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简中无好书”？
当代中国基本没有好书。
这句评价未免讨骂，甚至讨打，但似乎没有更真实又更不讨打讨骂的说法可以概况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了。
先来看一组2019年作为世界前五大经济体的美、中、日、德、英五国出版业收入的对比数字：
出版业年收入（亿美元）：美国259.30，中国145.96，日本141.97，德国104.08，英国80.52；
出版业收入占GDP比例：美国0.12%，中国0.10%，日本0.28%，德国0.27%，英国0.29%。
（中国数据来源：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摘要）》。出版业年收入计算方式为：新闻出版产业营业收入为18896.1亿元即2738亿美元，其中图书出版收入占比5.24%、电子出版物出版收入占比0.09%，共计145.96亿美元。其他国家数据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文章）
从数据中看得出来，尽管彼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人口国，但中国人确实不怎么爱买书，幸好公认反智且没文化的美国人只比我们强一点点。既然不爱买书没耽误美国当世界老大，也没耽误我们在GDP上超过日本、德国和英国，那我们也大可放心，不必太把不爱买书这件事放在心上。
真是如此吗？至少中国政府不这么乐观，没少指责美国搞“文化霸权”；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中国人每年白看或者消费了多少美国文化产品，大家心里也有数；再细想想，美国图书业的规模优势一骑绝尘，还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好莱坞电影、百老汇戏剧、流行音乐……哪一个文化领域没有“文化霸权”级别的产品存在呢？对所有这些领域做个比较，又有哪一个的创作成本比图书出版业更低呢？如果真的试图跟美国在文化上抗衡，作为追赶者，还不如老老实实搞出版业呢，毕竟日本人就是通过画漫画后来居上的。
照这个思路，中国的网文领域似乎大可乐观看待。中国的14亿人中有4.5亿网文读者，英译网文纸质书也卖到了美国，只要正常发展下去，不说跟美国“文化争霸”，也有望稳稳压过只靠自产自销就坐稳了世界第三的日本。
然而，网文，或者所有图文类产品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多不能明说但又一目了然的问题。
第一，图文类作品在中国几乎得不到版权保护。
撇开只要卖出5万册就算畅销书的纸质书业界不看，表面上晋江之类的付费网文网站似乎办得挺热闹，只要那4.5亿网文读者中有一部分愿意付钱，前景应该颇为乐观。然而数据就摆在眼前：2019年，晋江文学网收入为8.3亿。这笔收入分摊在同年3400万的晋江注册用户头上，大约相当于每人付了买一本纸质书的钱；不用说，付了这笔钱的人，肯定不止看了一本书。然而这个跟版权保护完备的国家远远不能相比的数字，似乎已经是在盗版极为普遍的中国所能得到的理想结果了。
创作者看盗版文盗版动漫，出版社的编辑看盗版书，电影电视业的编剧看盗版影视剧，都是中国的常态。连从业者都是如此，自然更没有理由指责读者观众了。本应成为文化产品消费者的人群，往往并不为自己观赏的作品付费，而只为其中一小部分付费、只为不得不付费的那些付费。
这不是没素质的事，甚至也不是没钱的事。只要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免费获得他人的劳动产品而不被追究责任，那么选择这样做的人自然就会是大多数。而一旦这样做的人成为大多数，那么做这件事就不再存在什么道义上的负担。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无论是靠消费者自我监督，还是靠作者向消费者求情，都没有什么用，唯一有用的是国家力量严格执行版权保护法，把盗版当盗窃一样对待。
为什么国家不抓盗版呢？答案很简单：抓盗版所需的成本和维稳审核的成本一致，都需要人工审核员、监控印刷业等等；然而国家的钱也不是无限的，维稳经费尚嫌不足，哪里顾得上不影响维稳、量又极大的网文之类内容的盗版呢？哪天出了什么大型舆情，或者准备扫黄运动的时候突击整顿一下也就罢了。等到盗版进入“法不责众”的阶段，法律震慑力也形同虚设了。
那么，不保护版权有什么后果？如果一个创意行业本身赚不到钱，那么这个行业自然不会有人才进入，也培养不出人才，自然也就没有好的创意；如果这个创意行业要靠出售产品以外的途径才能赚到钱，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IP改编、点击引流之类，那么它本身就不是在生产产品，而是在生产别的产品的广告；如果这个创意行业生产的只不过是变相广告，那么观赏者自然更不愿意为此付钱，而是转向既有质量、又不被审核、还不花钱的盗版外国文化产品；如果外国文化产品一进入中国市场就被盗版，再被删些什么加些什么，生产者和消费者为此付出成本的动力就更小。
如此循环下来，这个行业自然充满了创意垃圾。倒不是说垃圾山里翻拣不出好东西来，只是就算歪打正着翻出了个把好东西，也不影响垃圾山还是垃圾山的事实。
有人会问：好书不一定好卖，但总有一些不畅销但水准很高的虚构或非虚构书籍也在出版吧？这一类书也一样是垃圾山里翻出来的。市面上能看到的肯定不赚钱的“高质量”图书，背后不是自费就是有国家经费支持，也就是有人买单，但不是买书的人。因为中国没有有社会影响力的图书奖，出版社没有畅销书提供的高额利润支持卖不动的好书，中国写书人——实在很不方便笼统地称他们为作家——没有社会影响力以及把社会影响力转化为经济收入的手段（如做演讲、做视听节目）——一句话，或者有钱赚，或者有口碑，什么都没有，那就不是事业，只是爱好。
说到爱好，那么“为爱发电”的同人作品又如何呢，其他国家不也都有，圈子里不也其乐融融吗？别的不说，在版权保护完备的国家，顶尖的同人作品作者很容易走上商业道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整个系统是鼓励而不是抑制受欢迎的作者赚到更多的钱。日本的同人志出身漫画家不计其数，连美国也有《五十度灰》这样的同人大作。而在中国，所有自行印刷售卖的同人作品实际上都犯了非法经营罪，更不必说内容触犯色情红线的情况了，后果比提供盗版严重得多。
既然说到红线，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点了。
第二，中国的图文类作品乃至文艺作品不分级，而且不可能分级。因为分级和审查是密切相关的，而审查又是绝不能给出标准，却必须坚决执行的。
只要是在中国消费过某种文化产品——有时盗版也算——的人，想必都有过一个疑问：不是说不能审查啊，只是能不能给一个标准？哪怕每年一修订甚至每月一修订也行啊。没有标准，昨天能干的事今天不能干，某甲能干的事某乙不能干，流量小的能干的事流量大了就不能干……这事到底还怎么干？
这个疑问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你们找我要标准，要违规词表，那没有。我今天给了你，明天就上外媒了，那能行吗？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为了不让友邦感到惊诧，我们万万不能把审查标准明确下来。至于你们制造文化产品的时候会遇到多少困难，那是你们思想有问题。你们要是和上头一条心，红线不就相当于不存在吗？
因为在唯物主义中国，审查标准恰恰是唯心的，所以才能干出下面这种事：原则上不允许任何身在大陆的人上YouTube发视频，但你要是通过中国仿古农村生活在YouTube上吸引了大批外国关注者，央视又会称赞你“凸显出文化对外传播的正面效果”。
巧合的是，同一篇央视文章也称赞了的耽美网文改编剧《陈情令》（就是著名艺人肖战的成名作），其原著作者“为晋江文学城签约的知名写手，因伙同淘宝网店销售人员累计制售淫秽书刊2类4000余册”，早在文章发表前几个月就入狱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在这位作者入狱后才正式出版的英文书，堂堂正正地在美国的大卖场输出中国文化；而她最早发文的国内网文平台，倒是把她的所有作品都锁定禁止访问了，并说明是“因受国家政策法规等不可抗力影响”所致。她的作品包含的中国文化，在境内是低俗淫秽的，在境外则是正面先进的。如果非要强行解释这一现象，大约是中国人的道德观也确实领先于全球吧，我们看不上的低俗文化，送给满脑子低俗东西的老外正合适。
所以指望分级的人可以休矣。文化产品分级，就等于承认达到某个年龄的人会有性欲、暴力欲、看鬼故事欲……总之是各种跟公序良俗不那么搭调的“低俗”欲望，而且通过观赏文化产品满足这些欲望是值得肯定的。可是上头本来就不承认中国人应该有这些低俗欲望，又谈何满足？你想看性描写，为啥不去结婚呢？你不想结婚，那还看性描写干吗？至于什么熊吃人、鬼吓人、同性恋、中学生在笔记本上写人名就能把人弄死的奇幻推理/连环杀人事件……都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在中国，实际上最安全、最好卖的文化产品只有一种，习近平创作的文化产品。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点。
第三，中国最大的畅销书作家不是别人，正是习近平本人。
习近平的书销量有多大，官方是提供了数据的。引用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摘要）》：“在单品种年度印数和平均期印数排名前10 位的图书、期刊、综合性报纸中，主题图书、主流报刊占据多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超过7800 万册，《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达到4700 万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其学习辅导读物超过610 万册，《新中国发展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9》近 540 万册。”
与上述情况形成对照的是，2020年出版，2021年中国非虚构类图书排行榜排名第一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两年时间只卖出了300万册，当然，这已经是奇迹般的好成绩了。而2019年中国非虚构类图书排行榜第一的书是哪一本呢？卖出了200万册的《习近平在正定》（其实同年还有另两本分别卖出200万册的《习近平在宁德》和《习近平在厦门》，只是没计入民间的权威出版业行业数据里。至于原因，不外乎是揣摩上意的结果）。
毛泽东一生的稿费是124万元，据说没有留给子女当遗产，没有留下现金，但也不在银行户头里。虽然一般人不会因为这样，就得出这篇模糊化处理得挺好的文章的结论：“主席的稿费没有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女，而是把这些钱归党、归人民了。”但要是有人因此感到放心，相信“肉烂在锅里”，习近平或者他的著作编撰组哪怕拿到了巨额稿费，将来也一样“归党、归人民”，那也完全是Ta对爱国教足够虔诚的体现。
只是，在最高领导人的书能卖出几千万册的同时——这些书跟核酸一样要花钱，因为以上印数都是国家产业报告中的数字，要算进图书出版账的——非领导人的书根本卖不出去。年销量百万级的书除了领导人和党的书，只有29种少儿图书（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销售方式是小学摊派，与党国书的销售方式异曲同工）及6种文学类书，而且后两类的销量都只是勉强破百万而已。
那么回到开头的表格，假如扣除卖出了8700万至110万册不等的党国类超级畅销书，中国出版业的实际数据会难看得多。
这一点既然我能看出来，上头当然更能看出来。而上头把这份数据公开给人看，显然就说明上头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是中国图书出版业收入难看这个效果，而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绝对霸主是习近平和他的率领的党这个效果。显然后者在他们眼中是足够好看的。
很遗憾，“简中无好书”这个问题，又通向了“辱华”的结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辱爱国教”的结论。
这实在很难避免，因为哪怕说到纯粹的经济因素，也很难乐观起来。中国人的图书购买力很有限，因为每平方米房子的成本都要几万块，在这一平方米上放了书架，有可能就放不了沙发甚至是电视机了。这有限的购买力又被党国畅销书消耗了一大部分，剩下的还能支持几本畅销书呢？这些畅销书里，又会有几本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呢？
既然如此，“简中无好书”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文化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但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