抬起來的，所以拍賣肯定遠遠無法抵扣銀行的貸款。
接著，至於地方財政和國有資產能不能幫還上貸款呢？也不行！因為地方財政和國企原本就是靠賣房賺錢（因為買地的也是政府國企做的擔保，所以賣地本身並不賺錢），房子賣不出去，政府也沒錢償還銀行，確切的說，現在地方財政和國有資產不說本金，連銀行利息都償還不起了，就連我們的社保都已經虧空好幾百億了。截止2018年初，中國的總負債額已經超過了350%，換而言之，目前中國的經濟泡沫為實際資產的3.5倍以上，遠遠高於「明斯基時刻」定義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風險的200%負債率的紅線，最直接的例子比如2018年的鎮江624鎮壓退伍軍人事件，就因為財政緊張，連連退伍軍人的基本社保都無法得到保障。
然後，地方財政無法償還能不能強行拍賣政府和國企的財產？不能！因為政府沒有資金就無法運轉，就會動搖我黨的統治根基。於是乎怎麼辦？中央、地方、國企、政府就坐在一起開會，商量銀行要以國家大局為重，不得以銀行私利而破壞安定繁榮的團結局面，建議銀行暫緩地方財政的欠款，雖然是建議，但目前沒有哪家銀行不採納的，比如2018年六月份舉行的航海的股權擔保處置協調會。
那麼房價為什麼會越來越貴？因為投資方（開發商、政府、國企）除了要牟取暴利以外，還要償還銀行的高額利息。然而由於房子賣不出去，還不了款，銀行罰息自然也就越來越高，為了償還借款，房價也就越來越貴。
但是銀行的錢也不是變出來的，如果還不上銀行就要破產倒閉，同樣會動搖我黨的執政根基，破壞我們繁榮昌盛的大局。那怎麼辦！為什麼說我黨是英明的，這樣的小問題可以難得到我黨嗎？沒錢？簡單！咱們印！於是乎2008年直接放水四萬億，然而此後每年都放上萬億，到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七千億，2018年底又出台了刺激經濟的新四萬億，2019年開年就降准放水八千億，兩會期間以建設交通基建為名直接放水16萬億，到了2019年9月6日，央行再次降准，釋放9000億，根據央行2019年7月12日公佈的中國貨幣乘數均值已經達到6.22換算，換而言之，降准9000億×6.22，相當於是又向市場放水5.5萬億（稍微解釋一下貨幣的乘數效應：比如一家銀行從央行那裡拿回了更多的流動資金貸款100萬給A公司，而A公司不可能立即把這筆錢花出去，而是根據需求慢慢花，那就可以把錢存入第二家銀行，那相對於第二家銀行，這筆錢就相當於新吸納的存款，於是扣除一部分準備金，就可以將餘額再次貸款給B公司。同樣的操作在數家銀行裡流轉，當初的100 萬的流通量就發生了乘數效應。），與此同時，又對廣西地方撥款一萬億，也就是說光2018至2019這一年多的時間里，當局就合計放了水足足有26萬億以上，房市放了水，地方國企開發商等投資方自然就能還上一部分銀行貸款，但問題是放水的錢是真的增長了社會財富嗎？不是，不僅不是，而且由於放水太多，還進一步稀釋了社會財富，因為放水，必然導致百姓手裡的錢越來越不值錢了、貨幣貶值，果不其然，到了2019年8月初人民幣就貶值破七，貨幣的購買力逐年下降，百姓為了維持原本的生活水平只能要求收入更多的貨幣，於是乎導致近十幾年來的物價飛漲、通貨膨脹，而由於實際的社會財富並沒有增長，於是工資收入幾乎沒有增長。
當局沒有資金印錢怎麼辦？這個時候它就開始打商人的主意。2019年1月份，網絡支付機構的備付金，實現全額繳存。就是人們在支付寶賬戶上，通常會放些錢，作為未來網上購物的資金，這叫「備付金」。也就是人們存在支付寶賬戶上但沒有事實進入流通的資金，其實就成了儲蓄了。網絡支付機構最保守的做法就是把這些錢放在銀行裡，躺著吃利息。更積極一些的做法，是用這些沈澱資金的一部分用於短期借貸，拿去生利。而央行就說：不行，你們得把這些備付金百分百地存到央行指定的一個賬戶里接受監管。就是提高了這些網絡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
提高準備金，就是回收流動性。這樣做能達到兩個目的，一是限制你們這些網絡公司用於放貸的資金，不去和銀行業搶生意。二是從你這頭回收流動性，轉手就可以給銀行釋放流動性。東方證券一個推算，目前這些網絡支付機構手上備付金的規模可能在11000多億元，阿里的「支付寶」和騰訊的「財付通」佔總數的90%以上。從你們手裡回收了流動性，回頭就給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給他們放水。相當於這上萬億元的流通性倒手給了銀行，他們拿去放貸，產生的金融收益歸他們了。大家明白這個操作了吧？這是在金融上對馬雲施加的限制。
還有在科研前沿領域、在資本領域，正在加速推動「央企+互聯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2019年6月份見了馬雲，提出要實現大數據和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就是讓馬雲既出錢，也把大數據的應用成果讓渡給央企，讓阿里成為央企沒有控股權的股東、同時充當央企的IT部門、研發部門、市場部門。央企逐漸把阿里有競爭力的部分給吸收。
對於企業而言，通貨膨脹和當局施壓必然導致生產成本人工成本的提高，而且由於稅率不變、貨幣貶值，所以實際上企業的稅收負擔是不斷增加的，企業為了應付高額的賦稅和生產成本，再按照原本的模式去生產肯定是無利可圖，企業為了生存發展，在生產技術無法突飛猛進的前提下，為了獲取和原本持平的經濟利潤，就只能走些旁門左道，於是貨物欺詐、以次充好、貨不對板的問題就出來了，但很明顯經濟下滑影響的不僅僅是企業，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收益也嚴重受損，於是原本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通過吃拿卡要的蛋糕已經不能滿足維持現狀的需要，因此他們也就通過各種「超限戰」手段（也就是挑刺找麻煩，什麼衛生、消防、稅務、食藥監、工商都來查一輪，檢測檢驗中心也不給你達標，反正就是讓你企業沒法開展生產，做不成生意，因為這些檢查都是「合法合規」的，所以不能說行政機關事業單位沒有職權這麼乾，而這種披著合法外衣干涉企業生產經營的行為，就稱之為「超限戰」，樂天瑪特就是死在超限戰的手中），那企業怎麼辦？人家可是合法檢查，手續齊全，依法依規，那只能乖乖的掏錢唄，企業掏錢意味著生產成本又進一步提高了，怎麼辦？
為了節約生產成本，企業就只能進一步制假售假，行政機關事業單位收了別人的錢也不好意思再多過問，於是乎三聚氰胺、人造雞蛋、鴻茅藥酒、豬瘟等食品安全問題、假藥假疫苗等藥品安全問題就出來了（怎麼樣？是不是感覺到這個故事越來越有意思了？所以你還會認為近年來發生的事情都是偶發性的、少部分個別人的思想腐化導致的嗎？）。這還不算，為了取得國際上的聲援，中國自15年至18年8月，已經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達到了1200億美金（這1200億美金往往不是直接作用於援助國的外包基建項目，而是打到援助國統治者的賬戶或者打到在援助國投資的黨企，當中就肯定免不了當地統治者或者黨企的雁過拔毛，所以真正落實到援助國百姓手裡的錢還剩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其中，光2018年就達到了600億美金，還斥資百億美金實現菲律賓的國立大學費用全免，而與此同時教育部卻以國內資金緊張、國力不足為由拒絕十二年義務教育的提議。
由於企業經營困難，工資又無法增長，於是乎各種996壓榨員工的手段就越來越普遍了。但即便如此，企業也還是難以為繼，企業大量倒閉也就造成了嚴重的失業潮。星火記者聯盟發現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中國農民沒有退休一說，只要活著，就計入「就業人口」中，60歲以上老年農民共有12,928萬，77,603萬總就業人數—12,928萬老年農民=64,675萬實際就業人口。用適齡人口83,887萬—實際就業人口64,675萬=失業人口19,212萬，中國的真實失業率是19,212萬失業人口/83,887萬適齡人口=22.9%。2019年的總人口仍然是13.9億，3月14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全部就業人口規模是7.76億（其中有2.86億農民工），勞動力年齡人口仍然是9億以上。這些數據與星火記者聯盟測算失業數據時的2016年度基本數據相比，幾乎沒太大變化。也就是說，真實失業率仍然高達22%以上。
這個時候因為失業引發民憤怎麼辦？不怕！黨國又拿起了階級鬥爭的傳統工具，把自己的鍋甩給商人，以反送中批判李嘉誠為例（先補充一下反送中事件的背景：移送逃犯條例規定香港必須無實質條件配合港共要求移交中共當局要求的疑犯，由於大陸公權力缺乏有效監督，送中條例極容易成為內地當局侵犯人權的工具，前有四季酒店內的肖建華和銅鑼灣書店林榮基、李波被跨境抓捕，後有紅色背景的黨媒《成報》老闆谷卓恆因曝光內地高官貪腐而被紅色通緝，因此反送中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憲政對抗專政、法治抵制人治的運動，具有天然的正義性。由於反送中運動的正義性，導致有230萬香港同胞紛紛自發走向街頭支持反送中運動，對於僅有700多萬人的香港而言，230多萬人相當於說，除了老弱病殘和照顧老弱病殘的人，基本上都參與了反送中運動，也體現了香港最主流的民意。反送中運動參與的人數眾多，民眾素質有差異也就在所難免，對於激進的抗爭手段，我個人並不贊成，但這並不能成為改變反送中運動正義性的理由，但當局卻不這麼認為），說李嘉誠在1997年金融危機期間，李嘉誠旗下公司開發的「嘉湖山莊」，裡面經營的小業主陷入困難，請求李嘉誠減輕和延緩其債務（我理解就是欠李嘉誠的租金），但李嘉誠不為所動，嚴格按合同追債。你李嘉誠對欠你債的人都不網開一面，憑什麼要求政府對激進青年網開一面。關於這件事的過程細節我不清楚，但中央政法委拿這事來懟李嘉誠，倒完全是網評員論戰自由散漫聯想，公權私權不分的風格。
李嘉誠和欠他債的小業主之間，是債權債務關係。民眾和政府之間，是委託人和受託人的關係。債權、債務關係是商業契約。民眾和政府的委託、受託關係是社會契約。當商業上的債務人陷入還債困難，希望債主（這裡是李首富）減免債務、延期債務的時候，債主既無道德、也無法律上的義務接受他們的請求，債主要做的是經濟損益上的考量，要是債務人有扭虧為盈的潛力，資質不錯，延期債務之後還能把債還上，比現在逼債、他破產了大家都受損失要強，是可以考慮延期。但是如果債主自己也資金鍊吃緊，不收回債，自己向銀行的貸款也還不上了，那就只有拉下臉催債。這是商業契約的處理方式。
而社會契約，政府是受民眾委託管理公共事務的，委託人的要求，受託人有聽取的義務。香港政府算是市民的受託人嗎？反正香港還有個特首的選舉程序，林鄭月娥自稱也是服務於市民的。我說她與香港市民之間是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關係，相信林鄭今天自己站在這裡也不會否認。6月9日香港百萬人大遊行，委託人明確表達了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香港政府仍然強行要把修例草案送到立法會二讀，這才有6月12日警民衝突的升級。現今之局勢是受託人——政府，違拗委託人——民眾而起的，李嘉誠說政府應該對激憤之下犯法的青年網開一面，其實算很和稀泥的說法。李嘉誠在履行個人商業契約上不網開一面，和政府在履行社會契約時，要聽取民眾的意見，這兩件事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這個「中央政法委」把這些事一鍋燴，混為一談，顯示出完全沒有區分責任主體權利和義務的思維，就是一法盲言論。
但是李嘉誠被網評員們集火攻擊，被貼上香港動亂罪魁禍首的標籤，又是有些內情的。就是為了緩和香港的矛盾，政府想劫富濟貧，從而引發政府和地產商之間的矛盾激化。港府和北京想把香港動亂的責任推給富豪：是因為他們囤地長期不開發，想坐地起價，等待土地增值賺盡最後一個銅板，才搞得香港貧富分化、大家對政府的怨氣才這麼大，借反送中這事爆發出來。
2019年港府在醖釀動用《收回土地條例》，以公共利益的理由收回地產商手中囤積未開發的土地，建廉租房、保障性住房。李嘉誠不想替政府的動亂背鍋，又對利益受損有怨氣，因此出來勸架，勸政府對青年「網開一面」。背後有這一番因緣。
北京和港府來一輪劫富濟貧已經在部署中了，路透社在9月13號報了一條消息（路透社最近在報導香港形勢內幕方面很引人注意）說有近百名中國最大型的國企高管近日齊聚深圳，參加一項會議。這些國企代表們承諾將投資香港的房地產、旅遊業等重要行業，拉動就業、穩定金融市場。簡單地說就是在動員黨企隊入場了。
從香港地產商手裡收回土地，也是要有所補償，資金從哪出？看來一個選項是收回土地的同時預售給內地的國有企業，他們來香港建屋。
但這並不真的是劫富濟貧，是把財富從香港地產商手上轉到內地國有企業手上。地產霸權雖然不好，但是在香港地產市場居於壟斷地位的還是香港本地人。假如把這個位置讓給內地國有企業就完蛋了。香港維穩以後不用警察了，物業就能辦到。只要發出一個威脅，參加反政府遊行的住戶，明年續約的時候漲租金，或者誰舉報反政府的鄰居，明年就降租金，自然「歲月靜好」了。
地產商在香港的壟斷也發展到了商業和電信等等行業，本身就是香港政治不透明，小圈子操作的後果。真正民意的代表沒能進入政府、進入議會，起不到平衡利益團體的作用，它是香港社會不公正的結果，所以解決問題的辦法應該是增加政權的憲政民主程度，而不是讓權力集中到更少數人操控的體制權貴手中，這叫本末倒置。要讓「黨企隊」接替李嘉誠就更完蛋了，是讓香港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更加集中到少數人手裡，而且完全是跟著中南海的指揮棒轉，老百姓更成了案板上的肉。
李嘉誠被批鬥，是北京嫌這些商人到底和自己還不是一條心，想用更嫡系的國有企業取而代之，從而引發矛盾的緊張。要消滅資本家的共產黨、和香港地產商們雖然在一段時間內能形成利益聯盟，但到危急時刻分歧還是會暴露。共產黨對有錢人既要錢、又要命的思路沒有轉變，這裡的「要命」指的是讓李嘉誠們去背鍋，充當香港動亂的罪魁禍首，政府再以為民做主的光輝形象出現，懲治這批為富不仁的奸商。黨除了讓商人為黨國出錢、出力、出影響，必要的時候還要扮演民間大使去遊說外國，除了這些作用之外，關鍵時刻還要為黨背鍋。李嘉誠現在就成了被口誅筆伐的、搞亂香港的罪魁禍首。同理，那大陸失業越來越嚴重的時候，馬雲、馬化騰你會不會成了罪魁禍首？就是你們這些電商互聯網巨頭，衝擊傳統產業，製造了無數失業。不是黨和政府創造就業不給力，是你們這些電商互聯網巨頭禍國殃民啊！
好了，這個故事還沒完呢，我們繼續講。
但是房子賣不出去光靠向銀行借錢和甩鍋給商人也不是個辦法，於是我們要「去庫存」，怎麼去？好！你們不是有房了所以不買房嗎？好！我現在徵了你的土地、房屋，不再像過去那樣以房換房，而是直接給你錢，讓你自己去房市上買，這個叫「棚改化」！這樣一來可以減少庫存，二來可以騰出新土地，三來政府的補貼肯定不夠買市面的房子，於是你要自己掏錢，這樣一來我就可以順帶盤剝你用過去十幾年剛剛還完房貸後剩下的小積蓄，從而填補財政的一小部分財政空缺，暫時減緩一下國家的經濟壓力。
雖然棚改化奏效，但是也只能是解決一時的燃眉之急，社會財富如果沒有增長，長此以往，經濟肯定是要被巨大的負債虧空壓垮，國家徹底崩潰。用《讓子彈飛》里的台詞來講就是：「鵝城的負稅都已經收到一百多年以後了，百姓早就沒錢了」。那怎麼辦？我黨說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只要科技上去了，生產力就提高，我們就能來錢。那問題是科技生產力在現階段可以提高嗎？或者說可以提升到國際領先水平實現產業升級獨立嗎？答案是：不能！
為什麼不能？因為我們的制度不允許。換而言之就是我們的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此話怎講？聽我細細道來。
首先，革新意味著創新，創新意味推翻權威，換而言之就是認為我是的對的領導是錯的，這在目前的體制內是大忌。
接著，科研人員的福利待遇普遍過低，真的有什麼科研成果最終也是被領導拿去了（我自己就是曾經的受害者），他抓著你的績效，敢不給嗎？換而言之做科研的要錢沒錢要名氣沒名氣。那我圖啥？對不起我不是白求恩，沒有這麼高尚。
再次，尤其是國企，上頭要求每年都必須要有產出收益，科研項目進行同時必須保持GDP增長（科研研究本來就是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活，還要保增長，你在耍我嗎），同期持平都屬於重大經營事故。如果你是國企領導怎麼辦？你會拿自己的身家前途賭科研項目嗎？肯定不會呀，贏了是國家的，輸了都怪你決策不當，而且絕大多數的科研項目都是沒有成果的，誰傻誰搞科研呀！那怎麼辦？拿來主義呀！拿國外的科技成果過來咱們改頭換面一下組裝組裝，產品就嘩嘩的產出，收入就嘩嘩的進賬，GDP就蹭蹭往上漲，這才是上頭喜聞樂見的，他們才不會管這錢怎麼來，有政績就行了。
那麼在這麼一來原則上不准挑戰權威，二來一旦挑戰成功一沒有福利二成果也被奪取，三來不管創造是否成功都必須還要保增長的體制下，誰還有革新創造的動力？
但是有的朋友會說，不對呀，如果我們沒有自主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我們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怎麼來的？我們可是厲害了我的國、犯我中華雖遠必誅、一生入華夏來世還做種花家的世界大國呀！
中囯經濟發展開始於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改革開放。所謂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向西方囯家學習。改革開放，在經濟領域，開放小宗商品的買賣交易自由，允許民辦企業，任何計劃經濟囯家只要向市場經濟過渡，哪怕過渡不充分，都必然要比原本一潭死水的計劃經濟要發展得好。到九十年代之後，由於當時東南亞整體比較動蕩，中囯相對穩定，因此中囯憑借著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和破壞環境低價出售資源（比如稀土），很快又賺得了第二桶金。千禧年以後，中囯政府以作出市場經濟為承諾，進入WTO享受了世貿的資源，使得中國政府又賺了第三桶金，但當初在世貿作出的承諾至今尚未兌現。但近年來，小宗商品的低端市場開始往南洋轉移，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同自然環境的惡化，人口紅利和自然優勢開始喪失，於是經濟開始出現嚴重問題。
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目前到底有多嚴重，2020年的兩會上，總理李克強說，全國有六億人的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數據來源為北京師範大學收入研究分配院的調查，這是一個相當於為政府決策收集研究數據的智庫中心，有些朋友可能會想這六億人裡面是否還包括了沒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確實包括了，根據該份調查數據，沒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總人數為2.2億，換而言之六億人減去2.2億，收入在一千元左右的勞動人口還有3.8億人，如果把月收入提升到2000元以下，那麼全國就有三分之二的人不達標，提升到五千元，全國就僅有5%的人達標。而且這還是新冠疫情前的數據，隨著疫情問題影響，疫情後的經濟只會更差。
經濟問題如此嚴重，我們怎麼辦？嘻嘻，革命先烈們早就給我們點名了前進的路，「沒有槍沒有炮，我們從敵人手中搶，沒有槍沒有炮，就讓敵人給我造」，按照相關法律的規定，外企在華企業50％以上的股權必須由中方持有，而且外企必須無償給中方提供一切專利技術。換而言之，我的技術是我的，你的技術也是我的，不給？呵呵，我可是有50%以上的決策權，這裡我說了算。這還不算，中方還可以通過各個行政渠道控制市場的商品價格和市場准入（包括數量、品種、檔次等），君不見，同樣一罐進口奶粉，境外賣折合人民幣268元，國內超市賣498元；通信行業也是如此，由於境內電信行業的壟斷，同是移動的套餐，境外香港無限流量的套餐價格比內地還要划算，而且境內同等套餐的網速也比不上境外的快（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物價比我們便宜，工資還比我們高、福利也比我們好呢，用網友調侃的說法：我們可能是假的社會主義？手動滑稽），於是乎近年來又新興了一個行業——海淘（不過根據最新的消息，從2019年開始海淘將在中外兩國同時徵稅，這也就意味著通過海淘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是越來越困難了）！說起中外價格差距，汽車行業最明顯了，很多在我國知名的品牌，比如奔馳寶馬等在國外可能就只是輛出租車，不是國外的人多土豪，而是同一款車型在中外的價格可以相差一倍以上甚至更高。
原本這個「以子之資養吾之兵」的策略玩得挺溜的，雖然歐美日韓等國家難免有些不滿，但按照以往的套路，我們買它幾家波音飛機、送幾只萌萌的大熊喵也就糊弄過去了，然而沒想到天殺的，這回美國來了一個不按套路出牌的瘋子——特朗普。特朗普這傢伙一點都不講究紳士風度，一上來就要打貿易戰，明知道中國沒有自主科技，高精端科技環節薄弱，還直接封殺中興的芯片供給，搞得一時半會舉國上下人心惶惶，硬是把中國拉到談判桌來。
貿易戰中，美方的條件巴拉巴拉的說了一大堆有的沒的，其實總結起來也就無非三點：一、要求中方全面開放市場經濟，不得對外來商品設置不合理的准入門檻和惡意操控市場價格（比如全球原油下跌但我們的油價卻上漲，而且民眾還被代表歡呼全民喜迎油價上漲，2018年9月，美國海灣石油在廣州開業，同檔次的92號汽油最低便宜了2.6元每升，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一個「喜迎油價上漲」的愛國民眾「怒斥美國拉低油價」，一定是「兩桶油年年虧，這下我們乾脆都去加美國油，全心全意虧美帝，徹底搞垮美帝！」就像2019年9月在中國開業的美國超市costco僅五個小時就搶購一空，被迫提前關門和限制購物人流，可見百姓都是務實的，關鍵時刻，沒有人會和錢過不去。然而海灣石油低價出售的事情曝光沒兩天，就被匿名舉報「不正當競爭」，然後美方資本家就不得不含淚加價剝削中國的老百姓，與此同時，在2018年9月30日，國內油價卻實現第「十二漲」，時間僅僅過了半個多月，到了10月20日油價又繼續上漲，直接突破了八元的關口）；二、中方不得操控外企的經營決策權；三、中方不得強迫企業轉讓專利技術。而且還一再強調這是中方在加入世貿作出過的承諾，是時候要求兌現了（中方代表給了個冷眼，餵餵餵，你這是哪壺不開提哪壺！然後就是什麼「強制轉讓技術不算偷，大國崛起的事能算偷嗎？」「然後就是什麼新時代、大國夢」之類讓人半懂不懂的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不好意思拿錯孔乙己的腳本了，中方沒有這麼說過，只是說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這一類無關痛癢的話，期間兩國領導人還就美軍針對阿薩德政府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而準備發動空襲敘利亞的問題上友好的交流了意見）。很明顯，由於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保障國有企業的市場優勢地位，所以，我們一個條件都不能答應。
不答應怎麼辦？那就反擊呀！於是針對美國一開始開出的兩百億罰單，我們這邊也以罰單予以還擊，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講什麼厲害了我的國，犯我中華雖遠必誅之類的話了，我們要講我們還處於並且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和他們第三世界的兄弟牢牢站在一起，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結盟不稱霸。所以，我們的罰單也相對體現出中美的現實差距，只開出了三十五億的罰單。當然，後來當美國的罰單加碼開到兩千億（到2019年9月又再對3000億商品加徵關稅）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沒有對等的經濟制裁措施可以使用了。
既然罰單沒辦法還擊，那我們躲其鋒芒，不和美國人鬥，你懲罰的商品老子不進口你的行不行？後來一看，唔……還真的不行。比如大豆，中國由於國內的大豆產能不足，大豆幾乎全靠進口，而進口的大豆幾乎來源於美國，而且由於日常生活生產還真的離不開它，屬於不可替代品（這時候不知道在哪裡冒出個專家說從此中國人不吃大豆和大豆製品，改吃綠豆，後來這位教授在一片吐槽聲中不知道哪裡去了，也就再也沒人提過這茬），我們不從美國進口，那就只能從歐洲和拉美進口，先不說歐洲拉美加上中國的產能都不足以滿足內需，拉美和歐洲也不可能只向中方供應，而且明知中美打貿易戰，這個時候更容易聯合起來哄抬物價，而且由於歐洲和拉美產能也不足，於是必然從美國進口大豆再轉售中國，換而言之，我們就變成用更高的價格進口從美國來的大豆。
因為大豆這件事，這裡還出了個小插曲，因為美方出口的大豆宣稱就是轉基因農產品，只能用來榨油或者作為牲畜的飼料等二級生產用途，是絕對禁止直接給人食用的，然而在調查中卻發現進口的大豆中只有少部分用於榨油或者作為飼料作為二級生產用途的原料，也就是說我們可能一直吃的都是禁止給人吃的轉基因大豆，換而言之，這難道不是把人當成……（崔永元先生，請您先坐下，今天我們不討論轉基因的問題，所以還沒到您發言的時間）。
這裡就有些朋友可能想不明白，美國政府咋就這麼笨，就不能學學中國，也限制外來商品的准入門檻和操控市場價格，強迫外企轉讓技術嗎？或者也對國內不聽話的企業採用「超限戰」呀？乾嘛非要搞什麼貿易戰。呃……我想一定是因為美國政府太慫了，連市場經濟都不敢干預，也不敢得罪商戶，要不然怎麼顯示美帝的虛偽呢？
那既然產品避不開罰單怎麼辦？嗯，很快英明的黨又想到了和敵人鬥智鬥勇的辦法，你不是開徵來自中國商品的關稅嘛，行，我不從中國直接進口到你美國去，這會總可以了吧，於是央行識相的領會了中央的意思，增加了對內投資的利率，減少對外投資的利率，鼓勵大家把生產基地設到國外，這個叫「產能走出去」，也叫「去產能」。以鋼鐵為例，中國的鋼鐵基地直接設在委內瑞拉，導致委內瑞拉的鋼鐵產能一時間嚴重過剩，於是美帝為了防止中方把產能轉移出國外逃避關稅懲罰，只能無差別的對世界上的國家同時開徵懲罰性關稅。
根據鬥爭理論，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按理由說，美國對各國同時開徵關稅，那麼各國應該連合中方抵制美方才對，然而事實上並沒有，原因是雖然外方尤其是歐日也和美方有著貿易摩擦，但都屬於在貿易規則下的摩擦，而中美之間則是破壞規則和堅守規則之間的矛盾，中方在限制美國的商品准入門檻和操控美國商品價格、操控美企決策權、強迫轉讓專利技術以外，也同樣針對其他的外國企業和外國商品。
隨著當局在破壞市場規則的道路上繼續作死，美國課增的關稅也越來越重，到了2019年7月底，美國已經針對5500億商品加徵10%至25%的關稅，導致企業紛紛撤離中國市場，是的原本就嚴峻的經濟形勢更加雪上加霜。
好吧，經濟壓力如此之大，原本就已經是不堪重負，但是上天似乎還不願意就此罷休，在此基礎上，老天爺又加了一塊砝碼——人口老齡化和新生兒負增長（老天爺：是誰自己搞計劃生育來著？怪我咯？）。雖然已經全面放開二胎，但是面對巨大的經濟壓力和觀念的轉變，新生代的育齡青年似乎都沒有太高的生育慾望，而由於普遍無法滿足異性的需求，也擔心被感情愚弄，越來越多的單身狗都畏懼戀愛，更不要說結婚生育了。於是乎「單身稅」、「丁克罰款」、「不生二胎養老金不給發」的論調開始浮現，而且隨著未富先老、新生不足的日益惡化，國民經濟的壓力也隨之越來越大，對於已經不堪重負的國民經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這就像是一本陳年泛黃曆史書，上年沒有時代沒有年號，只是上面歪歪斜斜的寫著「大局為重」、「計劃生育」、「社會主義接班人」等等幾行字，我看了老半天，才從字縫里看出，整本書都寫滿了一行字「割韭菜，薅羊毛」。
小結一下：為瞭解決燃眉之急，於是開始濫發貨幣，光2018年初至2019年9月，就放水26萬億以上，從而導致貨幣貶值、外匯緊張、物價飛漲、企業撤離、失業暴漲，所以目前大陸購買力下降的貨幣增加不叫國家富有，這在經濟學上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滯脹。
好了我沒忘記，這篇文章講的是房價，我沒有跑題，只是有些事情也必須如此才能講明白，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房價上來了。由於熱錢其實都是欠款而且隨著貨幣貶值，錢不流通就越來越不值錢，但面對中美貿易戰，對外投資越來越不景氣，於是這個時候熱錢只能內流，但是我們之前說了，由於國內沒有自主創新產業，因此內流的錢為了保值只能去哪？去什麼地方能讓貨幣看起來保值而且國家不會讓他堪塌的呢？沒錯，就是只能繼續做大房市這個泡沫，繼續哄抬房價，以對應貨幣的超速貶值，所以，中國的房價才會一直居高不下。當然也有朋友說為什麼只能流入房市呀，P2P平台、校園貸、小額貸等等不是很流行嗎？我只能說這些惡意借貸的高利貸平台由於受眾不可控，一旦被釣魚，沒有一個可以逃脫的，甚至還落下牢獄之災，這個錢賺得不安穩也不長久，當然也不道德，起碼炒房看起來比這個稍微道德一點。
之後的故事大家就可以自行推導了，熱錢內流導致房價高企，房價高導致大家更加買不起，大家買不起銀行的錢政府就還不上，為了還銀行的錢國家就就繼續印錢，流通的錢多了人民幣就開始貶值，然後人民幣購買力下降，民眾為了維持原本的生活質量，物價繼續飛漲，工資依然原地踏步，房地產為了保值和還貸，房價繼續上漲，導致大家更加買不起房子……無限循環，直到崩盤。
之前有朋友問我，既然中國經濟這麼困難，那為什麼還能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呢？我們把債權都兌換出來了能不能減輕一點經濟壓力呢？要我說，這個想法挺好，但是也不是很現實，是的，美債放在美國里算錢，但是一旦拿出來了請問地球上現在有比美國更有貨幣信賴力的國家嗎？歐元日元英鎊現在都自身難保了，隨著貨幣貶值，原本五百億的債權取出來的購買力可能就只剩下三百億了，過一段時間找不到好的融資窗口可能就貶值成一百億，還不如放在美國和美國經濟捆綁在一起吃點利息更可靠些。
說了這麼多問題，總會要回到解決的方案上，否則就難免被一些槓精罵只會喊口號，有本事你去治國呀之類的，雖然我一直覺得我評價冷氣機好不好，我不用自己學會造冷氣機吧。不過，既然難免有人會有這樣的訴求，我也就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我們之所以把熱錢都往房市裡流，無非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可去，沒有地方可去是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自主產業，過於依賴外來科技，處於生產鏈的底層，只能吃科技自主國家的殘羹剩飯（比如亞洲的產業鏈，第一級是日本，第二級是韓國，第三級是台灣，第四級是東南亞，後來中國把東南亞擠掉了成為第四級，這個叫雁型模式，當然現在由於貿易戰，不少企業又紛紛從大陸撤資轉往越南等現代化改革更為深化的東南亞國家去了）。而我們沒有自主產業是因為當前的公權力掌握了絕大多數的生產資料壟斷經營，而這些國有企業領導受限於行政化管理和員工出於對挑戰權威的畏懼以及創新成果的內部分肥，難以實現制度創新，這個在上文已經有比較充分的闡述。創新講究自由的管理環境和允許對長遠利潤的追逐，而這些都只有在跳出體制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私營企業中才有可能實現。
以韓國汽車為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韓國汽車在世界上根本沒有多少知名度，然而十來年的時間，就讓韓國汽車在國際上與眾多巨頭一爭天下，為什麼呢？因為私營企業出發點和國有企業不同，私企由於企業領導層和企業是一種共生關係，因此當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衝突時，私企為了更好的取得市場競爭地位會更傾向於長遠利益的發展，比如搞研發。由於私企不受行政管理拘束，在巨大的經濟利潤驅使下，可以專心研發、閉門造車，當私企擁有了自己的核心技術，從而不需要單方面依賴科技輸入去維持國家的產業發展，甚至還可以通過技術輸出實現長足的經濟增長（雖然有的憤青依然高喊抵制韓貨，然而韓國汽車雖然在中國市場受到挫折，但在全球韓國汽車的總銷量反而比過去還要好，最後韓國汽車沒有受到制裁，倒是國內很多依靠韓企工作的國人倒了大霉，還要義正言辭地說是為國犧牲，國在賣你高房價的時候又為你犧牲了什麼？再來就是抵制日貨的，日本作為一個成熟的現代工業化國家，早就不依賴品牌賺錢，而是做金融、高精端零部件、商社，日本一場大地震蘋果電腦就停產了，包括我們的人民幣用的都是日本的技術，怎麼抵制？老祖宗都懂得師夷長技以自強，沒有自己的自主科技，一味抵制排外只會不斷落後，傷不到別人只會傷了自己，對不起，這個扯得有點遠，說回房價）。
綜上，簡單總結一下，要避免高房價就要讓錢流入健康的產業創新實業興邦之上，而不是靠房地產的泡沫，而要實現產業創新實業興邦，就要解除國家對主要生產資料的壟斷，允許民眾自由發展創新，至於那些不健康的企業，不管是銀行也好、房地產也好、國企也好，該死該被市場淘汰的就應該淘汰，半死不活的還不斷吸取百姓的民脂民膏反而更加不利於國家的發展。
有的朋友可能會質疑，如果全面開放市場經濟，會不會導致國有經濟被國外企業所壟斷，也就是所謂的「經濟侵略」？我認為有「把外企等同外國」這樣想法的朋友經濟目光可能還停留在一戰或者冷戰思維。首先，現代外企並非只有一家企業，而是無數登記在國外的企業，外企之間也是相互競爭的關係，所以不存在外企壟斷的問題，沒有任何一家外企可以壟斷整個市場，尤其隨著科技發展這個趨勢會更加明顯，比如十多年前還會有人認為微軟通過家庭電腦壟斷了互聯網視窗平台，正如佳能膠卷曾經在拍攝行業只手遮天，誰能想象得到今天大家都不再主要依賴電腦上網，我們有智能手機，拍照也不用膠卷了，甚至數碼相機也少用了，以後可能還會有更先進的科技產物誕生，這都是傳統產業的眼光所無法預料得到的；接著，在全球化經濟的今天，專業化、精細化、分工化是現代工業的主要特徵，美國的芯片、日本的車床、歐洲的設計、中國的組裝，誰都離不開誰，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擺脫全球化經濟而獨立，而且這樣不利於發展精細化的高精端科技，擺脫全球化反而落後而導致淘汰；最後，即使是外企，但企業資本也是全球化的，一家大型企業可能就有來自一兩百個國家的股東，美企的實際控股人也可能是華人，根本不存在美國或者美國人侵吞中國經濟的說法。
然後還有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如果全面開放市場經濟後那麼還能保障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嗎？如果不能，那麼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變成被資本家操控被金主腐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首先要問，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人類是否除了這兩條道路以外就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選擇社會主義也好其他主義也罷，其目的是什麼？是為了走這條道而選擇這條道路？還是為了盡可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而選擇這條道路？可能在這裡討論這個話題是有點大不違了，但真正的勇士就要敢於直面淋灕的鮮血才能面對殘酷的現實，即使我可能還不夠勇。要回答上述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背景和現實情況說起（以下部分非常理論化，而且由於過於敏感就不具體舉例了，懂的朋友自然懂，感覺閱讀枯燥的朋友可以不繼續往下看了）。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現代憲政國家很少會選擇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又有沒有朋友想過，資本主義終將被社會主義取代這個結論本身，可能就是錯的，而通過一個錯誤的結論反推原因肯定是無解的。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話題，下面我盡量簡單來分析一下我的觀點。
首先我們先認識簡單一下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其實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了體現這一點，就要求國家機關應該盡可能少的干預經濟活動，而又由於生產資料私有制，那麼生產資料擁有更多的資本家必然操控著經濟，所以又表現為資產階級統治國家。
資本主義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由於國家幾乎不干預經濟活動，那麼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必然會拼命剝削勞動人民的剩餘價值，而且由於資本整合，最終大資本家必然壟斷經濟，進而通過資本優勢操控國家，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也就是將民主政治變成了金主政治，侵犯其他階級民眾的正當權益。國家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而馬克思所生活的就是這麼一個時代，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負面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問題在於我們面對問題光批判還不行，還必須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在一個全世界深受資本主義毒害的時代，往往撥亂反正都是難免極端而且矯正過枉的，馬克思的反思也是如此。私有制不是不對嗎？不是不好嗎？工人不是身處水深火嘛嗎？好！那我就不要私有制，我搞公有制好了吧，於是構想了一個沒有私有制的烏托邦世界，也就是共產主義。但是共產主義既然不存在私有制，前提必然是要求物質精神都極其發達，人人按需分配，但是這對於物質匱乏生產力低下的近代社會來說必然是格格不入的，於是列寧提出了一個通過公有制建設由資本主義逐步發展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槓精們注意了，列寧提出的是要在資本主義進入共產主義之前要建立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渡階段叫社會主義，不是說列寧發明「社會主義」這個詞彙）。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由於國家是公共管理的機器，因此公有制實際上就是國家全面干預經濟活動，而且要求「無產階級專政」，否則國家就淪為資本家服務的統治工具。可以說這個出發點是很美好的，但歷史證明這個空想是只會適得其反，為了避免私有制保障公有制的地位，社會主義國家一般採取的有兩種措施，一種是禁止私有制，計劃經濟，民眾沒有私人財產，按需分配。由於所有生產資料都是公有的，沒有私人財產，因此這就從根源上杜絕了「資本家」產生的土壤，但因為沒有私有財產，計劃經濟搞平均主義，大家都是按需分配吃國家的大鍋飯，乾好乾壞一個樣，民眾也就漸漸失去了勞動的積極性，國民經濟水平自然一落千丈，現在這種經濟模式除了極其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外幾乎沒有國家還會採用了。
自從小平南巡以後，中國走了第二條道路，也就是踏踏實實地向資本主義學習，在小宗商品和小農經濟領域搞市場經濟，但國家還是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和核心產業，在政治方面為了避免「資本家」乾政就由一群資歷深厚的無產階級領導代表，通過選賢任能的方式挑選合適的國家領導人。這個方案在當時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國的經濟生產力，而且像鄧小平、胡耀邦這樣的開明領導人確實也比較為國家著想，不管有用沒用，起碼改革開放屬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避免中共步了蘇共後塵。但這個方案有兩個問題，首先國有壟斷的核心產業，就必然是行政化管理，但這非常不利於科技創新，因為科技創新講究投入資金大、時間長，而且未必有成果，同時創新階段幾乎是只有投入沒有產出，但對於國企領導來說，他的政績和企業績效掛鈎，沒有產出就意味沒有績效，也就沒有政績，沒有任何一個領導願意冒此風險搞科研創新，所以中國的核心產業往往只能搞搞製造組裝，在生產鏈的底層，一旦國外斷了我們的高精端科技鏈，比如中興事件，我們就馬上陷入產業危機。
另一個問題就是對於負責選賢任能的無產階級領導代表如果腐化了，誰來對之進行監督和制衡？事實上在當前的體制下民眾基本上不可能制約他們的權力，他們為了積累自己的財富一方面很容易濫用人才選拔的權力，由無產階級領導代表蛻變為官僚資本家，另一方面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往往在選拔方面都是考慮紅二代紅三代的親屬，這就變成了寡頭家族對政治統治的壟斷，而且還會千方百計禁止其他人染指他們的核心權力圈，國家領導的選拔環境和範圍比資本主義的金主政治還要差。有些考古癖的朋友曾對我說：「存在就是合理，歷代皇朝從來如此」，從來如此，便對麼？
由此可知，雖然資本主義下的金主政治確實有不少的缺陷，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為了杜絕資本家產生的計劃經濟平均主義，還是由一群無產階級領導代表專職負責選拔領導人的機制，得出社會效果反而比金主政治更差。反觀憲政國家，吸取了歷史的教訓，政治上，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級立法機關都是由最基層的民眾選舉產生，而且禁止企業的政治獻金和設定選舉募集資金的上限，比如奧巴馬的選舉經費就是由民眾小額募捐構成的，避免資本家操控政治，川普更是靠自己競選，也盡可能不受其他資本家大集團的操控。經濟上，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的優點，國家適當的干預經濟，比如建立起完善的勞工保障機制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對大型企業更是進行社會化的改造，比如微軟大股東比爾蓋茨的股份稀釋到僅4％，足見連個人影響企業都如此艱難，更何況再通過企業操縱國家。
具體可以拿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為例：首先，川普作為資本家竟然也要和其他大集團抗爭才能上台，說明資本家之間也存在激烈的競爭，所以某個資本家上台就代表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明顯是站不住腳的。
再次，川普之所以能戰勝眾多財力更為雄厚的資本家，靠的就是民意基礎，也就是說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許金主政治的社會里，沒有充分的民意基礎，光靠資本是行不通的。
最後，川普作為一個普通資本家（離福布斯排行榜前幾位還有很遠很遠的距離）上台，他一方面受到選民的監督，另一方面那些被他打垮的資本家肯定也想給他壓力，換而言之，就算你一個資本家上台了，基於各種體制內、外的約束，如果得不到各個權力機關的支持，不能體現民眾的利益，就算上了台能做的事也極為有限，不存在哪個資本家一上台就可以為所欲為（實際上川普不僅不能為所欲為，現在還因為國內外的形勢加上他自己對政治經驗的缺乏而感到焦頭爛額呢）。
綜上，凡是越公平的選舉規則，越有資本的人自然越是擁有天然優勢的，這就像北大狀元熊軒宇，父親是外交家母親是教師，又是北京人，這樣的優勢必然更容易讓他上北大，但不能因此而說高考不合理，要廢除，至少高考已經是相對公平的競爭規則。
如果資本主義國家是指不干預經濟活動的國家，那麼對於現在講究國家適度干預的憲政國家來說，已經不屬於資本主義，或者說應該屬於「混合主義」。
有些朋友用統治階級而非生產資料分配所有制的形式來劃分國家性質在實踐中是很荒謬的，按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構想，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應該是無產階級，但在事實上，如果國家機關不採用憲政民主產生，那麼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是管理國家生產資料的官僚，而這些官僚由於管理著巨大的生產資料分配權，又無法通過分權和選票制衡，那麼必然很容易濫用生產資料分配權而淪為寡頭權貴，也就和封建主義的統治階級重合了。
好了，當國家的機關採用憲政民主產生時，國家的統治階級永遠是更有利於擁有更多生產資料的人，因為他們更有利於通過運用生產資料的管理權獲得競選優勢，根據國家生產資料分配所有制的區別，在以國家過度干預經濟、統一管理生產資料分配所有制的情況下，擁有更多生產資料管理權的官僚更有競選優勢，而在國家適度干預經濟或者不干預經濟的情況下，擁有更多生產資料管理權的商人則更有競選優勢，而由於生產資料管理權可以換取更多的利益，根據人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這些擁有更多生產資料管理權的官僚或者商人，他們也就演變為官僚資本家和社會資本家，換而言之不管是採用何種生產資料分配所有制或者是否採用憲政民主產生國家機關，實質上無產者依然無法成為統治階級。
故此，當我們討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混合主義時，只能根據代表公共權力的國家是過度干預經濟還是國家不干預或者適度干預經濟進行區分，而不能用統治階級進行區分，是因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根基自始就因為違背客觀規律而不可能成立，人類也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由無產階級作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比如馬雲就是中共黨員，一位大資本家竟然是無產階級代表當中的一員，而且在社會上還有相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不是天大的諷刺嘛？因此如果用統治階級來區分國家性質的話，社會主義自始就是不存在的，而這又是和客觀存在的歷史不符合的。
退一步講，資本家創造財富，也並非全然依靠對勞動者的剝削，甚至可以說勞動者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極為有限。「剩餘價值」的出發點是把勞動者當成創造財富過程中的決定性要素，那勞動過程中的財富增值，減去勞動報酬（工資），剩下就是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拿走了，是對勞動人民的敲骨吸髓。這當然不是事實，勞動力在多數時候都不是決定性的要素，勞動力在歷史上多數時期是相對充沛的、而資本是缺乏的。資本家的一項重要付出是風險，工人乾一天掙一天的工資是沒有風險的，而資本家的投資卻有虧本的可能。風險本身就構成了收益分配的要素，誰承擔風險大、誰分享的收益多，你把風險價值折現，從利潤里扣下去，咱們再來看有沒有剩餘價值，照這個算法就算有，那就剩不下多少了。
就在勞動一項要素里，從歷史的宏觀尺度來看，為財富增值做出最大貢獻的，只是某一些勞動——創造性的勞動，而不是普通人的重復性生產勞動，那個發明瞭犁的人，比其後一百年世界上所有的農民加在一起，為財富的增加做的貢獻都更大。這話聽起來廣大草根會不高興，但創造歷史的從來就不是人民群眾。
如果資本家發財了，有人告訴你：東家是把老家的祖產典當了，拿本錢來開廠，我們乾一天活掙一天錢，累是累一點，但吃得踏實、睡得安穩。但東家要是開廠做虧了，祖宗存的老本都沒了，死了都不入祖墳，人家是天天吃飯也心慌、睡覺也睡不著，生意做發了，東家得大頭，這事該不該？應該嘛。
我們天天下力乾活，勞力不勞心。東家天天鑽研怎麼改進設備、提高效率，人家搞的是創造性勞動。之所以我們廠的產出比另一家廠高，是因為東家改進了機器，所以我們廠賺的錢多，除了一部分錢給工人發紅包，多數被東家拿走，該不該？當然該，那是靠別人的創新勞動才提高的競爭力、增加的收益，至於普通工人你在這家廠、和在另一家廠乾的活沒有差別，創造的價值沒有差別。
綜上，資本主義國家終將被社會主義取代的結論本身就是存在質疑的，而資本主義國家也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借鑒社會主義有益經驗的基礎上，轉變為「混合主義」國家，經過實踐經驗，不需要再摸著石頭過河就可知，這是一條比社會主義更適合憲政國家的道路，因此憲政國家自然也就沒有走社會主義的必要。
雖然「混合主義」國家也並非盡善盡美，但根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混合主義對比起無論走平均主義的舊式社會主義還是走由無產階級代表領導們操控國家核心產業和選拔領導人的新式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利於保障民眾的的正當權益、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總言之，資本主義國家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選擇走混合主義國家從來不是一個是非題，而是一個選擇題。
那麼沒有走混合主義道路就是導致房價高企、民眾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嗎？我認為還不是，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繼續深挖一點。
國家無論選擇走怎樣的道路，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或者是混合主義、共產主義等等，其實都是一種國家行為的體現，因此要盡可能保障國家方向的準確性，就必然要盡可能保障國家行為的合理性，否則一個國家行為的合理性得不到保障，隨時可能朝令夕改、倒行逆施，原本合理的方向就得不到堅持，不合理的方向就有可能被推行，當然也有可能是原本不合理的方向得不到調整，合理的方向得不到堅持。
由於國家行為由國家機關作出，因此國家機關的完善性決定了國家行為的合理性。因為國家行為必然左右民眾的權利，所以國家機關的完善程度與國家機關在行使國家管理職能時濫用公權力侵犯民眾正當權益的程度成反比。要盡可能避免國家機關濫用權力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就要對國家機關進行制衡和監督，也就是俗稱的「把老虎關在籠子里」。
制衡和監督有且只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通過上級領導指導下級、同級領導指導下級的機制條塊分割層層監督，以司法機關為例，由於信不過各級法院，因此除了上級法院以外同級上頭有反貪局監督，反貪局也是信不過的，於是後頭還有政法委，但政法委也不是可靠的，於是後頭還有紀委，但是後來發現紀委也出問題了，於是後頭又增設了監察委，當然監察委還出問題怎麼辦？不怕後頭還有黨委。黨委出錯怎麼辦？不會，因為黨委領導都是經過選賢任能的精英，早就脫離了低級趣味，高瞻遠矚，運籌帷幄，不可能犯錯。
而虛偽腐朽的西方憲政國家由於不相信有不會犯錯的人，假定人都是自私的、醜惡的，因此一般都是採取體制內分權制衡、體制外選票監督的機制防止國家濫用權力，至於孰好孰壞，我不評價，大家見仁見智了。
總的來說，不管選擇哪種機制，世界上都沒有任何一種制衡監督的機制盡善盡美，國家在選擇制衡監督機制時應當考慮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選擇一個盡可能避免公權力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的監督制衡機制，因此國家機關的設置制度同樣不是在做一道是非題，而是在做選擇題。
我所理解的國家強大，不在於軍事上的耀武揚威、不在於經濟上的財大氣粗、不在於政治上的唯我獨尊，而在於盡可能實現避免國家濫用權力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努力保障每一位炎黃子孫都能擁有獨立而完整的人格、擁有尊嚴、擁有安全感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拿2018年10月中旬的股災和2019年8月人民幣匯率破7這兩件事來說，不少人都有先見之明的意識到如果當局繼續與民爭利、壟斷市場，這場災難必然不可避免，但那又能怎麼樣呢？你明知當局不可能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於是你只能無能為力的看著事態往最壞的方向發展，所有人都將淪為當局的犧牲品，但你不僅不能在公眾場合抱怨，而且還必須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陪著笑臉把這場戲演下去。
當然，哪一種國家機關的設置機制更完善，還可以繼續討論下去，這就涉及到國家機關的具體職權、架構、組成、框架、產生、任期、連任、限制、褫奪、中央和地方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關於這個細枝末葉的問題，一來過於瑣碎，大家都不喜歡看，二來有很多原因不方便繼續深挖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多思考一下，我就寫到這個層面好了。
最後來個全文總結吧，房價居高不下，其實只是一個眾多社會矛盾顯現出來的表象，本質上是國家機關的設置制度上可能不夠完善而引起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源上，要到國家機關的設置層面去反思，否則一切美好大國的構想終究只是南柯一夢。
PS：曾有槓精說我也是有很深的偏見啊！多新鮮啊，你見過沒有偏見的人嗎。文昭先生說過，哪怕是孔聖人，今天很多人還指責他歧視婦女、歧視商人、歧視勞動者。要以網絡「槓精」的精神，來解讀《論語》簡直就是黑人無數，孔子說當時禮壞樂崩，他就以批判者面目出現，就沒有幾個人他是看得順眼的，就沒有幾個人是他黑不到的，那他也是充滿了偏見。所以說我有偏見是一句極其正確但無用的廢話。我有偏見不可怕、誰有偏見都不可怕、哪怕是聖人有偏見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社會只允許有一種偏見，而且不容置疑、不容挑戰。既然是人就免不了有偏見，那就要在一個自由的觀點市場上讓各種偏見充分競爭，人們自己去鑒別選擇。你與其把精神花在證明我有偏見上（從今天開始你不用證明瞭，我自己就承認了），還不如琢磨怎麼讓這個社會成為包容各種偏見，各種偏見能夠自由競爭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